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话剧的影视改编

曹禺的剧作历来是影视改编的热点之一.在曹禺剧作的影视改编史上,<日出>的改编总体上比<雷雨>、<北京人>、<原野>的改编都更为成功.以<日出>的影视改编为个案,通过与曹禺其他作品的文本特性及其改编效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话剧改编为影视作品,原著的文本特性对这种改编有很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论曹禺经典话剧的张力构成

作为中国话剧的里程碑,曹禺经典剧作凭借丰厚的思想容量和超拔的技术优势让人望尘莫及.细读曹禺的经典话剧,无论难以确定的主题剧本以及价值指向,还是戏剧形象、意象的设置,以及情感氛围的营造都凸显出明晰的张力特征,也正是这种张力特质结构了曹禺这个旷世奇才的经典话剧文本,并成就了其话剧的经典魅力.     

命运：曹禺话剧中的一种神秘力量

曹禺的话剧着力探寻了“命运”这一神秘的命题。剧作中，命运是一种变幻莫测、难以把握又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命运的变幻莫测与难以把握体现在：离奇的题材、人物关系与冲突的错综复杂、事情发展的突然扭转以及各种不可预料的致命巧合四个方面。命运的不可抗拒则表现为：人对命运的徒劳抗争和永难冲破的命定轮回。其中，命定的轮回现象又包括人生轮回、生死轮回和业报轮回等。“命运”在曹禺话剧中显示出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控的神秘魔力。     

论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

影视与文学有着先天而紧密的亲缘关系，文学不仅是影视艺术的母体，还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着新鲜而丰富的艺术滋养。文学作品历来是影视题材的重要来源，影视改编的不断实践，是影视艺术与文学母体保持联系的最直接的一个纽带。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主要在于文学与影视之间相互重合与交叉的诸多因素，而影视改编尤其是名著的改编作为一种艺术创造行为，又有其内在的规律与规范。     

论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

影视与文学有着先天而紧密的亲缘关系,文学不仅是影视艺术的母体,还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着新鲜而丰富的艺术滋养.文学作品历来是影视题材的重要来源,影视改编的不断实践,是影视艺术与文学母体保持联系的最直接的一个纽带.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主要在于文学与影视之间相互重合与交叉的诸多因素,而影视改编尤其是名著的改编作为一种艺术创造行为,又有其内在的规律与规范.     

曹禺剧作与中国话剧意识的觉醒

“话剧”究竟“怎是”,如何建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话剧意识”,中国学界、演艺界在1930年之前一直昧而未明。曹禺在改译《争强》一剧时,从布局、行动、性格、对话和情趣等方面,表现出他对现代西方话剧意识的极其敏锐的悟解。曹禺的话剧意识形成的机缘是多种的。《雷雨》产生前后曹禺的话剧意识已经很成熟,走在当时、乃至今日中国话剧界的最前沿。话剧剧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以什么样的话剧意识引领写作,才是最为关键的。话剧进入中国已经百年,但如何补上话剧意识这一课,在今天仍显得急迫。     

亨利·詹姆斯小说的影视改编概述

国外亨利·詹姆斯小说的影视改编大致可分为三类：基本再现、当代化和艺术化。在改编过程中折射出文学经典在新语境中阐释与传播的新涵义。1960年后国外亨利.詹姆斯小说影视改编研究热潮的兴起,正反映了影视批评和文学批评之间跨学科、跨领域的联系与契合,这对顺应并引导当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曹禺话剧舞台说明的特点

舞台说明是剧本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曹禺话剧的舞台说明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雍容详尽的叙述美、充满诗意的抒情美、富有表现力的动作美、写实写意的音响美,使剧本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同时也成为了曹禺式的话剧艺术风格的重要方面之一。     

影视改编视角下文学的媚俗化倾向

视觉化时代的文学面临挑战。文学为影视艺术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资源,影视的商业性、娱乐性和通俗性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和发展,经济利益的诱惑使得作家主动寻求文学与影视的迎合和趋同,文学的审美性和精英化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和消解,体现出媚俗化倾向。     

曹禺悲剧艺术论

自从曹禺“出山”之后 ,中国话剧才开始成为真正的戏剧艺术 ,才开始具备自己鲜明的悲剧蕴涵、民族特色和突出的国际意义。作为中国话剧的核心人物 ,曹禺是民族话剧的辉煌和骄傲 ,更是将中国现代悲剧写得最为精彩绝伦、表现得较为深刻广博的大师级人物。从悲剧艺术方面来研究曹禺 ,也许更能够切合其创作的实际 ,捕捉其不朽的灵光     

话剧《原野》改编的三阶段及折射出的问题

曹禺话剧问世后比较重要的改编有十余次，有必要对《原野》的改编问题进行探讨，以求达到对《原野》研究之补充。《原野》的改编经历了三个阶段：社会学改编阶段，再创造改编阶段，重现原著改编阶段。而这三个阶段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现象：重视《原野》之“戏”，而忽略《原野》之第三幕。这个现象可能佐证了长期以来关于《原野》第三幕的批评，即第三幕同前两幕的“人物性格”“情节类型”和“整体风格”不甚和谐。     

论四大名著影视改编与传播的当代性

从四大名著价值属性、改编作品的文化属性、媒介属性及受众接受的审美属性看,四大名著的影视改编无一不体现着当代性特征,正确理解这种当代性的内涵,合理审视当代性在影视改编中的价值,并创造性重塑经典和再造审美,是对四大名著影视改编的科学态度,也是对四大名著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改编.     

