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国成文法的公布及其意义

晋国是法治思想的源头之一，较早的公布了成文法，这是其特殊的历史所造成的，周代法律有三个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了那个时期法律使用的形式是“临事制刑”，而晋国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打破了这种状态，从而引起了新旧势力的争议，这种争议也表明成文法的公布具有重要的意义。     

罪刑法定史论

“律之设文有限，民之犯罪无穷”，说明了古代的“援法而治”是不能单独实行的。实践证明，只有制定的成文法典与判例的相互补充，才能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发挥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侯马石简史探

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以圭形为主载有朱色文字的玉、石片,总数在五千片以上,其中可以认读的约六百余片。这批文字材料郭老命名为“盟书”,唐兰先生或又命名为“载书”,文物出版社以《侯马盟书》为书名出版了专集。这批文字材料是否是所谓的“盟书”或“载书”,很可怀疑。盟礼己亡,但从古书的记载中还可探知其大概: 一、“盟”是歃血坎性,加盟书于其上: 《礼记·曲礼下》:“涖牲日盟”,郑玄注:“坎用牲,临而读其盟书”,孔颖达疏:“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     

上清派"法物"之道教义涵研究

上清派经典中之“法物”约有二义：一是在授受经典、符箓之时,按照科仪之“法规”要求而与神灵订立盟约所需之“盟信法物”;二是以修道“方法”为中心所置办之“法物”。其中“盟信法物”亦称“信物”,根据授受经、符之不同,相应的信物在形状、材料、数量要求上亦各不同,但共同体现了“信以誓心”的思想;修道所需之“法物”则以“法服”“书符材料”为主,其制作方式体现出“数”与“道”相通、“色”与“炁”相应的思想。     

试谈《尚书》五“誓”的宣传鼓动特点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上古时期典章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一部远古散文集。本文仅就《今文尚书》中《甘誓》、《汤誓》、《牧誓》、《费誓》和《秦誓》等五篇“誓”文的战争动员令的宣传鼓动特点,谈几点意见。     

从“歃血为盟”看华夏崇拜

观察古代中国的结盟仪式,大致具有以下特征: “盟”总是以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大致“对等”为前提。《周礼·司盟》:“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这是就地位对等的邦国之间而言,《左传·昭十三年》:“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杜注:“六年一会,十二年一盟。”这里,“朝”特指晋见天子,“会”则指诸侯相见。“再会而盟”显然是诸侯间的会盟,属于平等(尽管有爵位高下、国力强弱之分)的彼此间的外交事务。《谷梁传·僖五年》“尊则不敢与盟”是其证。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论略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体现出来的。庄子的“言不尽意”论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对语言，作为达“道”的工具的局限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则进一步指出：对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不仅要摆脱言、象的牢笼和陷阱，而且还要诉诸“忘言”、“忘象”的内心体验。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共同影响和铸成了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得意忘言”的诗性阐释方式。     

唐代“互市”法律制度探析

唐朝政府很重视对外贸易中的“互市”,为其顺利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唐代“互市”法律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法律的一部分已经较为完善,其对于互市组织、互市场所、互市形式、互市程序、禁止互市的商品等都有明确规定。唐代互市贸易法律具有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主要是互市贸易管理法律,其构成以成文法为主,另有一部分贸易惯例。     

“执秩之法”与春秋中期晋国的霸业

曲沃代翼后,晋献公为了巩固君位,尽杀“桓庄之族”、“诅无畜群公子”,严重削弱了公族宗法势力;其子惠公又实行“作爰田”、“作州兵”的改革,以致“甲兵益多”。文公继位,继续变法改制,创造了春秋中叶首屈一指的霸业。此后虽霸业中衰。仍几度崛起,不失为长期争霸中原、屡次主盟华夏的一流强国。推因溯源,这首先与前述经济、政治变革紧密相关。此外,论者还每以为同晋国法制活动的卓有成效分不开,但对之的探讨往往着眼于其成文法的较早颁行,却似乎有失偏颇。实际上,春秋晋国诸法中的成文法《范宣子刑书》、刑鼎及其主要兰本赵盾“常法”实施之时,往往正是晋君弱臣强、霸业渐衰之际。     

成文法的局限性及其弥补

成文法是法律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形式,具有稳定性和体系性等优点,但“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成文法也存在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例如模糊性、滞后性和僵化性等。为了克服成文法的上述局限,我们必须引入西方的判例制度和法官合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传统来加以克服,更好地实现法律对社会治理的作用。     

