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人文制约抑或理性选择?

我国当前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的诸多特征不能归因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制约,而是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主持人)在制度信任缺失情境下理性选择之结果。首先,家族企业一旦由家庭、家族生成之后,由于受企业场域逻辑的要求以及市场理性的制约,在治理模式上更加理性化;其次,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一种契约,“自己人”关系更加理性化;再次,在获得一定的信任后,“外人”也能成为“自己人”,这也是家族企业用人模式的另一“理性选择”;最后,家族企业的文化解释的效度主要体现在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和代际转承上,而家族企业治理层面上的其他诸多特点并不是文化制约之结果。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综述

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是指企业在代与代之间所进行的传递,代际传承集中表现为家族企业领导人的更替.家族企业领导人的更替为什么一定要在家族内部人之间进行呢?国外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侧重于经营家族化现象的制度根源和性质,强调家族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约束,家族企业不得不在家族内部寻找接班人.接班人选择是代际传承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绝大多数的家族企业为保持家族的延续性会从下一代的家族成员中挑选接班人,而且大多采用长子继承制;传承是否成功可以从继任满意感和继任绩效来评估,代际传承不仅仅是企业绩效的问题,如果传接双方对继任满意而且企业绩效发展平稳就可称为成功的代际传承;以企业领导人更替为标志的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所包含的内容远不只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企业代际传承中还有很多的资源进行传承,他们对代际传承有很大影响.     

家长式权威、关系契约和华人家族企业的组织成长

家长式权威是华人家族企业组织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家长式权威兼具家族共同体以及企业共同体两个场域的角色:"自家人"身份、企业家能力以及内群体声望是构成家长式权威的三个要素.家长式权威和自家人之间是一种关系契约,义务、信任确保了家长式权威的合法性和统御角色.在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和初始阶段,家长式权威往往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但家长式权威的过度集权、关系依赖性以及不可复制性并不一定有利于华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和持续成长.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民办高校角色研究

未来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高峰期,随着创业父辈们的退居幕后,第二代将陆续接班。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子承父业的代际传承显得尤为重要。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家族企业家族传承面临诸多难题,特别是那些教育理念落后。家族经济条件弱的家族企业,他们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问题更值得关注。本文以民办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为背景,提出了关于中小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培养方案,值得借鉴。     

信任与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一种文化的观点

家族企业的二重性规定决定了家族企业的基本矛盾.企业成长要突破家族限制与社会资本融合,真正制约家族企业的是信任资源.了解中国家族企业必须对我国信任资源和信任结构有所认识.只有把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的市场环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有效地指导家族企业的健康成长.     

家族企业信任治理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

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是构建家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利用信任机制解决控制权以及相应的索取权是家族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家族企业从可持续发展经营理念出发,选择与内外环境相匹配的信任机制,可以实现长寿.关系运作是当前中国信任的主要机制,由此产生的家族信任治理是初创阶段的必然选择,随着信任范围的扩展与作用机理的变化,治理模式将呈现出由家族治理向共同治理演变的趋势.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制度创新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许多成功的家族企业渐渐步入转型期,权力的交接、领导人的换代等使代际传承问题提上日程。对国内家族企业来说,已经发生的继任主要是家族内部的代际权力转移,基本上不涉及职业经理的进入,因此可以判断“子承父业”是适合当前中国家族企业的主流传承模式。解决家族企业顺利过渡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制度创新是成功实现权杖交替的关键。主要包括:(1)为了解决财富的可继承性与人力资本的不可继承性问题,完全有必要设计一套全面的继任计划。(2)家族企业选择“子承父业”模式,其本质不仅是新旧领导者的交替,而且是企业内新的管理团队逐步形成的一个过程。(3)如果出现第二代有多个继任者继承企业财产,或者唯一的继任者又难以继承企业经营权的情况时,针对前者,提倡用“货币价值分配法”来解决家族财产均分所带来的问题;对于后者,在当今中国经理人市场尚未成熟,轻易地把企业的经营权委托给经理人,是不明智、不现实的选择。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的融合研究

现有的将社会资本分成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研究,虽有启发意义,但难免有泛化之嫌。鉴于此,笔者对企业家社会资本重新作了厘定,并以非正式制度补充正式制度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作了分析：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正向运作有助于形成对称性信息、对称性信任,有益于泛化家族网络、家族理性,有利于降低信息成本、代理成本;家族企业所有人和经营人在运作社会资本中达成的“关系契约”可通过关系曲线加以描述：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家个人能力、泛家族理性、对称性信息、对称性信任、制度性信任等因素正相关。     