影视改编与文学经典传播途径的革新

从传统文学的立场出发,早期的电影不被看作是一种叙事的艺术。但与此相对照的是,新生的电影对传统文学的改编,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未停止过。电影及后来的电视对文学经典改编,一方面帮助电影度过最初的危机,促进了整个20世纪影视艺术的长期繁荣,另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甚至对文学作品的内在创作规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一部分当代经典作品具有了明确的"影视化"特征。影视改编一般可分为"忠实的改编"和"自由的改编"。     

论影视改编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小说为影视传媒提供了文学剧本,影视传播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直接影响当代小说的创作。作家的创作观念和作品的主题由此发生了变化,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语言、人物对白、结构技法等都因影视的影响而出现或多或少的影视化因素,这给当代小说创作带来了艺术上的创新,但同时,文学的阅读想象空间逐步消失,文学的传统魅力逐渐减弱。小说创作的独特性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作家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有意识误读的背后——从《生死场》改编看田沁鑫话剧的主题倾向

田沁鑫的戏剧<生死场>在人物形象、主题意蕴和结构等方面对小说原作都进行了改编,它回归了被认为是对小说误读的"抗日救亡"主题,而这种误读,恰恰是基于当代话剧缺乏精神内核的创作现状而做出的有意识选择.作者希望突破话剧创作过于个人化的局限,建立艺术性和现实性兼具的"新主流戏剧",但这一尝试在戏剧文本内部造成一定分裂性,使意识形态价值和个人的建构立场都遭遇了双向的价值消解.     

从改编到生成：寻找文学与影视的平衡

悠久的改编历史和异常繁盛的现状,越发衬托出改编理论的尴尬,尤其是经典名著的改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编术语的局限及其主观成见造成的。本文在详尽分析影视改编的种种成见与困境的基础上,提倡用文学的"影视生成"替代"影视改编"。一方面,影视生成研究包括对文本的意义生成,从艺术发生学的层面强调意义的产生、动机及过程,将改编的静态研究扭转为动态研究;从语义生成学的层面强调意义生成的修辞研究;从接受美学的层面强调接受过程的意义增殖。另一方面,生成研究也将影视的产品生成纳入到研究视野中,从产业的生态环境进行宏观的外围考察以及非艺术因素的研究。     

论当前影视霸权与文学尴尬生存的悖论性处境——以铁凝作品的影视改编为例

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文化的蓬勃兴起和媒介权力的空前膨胀,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而影视文化的强势崛起是造成文学影响力削弱的重要因素。本论文通过对铁凝作品的影视改编过程的解读和阐释,具体的剖析影视与文学之间从共荣、疏离、蚕食、反抗的深切关联,直接关涉到我们对影视时代文学尴尬的生存方式的感知和变迁时代的文化症候。     

现代文学叙事性艺术的生态考察——以现代小说、话剧名著的改编为视角

1917年到1949年间，中国现代文学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艺术，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文章通过对30年间现代文学名著改编史的论述，揭示了它们不同阶段的各自发展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影视改编中的病态美学及矫正思路——以四大名著新旧版影视改编为例

自失语症提出以来,失语现象不仅没能得以缓解,而且还进一步恶化了下去,不仅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艺术领域,而且还从艺术话语领域侵入至美学精神领域,成为一种文化病态。从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名著的影视改编可以看到,中国固有的美学精神如神韵、意境、飞白等在新版影视作品中丧失殆尽,并有被洋灵魂完全取代的危险。这一失语是视觉主义、媚俗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三者共谋的结果。因此,解决中国影视美学失语问题必须立足中国美学,适当远离视觉主义、媚俗主义和唯科学主义。     

论新世纪影视改编“是否忠于原著”争论的真伪

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是否应忠于原著"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话题,至今也无定论。但改编的影视作品无论忠于原著与否,均有佳作,这表明这场争论已无甚价值。忠于原著原则产生的根源在于学界根深蒂固的文学本位观念,其进一步确立与文学对影视创作庸俗化倾向的纠正密不可分。在文学和影视并驾齐驱的新世纪,我们应该放弃"是否忠实原著"的争论,致力于改编经验的总结与规律的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