“状元策”论略——“官人文学”研究之一

“状元策”和“状元”一样，其源可溯至唐、汉或更早。“策”作为典型的“官人文学”形式之一，具有许多特殊性质和意义，一直在古代官人制度中居突出而稳定的地位。“状元策”作为古代“官人文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最出色”的，它的理论意义可以从“状元策与科举”中予以体认；它的实际功能，可以从“状元策在当时”中得到认识；它的现代价值可以从“状元策在今天”中获得理解。它的庞大阵容和丰厚蕴藏及其多方面意义，都提示我们：不能因为它有“无用”部分而被冷漠不顾，而应像对待其他古代文化遗产一样，当作重要对象之一予以整理、研究、扬弃和利用。     

论“封建”的内涵

“封建”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而不是一种政体。“封建”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封建”既不是社会形态，也不是社会阶段。先秦时代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复合制的“封建”王国，政体是等级式贵族专制；从秦到清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帝国，政体是皇帝独裁专制，而春秋战国就是完成这个变化的转型期。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并不是所谓的“封建地主经济制”。     

冀域法制文化建设探源

从法理学视角审视京津冀母体——冀域的法制建设,对于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层次文化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冀域法制肇始于阶级社会初期的夏朝,首创了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早期冀域法制形成了浓厚的宗教道德色彩,其发展有清晰的历史脉络：战国开启成文法转向;秦汉倡导“德主刑辅”、“礼法合治”;魏晋南北朝法制推动民族法律文化的融合;隋唐将封建法制建设推向高潮;宋朝之后冀域法制才走向衰落.古代冀域法制建设的特点：一是造就了古代律学名臣大儒;二是儒法合流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三是具有民族融合期的民族特色.     

无罪推定与诉诸无知论证比较研究

无罪推定与诉诸无知论证的论证形式虽然相同,但实质却有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诉诸无知论证转移了举证责任,无罪推定并未转移举证责任;(2)诉诸无知论证中的立论主体和评判主体相同,无罪推定过程中的立论主体和评判主体并不相同。正是基于这些根本差异,本文认为,无罪推定不同于诉诸无知论证,无罪推定的逻辑本质并不是“诉诸无知”。     

古代近体诗的形式美──对称美探索

古代近体诗的形式美──对称美探索李力对称是和谐美、匀称美的一种体现形式。在美学形式里，对称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在诗歌创作里，对称的形式随处可见，因而形成了闻一多先生所说的“建筑美”。本文试图从古代近体诗的语言结构出发，探讨对称的各种形式的...     

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

金庸小说在内容上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在形式上融历史入传奇、借传奇表现传统，并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结合部切入进行多重超越，形成了大俗大雅、至幼至真的独特风格，创造了超越细节真实而诉诸理念真实、文化真实的小说样式。金庸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诸多成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找到了一各弘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正确之途，对我们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春秋时期楚国兴盛的军事原因

在中国古代史上,“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但这一赫赫大国,在西周初,只是一蕞尔小邦,地方50里,位卑势弱,不盟于诸侯。至春秋时期,楚迅速崛起,一跃而成为雄踞江汉称霸中原的“春秋五霸”之一。为什么楚以蛮夷小邦,在诸侯“不得保其社稷者     

论史浩对《尚书·泰誓》之“泰”的解释

南宋史浩撰写《尚书讲义》一书，注疏及讲解《尚书》中每一篇的篇名、书序和内容。其解析《泰誓》篇名不但从《尚书》誓体文篇名命名的规律进行推求，而且结合书中各篇章及其序言的内容，吸收、借鉴前代及同时代的经、史文献以及诸家学者的解说，认为《泰誓》由姜太公所作，伐纣之谋源于太公，太公在讨伐商纣王一事上居首功，从而提出了“泰誓”之“泰”意指“太公”之“太”的观点。该阐释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从另一个视角折射了宋代理学家的解经特色和风貌，以及姜太公的形象、地位与作用。     

新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理性诉诸、人品诉诸及情感诉诸间关系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理性诉诸,人品诉诸及情感诉诸都具有可辨性,都可用修辞三段论的形式来表达。理性诉诸是与讨论话题相关的修辞三段论,而在人品诉诸和情感诉诸的修辞三段论中,结论与说话者的人品和听众的情感相关。本文对于千年来修辞学界的争论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古典修辞学,为现代修辞学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重评《十二表法》

《十二表法》是古代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是罗马平民与贵族两大阶层利益平衡和整合的产物。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平民为了争取社会公正和与贵族平等的政治权益，开展了一场争取立法的运动，这一利益诉求通过颁布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而得以实现。这一事件成为罗马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罗马社会两大阶层通过这一事件开始消弭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为打造罗马城邦共同体创造了条件；同时，《十二表法》确立了用法律形式治理社会的原则和模式，奠定了罗马宪政发展的基础，并对后世罗马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十二表法》称为罗马法历史中“独一无二”的立法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