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理论嬗变及其对社会管理的“隐喻”——基于社会学理论的梳理与思考

日常生活就是人的日常社会生活,具有社会学研究意义,它与社会管理关系较为密切。在日常生活相关社会学理论嬗变中,前期理论从既有经验的"参照"与改变,到管理"紧张印象"的情景定义,再到"检视"日常重复的重要,表现出对自由的"趋鹜",后期理论涉及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生活需要再造"为我们的存在"、符号消费宰制的社会需要采取策略战术对抗、技术理性与文化工业的摧残需要采取非操作性思维方式和交往行为进行扭转等内容,表现出对依赖的"抗争"。针对社会管理的复杂性,日常生活社会学理论的"隐喻"指引,既注重整体性保护"自由",又注重整体性协调"依赖",这样才能使社会管理更有效、更灵活、更新颖,让人过上"好生活"。     

形中“生活儒学”与儒学的重构

宋明理学呈现出"两极游走"的理论走向,宋代理学本以其形上超越性著称,至朱熹极言"理在事先",遂立理学"形上绝对"、"纯粹超越"之"极";明代以"反理学"面目出现的气学、心学本意在纠此"偏执",然至罗钦顺以"万物生长收藏"为"理",王艮、李贽言百姓日用之"理",则又立"形下绝对"、"纯粹经验"之"极"。在宋明理学"游走两极"理论走向的借鉴之下,徐复观之"形而中学"秉持和发扬了"执两用中"的儒学传统,在探求现代新儒学转向之途时,或可作为展开的向度。以此路向展开的儒学,其实就是"生活儒学"。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美学困局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伪命题,真正存在并值得讨论的是"日常生活非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究其实质,只是一种审美与艺术的自我放逐。它以逃向日常生活的方式重返日常生活,不但没有解决美学所面对的虚无主义的内在焦虑,反而加剧了这一焦虑。"日常生活审美化"体现的是期望掩饰虚无灵魂的努力,误以"拟象化"为"审美化",而且在反对"唯美为尊"的同时,也反对"以美为宗",最终使得美学研究陷入困局。要走出这一美学困局,则必须重构日常生活,重构审美与艺术,以审美与艺术作为日常生活的救赎。     

中国语境中的"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从本质上而言是活动的世界;在活动中蕴含着体现马克思辩证法的生成性思维;依据活动对象的不同,生活世界可以划分为劳动、交往和精神三种形式;依据活动的性质不同,生活世界由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两个领域组成.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

"拒斥形而上学"曾经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潮流,而哈贝马斯则用"交往"范式打开了"后形而上学"思维境域之门。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哲学以生活世界为源泉,反对工具理性的泛滥,主张通过交往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间交往活动,推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道德共识的达成。     

论里尔克的“经验”诗学

与二十世纪初期德法现象学哲学思想相对应,里尔克在文学领域提出了"诗是经验"这一现象学命题,其内涵主要是通过"本质直观",返回"心灵的内在空间",在物我融合中达到宇宙精神,以恢复人与自然在原初状态下的同一关系,从而为现代世界中个体的生存寻求根据。但现象对里尔克来说主要是主观精神的创造物,而不是现实的生活世界,诗与现实人生合一的理想更能体现出人类艺术自觉自由的真精神。     

“中国学”的本土化

"中国学"本土化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第一,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主义"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风气."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它将近代英国走过的经济变迁道路视为普适性的经验,因此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定位在寻找这种"普遍道路"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或者拷问它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上.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大量使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的逻辑、观点解释中国与世界.学术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导致我们在观察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中处于"双重失语危机".     

对朱熹“理”的体验主义探析

在朱熹理学中,"理"作为形而上的超越实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也是道德的普遍原理。体验主义是一种以当今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形成发展的哲学视角,这种体验主义为对传统哲学理论进行概念性分析、批判性评价及合理性建构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手段和途径。从体验主义基本立场上看,朱熹所谓"理"是由多重隐喻精致化的"隐喻建构物",尤其是它以非整合性的隐喻思维为基础形成的,所以,最终难免陷入"悖论性超越"存在的理论困境。     

性本论之大成与完结——评《从胡文定到王船山——理学在湖南地区的奠立与开展》

人性论乃中国哲学极重要之理论,而自孟子以来,人性论虽屡有发展,至于宋代理学而呈"完成"之势。王立新新著《从胡文定到王船山——理学在湖南地区的奠立和开展》,则虽以为胡五峰论述最精湛,但同时认为理学关于人性论,还有缺陷,直至船山,中国人性论方才完成"无缺无漏"的完满理论形式。新儒家宗师牟宗三倡导要使儒学成为生命的学问,然其理论本身,依然表现着儒学与生命"有隔"的情状,王立新该著作,则可为真正打通儒学与生命和现代生活世界之"隔",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弃虚蹈实”:清初人性观的时代义理

