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船山体用视域下的“四端”“七情”之分判

四端七情是宋明理学家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朱子和船山尤甚。但是朱子与船山对四端之内涵的认定存在根本的差异:朱子根据已发未发的性情体用之别将四端视为情,船山则从有无自质的立场视四端为性。这种从情或性来定义四端是对孟子之四端两个面向各自的发展。对于七情,朱子和船山初看都将二者视为情,但是朱子之七情是有善有恶的,船山之七情是中性的——可善可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之,朱子和船山对待七情的态度分别是"制"和"导"。"制"所强调的是对情进行内敛的工夫,而"导"则注重发挥情的积极效用,同时也严防情的消极影响。     

试论船山《四书》诠释中“反内在化”思想——以船山《孟子》诠释为中心

虽说内圣外王是程朱理学乃至陆王心学的整体追求,但程朱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确是偏重心性内圣之学,在工夫论上更是偏重简易工夫。船山作为宋明道学的批判反思者,对于这种偏病有深刻的认知和修正。本文即以船山《孟子》诠释为例,通过船山对朱子及其后学和陆王心学偏病的批判,揭示船山《孟子》诠释的政治哲学取向和工夫论上的"学修"内外兼顾立场。     

船山宗朱、反朱抑或超朱之争讼与辨正

自船山殁后以至于今,学界围绕船山学术旨趣争讼已久,诸种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然细考之,均有偏阙,亦无有公论。船山与朱子之间关系的判断,制约、甚至决定着对船山思想渊源、学术旨趣之定位。依已有之成论,在宋明学术的框架中,船山学说与朱子学说关系归结为:船山笃守朱子学、走出朱子学与超越朱子学三种,由此可将船山学术旨趣化约为:船山以理学为宗、对朱子理学的倾覆以及集道学之大成三种争讼观点。宜以整个思想史的视域,将船山之思想视为朱子学说之反动,即对于朱子在理学开新的过程中丢掉了原始儒家的精髓、失去了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之意蕴的"反动",从而将船山学术旨趣追溯至尽"明人道"的先秦孔孟之正学,从而肯定船山以复先秦之古为解放的正面价值。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王船山对饶双峰《孟子》说的批评与接受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再传饶双峰的《孟子》说加以深度剖析,从解经方法上严厉批评饶双峰过于分析的区别法“自误误人不小”,简直是“石田中求罅隙”;在理气观上,船山倡导理气不相离、理势不可截然分的理气相因观;在人心论上,船山严格辨析真心、本心与佛老之别,对双峰以人心为仁之解极表赞赏;在仁与礼乐、仁与不仁、孝与义等问题上,船山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双峰“谕父母于道”说违背了孝道精神。船山对双峰的反思与接受,表明船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对朱子后学继承与批判之上,朱子后学构成船山思想的重要来源,显示出船山学的朱学底色。     

船山对朱子、阳明“格物致知”二元对立模式之批判性圆融

格物致知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作为宋明理学的主流学派思想家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彰显为向外和向内、体用和知行等方面的差异。船山从体用互贯角度消解了朱熹、阳明对"格物致知"向外和向内的分歧,将内之本体与外之方法相结合,发展出内思辨与外学问相结合的认识道路,并从知行角度纠正朱子和阳明"格物致知"偏知或偏行的偏执。船山将朱子和阳明对"格物致知"的分歧加以批判性圆融,丰富发展了"格物致知"思想。     

船山“研几”之学的哲学品格

"研几"是船山哲学的重要内容.考量船山的"研几"理论,从儒家哲学立场来看,它既来自于传统,又超拔于传统."研几"之学,也奠定了船山哲学优秀的特定向度,至少在成人之道上.     

