论程朱理学之异同

过去的学术界通常将程朱理学不作区分。程朱理学究竟有哪些同与异?二者的共同处在于将"理"视为某种超越于经验的、绝对的存在,它是某类事物的所以然者或自性。在程朱看来,宇宙是一个整体性存在,宇宙整体的生存之道便是天理或公道,这个天理或公道便是仁。这是他们的一致处。不同处在于,二程之理只有公理、天理,它不仅是宇宙之理,也是万物之理,即万物分有了同一个天理;朱熹则认为宇宙不仅有天理、公道,而且每类事物包括无生意的种类都有自己的理,世上不仅有公理,而且有不同的别理。这是二程理学所没有的观点。     

明代福建易学述要

明代福建易学的主流是阐发程朱传义,以蔡清<易经蒙引>为代表的清源学派易学,成果卓著,影响遍及全国.另一方面,明代福建易学成就又展现了多样化的特色:以苏浚<生生篇>为代表的心学派易学,以李贽<九正易因>为代表的义理易学,以魏浚<易义古象通>、黄道周<易象正>为代表的象数图书易学,以何楷<古周易订诂>为代表的集解派易学,都为构建明代易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易学中的汉学倾向

明中叶以后,学者开始重新肯定汉学和古注疏的重要,在易学研究方面亦出现恢复汉学的倾向。由《易图》的真伪之辨,明人对宋儒的推崇态度已大加转变;提倡实学的学者通过考订《周易》中的象数来反对空谈玄理,涌现出许多以象数观点解易的著述,力图恢复汉人的言象;有关《周易》古注的辑佚工作,成果也相当可观,亦有专研音韵与考据易义的经著出现。可以说,这是清代汉易研究的滥觞。     

近百年来明代易学研究述评

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明代易学不被关注;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明代易学逐渐受到重视。既往对明代易学的研究大都就易学言易学,未能脱离“象数”与“义理”这一传统路数。只有注重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充分紧密地结合明代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氛围,将受《周易》以及易学启示、影响的明代历史过程和思想、学术等文化现象作为考察对象,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明代易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与主要精神。     

论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易学的特点

孙应鳌是明代黔中王门心学大师,其所著《淮海易谈》是贵州开省以来最有影响的易学著作。孙应鳌易学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属于义理易学中的心学派;二是以心学解易学,以易学证心学;三是伦理型的易学哲学,带有中国哲学的固有特色。     

论程颐易学对王弼之学的继承

《周易程氏传》是理学家易学的代表著作。《程传》作为义理易学的著作,其学术思想直接渊源于王弼。程颐《周易程氏传》与王弼《周易注》之间在易学的学术形态、体用关系、以人事明天道等方面有学脉关系。     

朱熹易学简论

作为易学哲学大师,朱熹追求《周易》一书的本来面貌,提出了“易本卜筮之书”的命题,突破了经学的传统观念;他以阴阳对待和阴阳流行概括易学中的阴阳变易学说,进—步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他以程颐体用—源说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将汉唐以来易学哲学中的宇宙生成论体系,转变为本体论体系,对儒家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子早年易学本体思想之形成过程

朱熹哲学思想的基础是易学本体论。本文对朱熹早期易学本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了考察 ,揭示了朱熹如何将易学本体论作为他整个哲学思想之基础的历程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传统中国哲学家是如何通过《易经》领略大道并建立思想体系的     

论西汉易学天人之道的建构及其文化意义

《周易》在西汉经学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原因是它为西汉思想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贡献,满足了当时社会重建秩序和价值的理论诉求,此贡献通过天人之道的建构体现出来。西汉易学天人之道的建构思路是,先将易道理论阴阳五行化,通过以卦象为媒介的宇宙图式表达新的天道观;再依据天人同气、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理论模式,为人道提供来自天道的权威依据。这一天人之道的理论系统,因其整体性、孕育性、延伸性特征,催生出其他新的学说,对汉代以及后来中国民间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座独特的高峰。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     