清初诸儒的性论观虽不尽一致,但均力图摆脱理学思维的羁绊,以重建清代性论观。清初学人的性论观在性善问题上普遍注重"积累",在性恶问题上强调"习染",其中蕴含着清初学风由理学之"虚"转向朴学之"实"的内在学术逻辑,折射出鲜明的"弃虚蹈实"的时代义理。清初性论观的发展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转型与思想学风转轨之间的互动,而且性论观探讨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表现出的新特点,深刻影响着"前近代"中国的思想走向。     

“道”在日常生活中——从艺术说起

"道"的概念源于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道无处不在,也美化了日常生活,并且与日常生活相互影响与渗透。但隐藏于日常生活中的"道",只有一些特定的人才能发现,优秀的艺术创作者便是这样的发现者,他们能敏感地捕捉到生活中的"道",并善于用看得见的日常生活去表现那看不见的"道",用可以表述的日常生活去传达不可以表述的"道",让人们似曾相识,引起强烈的共鸣和深深的思考。     

现象学“生活世界”观念与道家生命哲学的比较研究

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观念是现象学自身理论发展与传统西方哲学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以"本质直观"和"意义构成"回应传统西方哲学的困境;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以"生存"指引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本真问题,这种回应和追问是对生存困境的反思,也是对生命的本质关怀。道家哲学是面向"生活"的哲学,其主旨在于探寻生活境遇的几微,回归生命的自然朴真。因而在探究生活世界及生存境遇问题上,现象学思维与道家哲学有共同理论旨趣。     

近古诗学的“变”与“复”

古人言:"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近古诗学的历史,既表现为"变"与"复"的消长,又呈现"变"与"弊"的交替。以这一独特视角梳理近古诗学的演变,审视其诗论主张,有利于我们清晰认识和把握近古诗学的历史,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发。元明清三代,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思维特点。宋人在拟古中求新变,至宋末诗弊已极。元人倡导"不二古今"救宋人之失。明人"复"与"变"各走极端,形成"诗必盛唐"与"各极其变"的对立,但"变""复"同是困境思维,在困境中寻求诗歌发展的出路,同样都不成功。清人惩明人之失,抛弃极端思维,以为变与复"非二道",走向"变"与"复"之融通,且强调"神而明之",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近代诗学和现代诗学也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探讨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不管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还是"用新精神作旧体诗",都体现了"变"与"复"的思维与精神。这对当下诗歌之路的探索,具有借鉴意义。     

朱子学的身体哲学再诠释

朱熹理学的"体"兼具主、客体属性,既指被认识的"天体"和"心体",也指作为认识活动知觉主体的"心体",还包括这种认识活动据以呈现自我的"身体"。天体与心体是同构的,主体在完成外向"格物"后,"体认"工夫就转入"身体"内部,通过"持敬"而实现。朱熹理学的价值取向是在"身体"中/上完成的。朱熹"体用"思维也是比附"身体"而产生的认识论。因此,朱熹理学是一种诉诸身体的心性哲学。     

马克思的“新”哲学如何关注生活世界

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是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出现危机后开始的。20世纪西方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运动,正是针对形而上学遗忘人生活的现实世界的批判,而这一批判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完成了,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生活世界理论,但其有生活世界理论的自觉,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转向正为这一批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     

中美官方语言中国家角色、归属感与地位问题的研究

中美官方语言中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国家角色定位和思维定势,如中国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是历史的联想思维,而美国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是抽象的理论思维.美国在人权问题官方语言的表述上体现出了美国历史上的"美国超越论",是"美国梦"理想主义抽象思维在外交政策上的延伸,也是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国家角色的体现.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看法,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的反对外国入侵的历史观,也是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负责任大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角色的集中体现.卡特总统的著名人权外交演说与中国的人权报告体现了两国在国家角色、思维习惯和地位上的明显差异.     

“世界”理论的缘起及其范式——论中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两个世界”

在中西方哲学传统中,均存在着关于"世界"的理论,其核心就是对"两个世界"的划分,即现实的经验世界与超越于经验世界的终极世界。"两个世界"产生的理论根源,在于经验世界的有限性以及为克服这种有限性所进行的对终极世界的探寻。西方哲学传统的"两个世界"所赖以建立的理论范式是"本质主义",而中国哲学传统的"两个世界"则最终建立在"价值主义"之上。作为"两个世界"的理论旨归,既借鉴、融合又超越"本质主义"和"价值主义"当是中西方哲学的一种共同追求。     

马克思“实践”概念对哈贝马斯的启示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强调世界是物质的,把实践活动看成是人与外部世界作用的重要环节。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一样,是强烈反对传统哲学家仅在先验层面上纯思辨地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将社会的现实和实践完全排除在自己的对象范围之外,因此,哈贝马斯要重建"实践理性",发掘"实践"大于"理论"的优先性,并面向生活世界,使后形而上学在现实社会获得存在意义和发展契机。     

朝鲜李睟光“性情论”探析

李睟光的"性情论",不仅是朝鲜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朝文论关联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但是李睟光的"性情论",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性情"、"情性"的诗学范畴不同,李睟光的"性情论",既与程朱理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国古代文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在对这两个方面的承传关系中,更多的是出自于他的"重道而轻文"的哲学观与诗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