从王船山对宋明理学的批评看船山学之精神

王船山对程朱、陆王之学的批评与修正,同时亦是其克服与超越宋明理学之处。船山对陆王心学杂于佛老、单证心性本体而忽略道德实践的学问倾向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并反对朱子分理气、心性为二,而强调理即是气之理,心与性为一,显示出船山治学的重点已从体证道德本体走向成己成物的道德实践,从一己之成德走向儒家之人文化成,此亦即是船山学的精神所在。     

王船山对朱子正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SSCI

王船山的正心思想是对朱子正心思想的发展,主要凸显了四个方面:一是将心之内涵从朱子的"心统性情"发展为"持志正心";二是将正心实质从朱子的"去蔽存心"发展为"道心至正";三是将正心的路径从朱子的"诚意正心"转换为"正心诚意";四是将正心评价从朱子的"心与理一"丰富为"推至天下"。通过对王船山正心思想的分析,可以得出船山的学术研究方法走了一条正学开新和经世致用并重的路径。     

王船山对朱子正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船山的正心思想是对朱子正心思想的发展,主要凸显了四个方面:一是将心之内涵从朱子的"心统性情"发展为"持志正心";二是将正心实质从朱子的"去蔽存心"发展为"道心至正";三是将正心的路径从朱子的"诚意正心"转换为"正心诚意";四是将正心评价从朱子的"心与理一"丰富为"推至天下"。通过对王船山正心思想的分析,可以得出船山的学术研究方法走了一条正学开新和经世致用并重的路径。     

船山易学的本体诠释

我的易学与船山的易学联系与差异并存,而此种差异与联系在本体诠释思想上的整合更应予以关注。本文首先回顾了船山的生平及其易学的基本时代背景,阐述了"观"卦的哲学方法与本体含义(对此我曾有专文论述)——我认识"观"卦是基于哲学方法学的认识为易学这个体系如何形成、如何建立找一个经验的、现象学的基础,找一个易学内在的,自觉的方法来说明。其次,对船山易学从整体到部分的本体诠释——船山先写《周易外传》再写《周易内传》,显示出的方法论的观点,就是由大体及于细节。《周易》透露的这个大的宇宙框架怎么建立、如何充实,是从外而内,从大而小的。如此才能够去了解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内涵。再次,在本体易学的层面,本文详细阐述了船山哲学中诸如"道器"、"理气"等一些重要范畴的本质内涵及其在整个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船山讲,"道之枢,德之牖也",人的本质、本性彰显宇宙的"动",于是,从"动静"、"常变"出发,我讨论了船山怎么从本体易学过渡到本体伦理学。综上,我的基本结论是——船山易学承先启后,继承了宋明理气范畴,重视张载,注重"气",但没有减少对"理"的尊重,与朱子的理学仍然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这是一个本体诠释的认识,也是一个方法论上的评价。     

王船山对张载“太虚即气”的诠释及其意义

王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明确指出,"太虚即气"即是指太虚就是气,而非气之外的另一个存在。但太虚之气并非只是一实然的物质之气,而是理气充凝、理气浑然为一的,故可以为道德实践活动的形上本体。船山的这种诠释即不同于牟宗三讲的"太虚神体",也不同于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气本论"。船山并以"太虚即气"来驳斥佛老之虚无以及修正朱子理气二分的观点,以贞定和保存孔孟以来的儒家传统历史文化。     

牟宗三“别子为宗”辨析

"别子为宗"是假命题。牟宗三的学术功力就在分宋明理学为三系———五峰、蕺山系,象山、阳明系和伊川、朱子系,且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系为正宗,伊川、朱子系为歧出。因此,朱熹"实只是别子为宗"。牟宗三判教标准是唯心论,其意图是使自己的"心体与性体"唯心论,接续前贤而成为新儒家的主流。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是牟宗三唯心论学说的忠实图解。牟系哲学貌似合理,实质与传统儒学"六艺"精神,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朱子的学术路径与康德颇为相似——经验型,其为学方法与海德格尔若合符节——存在先于本质。哲学根本没有对象。如果人为地栽培"心性学",甚或揠苗助长,将有损"天下之公器",不利于中国学术全面健康的发展。     

“志是大纲趣向底主宰”——王船山“正心教”的展开

船山以"正心"为"圣学提纲之要",以志解心,构建内圣学的宗旨依归。置诸《大学》工夫系统,在"志"的主导下,"正心"彻始彻终、彻上彻下、照应"格致相因"、作为新民之本,打通内圣外王;置诸船山心性论系统,依照"志是大纲趣向底主宰"的定位,船山围绕存养与省察、心性关系、志气关系、志义关系等进行了一贯论说。从"正心教"到《大学》学的考察,可为重新审视理学范式演进及以《大学》学为代表的理学经典诠释提供思考,深化对《大学》学与理学双向互动的认识。     

朱子哲学当代诠释方法论之反思——从“继别为宗”到“横摄归纵”