出土早期易学材料与《周易》经学的哲学解释

出土相关材料对于《周易》文本的校读和经义的重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破除疑经风气和检讨20世纪的经注成果具有较大的作用,《易》本卜筮之书等观点得到了新材料的证实。《周易》经传无论在文本形式、表达方式还是在思想内容、阐释方式上,长期存在紧张的对立关系,《易传》的产生导致了经传对立,并在一定意义上将经学转变为传学;程朱在《周易》文本与解释之关系上产生了对立,而民国学者深受新潮观念的影响,将清人成果弃置一旁,随意破读文本、颠覆故训的现象十分突出,值得深入反思,并引以为鉴。训诂的错误会造成文本与解释的分裂,而元亨利贞之句读及本义的重新训解,成为当代实现《周易》之义理性、哲学性解释亟需超越的语言学障碍;三百年来的相关训诂成就为《周易》文本之真意在一个侧面、一定程度上的澄明和勾画提供了基础条件,而出土《周易》诸本为经文本身的还原及经义的准确理解提供了更为真实、可靠的基本前提.《周易》解释需要重新实现经学化,并将义理性乃至哲学性的阐释有机地植入其中,当然,这里面存在巨大的困难。     

论程、朱天理、人欲之辨的合理内核及其价值嬗变

在程、朱的观念体系中，人的一切正常合理的生理欲求因符合天理而得到肯定，超过正常合理之度的欲求即为人欲，亦即私欲，必须加以摈除。因此，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实质是公与私、正与邪的对立，就形而上的层面言之，“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包含合理内核的命题。然而，在实践层面，程、朱将名教纲常等伦理要求视为天理的真实内容和永恒表现形式，从而使这一极富合理性的命题变成吃人、泯灭人性的工具。从道德到非道德、合理到不合理的这一价值嬗变，并非程、朱个人历史和思维的局限性使然，而是整个儒家理论体系固有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论易学源于山东——兼论汉以来山东古代学者对易学之贡献

作为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易学有汉易系统、晋易系统、宋易系统三大形态。有材料证明,这三大系统开风气之先的都是山东学者。汉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孟喜,集大成者是郑玄;晋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王弼;宋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以孙复、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得出结论:易学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纵览文化轴心期以后汉以来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看出,山东学者对我国易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论顾炎武易学思想与清代易学转向

处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通过对汉宋易学的检讨,提出了重卦不始于文王、卦爻外无别象、图书之学为道家易、复程朱易以存易等重要的观点,彰显顾炎武以复古和辨伪为主要内容的易学特色。顾氏的易学复古和辨伪所提出的观点,未必完全符合先秦儒家易学,但确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顾氏在易学研究中倡导的求实精神和考据方法,引领清初辨伪和复古的的易学思潮,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自此,易学研究开始转向,易学考据之风和汉易复兴已成为易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顾炎武易学复古是回归原典不是恢复汉易。     

来知德对理学的疑辨及其易学的特点

来知德(1525-1604),字矣鲜,号瞿塘,明夔州府梁山(原属四川,今为重庆梁平)人.来知德著作颇丰,有《理学辨疑》、《省觉录》、《省事录》、《河洛图书论》、《入圣功夫字义》、《心学晦明解》、《大学古本》等,以上收入《来瞿唐先生日录》,共十三卷.来知德另著有《周易集注》,于此书用功尤笃,二十九年而成书,是易学史上用象数结合义理注释《易经》取得重要成就的人物.来氏其名、事在《明史》和《明儒学案》(列之《诸儒学案下》)中均有记载,现依据《日录》与《周易集注》等著作和相关材料研究来氏的哲学与易学思想,以展现来知德学术思想的特色.     

论王船山易学中的道与阴阳之关系

就道与阴阳的关系来说,王船山认为道并不在阴阳之外,而是阴阳之气运动变化的秩序与条理。虽然道与阴阳为“一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船山就放弃或取消了道作为价值的根源。所谓“一之一之”者正是为了凸显道的作用．强调道即是阴阳之气本身具有的主持分剂之理。船山之说既肯定了气是宇宙惟一的实体,同时又使道显得更加内在与真实。     

论明代翻案剧兴起之原因

明中后叶,传奇剧坛兴起了为负心书生开脱罪名的翻案剧,究其原因,可从四个方面来探讨:统治者对演剧内容的禁限;明中叶以来哲学思潮的影响;创作主体与接受客体的审美倾向;传奇体制的内在要求,这四个方面是相关联的、共同影响促成了明翻案剧的兴起.     

朱熹易学观述论

朱熹易学思想影响很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易学观,朱熹易学观是对易学总体的反思,它包括易学史观、对易之结构的认识,以及对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及其关系的整体反思.易学史观包括一对核心概念:本意和言说,它们描述了易学原初状况和后世易学发展的关系.易由"理"、"象数"和"辞"三重层面构成,这是朱熹对易之存在结构的最终认定.以易学史观和对易之存在结构的认识为前提,朱熹进一步思考并融合了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朱熹易学观为易学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