本文旨在针对牟宗三对于朱子学所提出的独特论点,提出反省批评,并经由方法论的深层反省,指出此中所含"逆格义"的诠释限制,进而时朱子学提出一更恰当的可能诠释与重建.首先,简要阐释"继别为宗"的意义,并指出这宗法性的分判本身的限制何在,在方法论上将有如何之限制,并深入朱子的相关文献,对比诠释,指出所谓"本质工夫"与"助缘工夫"之区别,及其在诠释上的缺陷何在.再次,以朱子的<格物补传>为核心,指出它仍归本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大传统,其并非"静涵静摄的横摄系统",而是"横摄归纵的系统".换言之,朱子学仍是孟子学,只是它开启了孟子学的道德理智主义一脉,而不同于阳明学的主意主义.朱子为横摄归纵的系统,而阳明则为纵贯横推的系统.牟宗三关于朱子阳明的根本分判是可争议的.朱子学一方面强调"格物穷理",但另一方面则强调"涵养主敬",此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其中隐含一"知识"与"道德"的辩证性结构.这可以说是由"识别于物"而"知止于心",最后则"明通于道",从知识的横摄到归溯于存有之源,即此存有之源即是道德之源.借此进一步反思学术社群、诠释权力及学问系统之诸多问题,以朱予学为焦点,指出该跨越当代新儒学的限制,而进入一个崭新的诠释时代,中国哲学之发展将有新的可能,朱子学亦当有一恰当而妥贴的诠释.     

“义理先行”与“事求有据”:宋学与清代汉学之异——以道统说的成立与解构为中心

道统是南宋道学学派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涵括各种错杂话语的叙述综合体。本文从诠释学角度切入,将道统系谱的排定和宋学对汉学的反拨对应起来,将道统成立解读为经典诠释转型的结果。论文通过讨论朱子的经典诠释法,以及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对道统叙述造成的影响等问题,试图显明义理与考据在经学诠释史中地位的升降变迁,以及由此显露出的宋学与清代汉学在学术理念与经学立场上的差异。     

文学批评中的“二律背反”困窘

<正> 一、理性与感性的夹缝:批评的位置困窘 批评是回答作者是谁、他的作品怎么样、读者对作品解读的途径又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的,但当批评自问批评是什么时,批评就会显出一种困窘,一方面它是站在理论的立场来评说文学现象的,这使得它具有理性的面孔;另一方面它又是站在切近文学现象的立场来感悟其魅力与价值的,这并不能靠说理的方式来体会并传达给他人,因此批评又有感性的一面。 批评处在理性与感性二者的夹缝中,这或许就可安定了批评的位置。但是这种安定在理论的分类上显得有些悖理。这就暴露出一种位置的困窘。事实上,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划分是始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或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假苏格拉底之口所撰写的一系列对话录中,首开     

船山对朱子、阳明“尽心知性”解之批判与重构

朱子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知性”诠解之不同，从本质上来说是二者在“诚意”问题上偏外与重内的二元对立。船山从文法和逻辑的角度驳斥了朱子“知性”为先“尽心”为后的工夫次序，将其辨正为“非尽心无以知性”,认为“尽心”是“知性”的前提；同时从为学次序和穷理方式上解构了阳明“尽心即是尽性”的内求方式，将其驳正为自明而诚、内外兼修的穷理工夫，从而使“尽心知性”的实现主体由圣人转变为君子。而船山之所以将“尽心知性”重构为“自明善而诚身”的工夫，其旨在于强调“诚身”之实践，以求重返实学、复归圣学，彰显了强烈的原道精神与时代关切。     

从船山的问题意识来研究船山学

参照和套用西方哲学术语来诠释船山思想是以往船山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一研究方法当然有其合理性和不可磨灭的价值.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学术范式和终极目标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以西方哲学的范式或问题意识来审视、解读王船山以及其他中国先哲,不仅会产生隔靴搔痒的遗憾,更可能会让我们无法真正读懂他们的内心世界.而沿着中国先哲自身的问题意识来解读船山,则可能会有新的体悟.这是本人近读陈来先生新作<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一书所获得的启示.作者用"接着"宋明理学的问题意识来解读船山,在这一独特的问题意识所形成的诠释眼光中,船山思想中原先被忽视的面相在新的意义层面得以彰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