特殊集体主义的固守、弱化与契约形式演化

浙江家族企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活力的源泉。本文从研究社会文化对契约形式选择的影响入手,提出家族主义这种特殊集体主义在浙江家族企业中的继承、固守和弱化对家族企业契约形式的选择有决定性影响,随着企业中特殊集体主义被个人主义稀释,契约形式自然演化,从而推动浙江家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如果企业家转化契约形式的能力不足,家族企业就会停滞甚至衰亡。     

家族企业的权威传递——一个基于控制权视角的理论模型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其企业权威传递有三种模式:家族化、泛家族化、非家族化。无论采用何种模式,均有一定的成本,如学习成本、搜索成本等。通过模型分析学习成本与搜索成本对于家族企业的控制权配置模式的影响,可以发现:搜索成本降低了家族企业的边际收益,是代际传承家族化的原因之一;学习成本的存在,提高了家族企业控制的收益临界点,使得经理人控制在理论上成为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我国转型时期,由于学习成本与搜索成本的并存,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模式的理性模式为泛家族化模式。     

文化基因、信任模式与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专业化及国际化

家族企业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同样是一种举足轻重的企业组织形式。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基于血亲关系和泛家族化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是华人经济圈的本质和要害之所在。成也家族败也家族。从文化基因尤其是信任模式角度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分析表明,只有进行信任模式的痛苦嬗变,才能克服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管理”瓶颈”,才能真正满足企业成长的管理需求。     

基于"家族理性"和广义"利他主义"的家族企业内部信任冲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族企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其内部也面临许多冲突.例如,有些家族企业急需职业经理人但又不敢引进,害怕利益被侵占,或者引进职业经理人后双方冲突不断,最终不欢而散.很多学者从文化、契约等角度来探讨这些冲突背后的原因,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本文试图以"家族理性"为理论假设,以家族企业中家族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广义"利他主义"关系为对象,分析家族企业内部信任冲突的机理.     

财富分化、子承父权与华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

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可分为两个维度即所有权(财富)传承和经营管理权(职位)的传递.相比西方的家族企业,华人家族企业的传承模式显示出一定的独特性.首先,在财富传递层面上,华人家族企业具有内倾性的同时,在亲缘共同体内部却出现分化现象;其次,在职位(权威)传承上,带有一定的"差序式"特征,"子承父权"则是主流的传承模式.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初步理论假设:华人家族企业财富传承的内倾性特征可能是文化嵌入的结果,而职位传递的偏私化特征则可能是结构嵌入和文化嵌入共同作用的后果.华人家族企业要想突破"三代衰亡"的传承困境,不仅有赖于社会信任度的提高,更需要家族成员的观念更新和企业的制度创新.     

家族企业家族性资源的内涵及其特性分析

家族性就是企业家庭通过独特而系统的影响带给家族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具体包括物理和财务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每类资本对家族企业都有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家族企业深刻认识和妥善管理家族性资源,可以获得相对于非家族企业的战略优势。对家族性资源的内涵及其特性的分析,为从资源基础论的角度揭示家族企业的行为和绩效能力之间的关系打下了理论基础,也为企业战略理论更多地运用于家族企业研究拓宽了渠道。     

质疑"后代人权利"的代际契约说基础——兼论"后代人权利"的实质

后代人权利论者从西方传统社会契约理论出发,提出了以代际链式相互性、代际正义、以亲子关系为模型的代际契约关系为中心的代际契约理论,作为支撑后代人权利的理论基础.但代际相互性不具有共时性,因此,代际契约无法达成和实现.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中找不到关于"后代人权利"的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当代人内部的关系,把亲子关系作为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契约关系的一个模型来理解是不合适的."后代人权利"只是一种权利虚构,后代人权利论的实质是强调人们普遍承担环境保护义务.     

中外家族企业研究:评述与比较

迄今为止,家族企业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多学科交叉的系统领域,并与经济现实中家族企业管理问题的涌现紧密关联.本文通过评述中外家族企业研究的最新议题,对研究内容和理论发展进行比较,梳理跨学科研究背景下中外家族企业研究的发展脉络.文章发现,在代际传承、家族创业、社会责任和资本市场等领域萌生的现实问题,将成为中国家族企业研究的新主题;后续研究的开展不仅应借鉴西方前沿研究,更应通过扎根于中国本土情景,发展家族企业研究的中国理论.     

信用治理：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依赖

家族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将家族信任扩展为社会信任。这是许多学者在如何实现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上持有的现点。但是笔者认为仅从关系与信任的角度来解释家族企业社会化困境是缺乏说服力的。本文试图从家族企业的内外部信用治理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在制度层面加强家族企业的内外部信用治理,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集群社会资本能够打破传承期家族企业创新约束吗?——基于战略参考点转移的研究

探究传承期家族企业的创新问题,对正面临代际传承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双重挑战的家族企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战略参考点理论,本文提出对于传承期的家族企业而言,产业集群社会资本是驱动其战略参考点转移以及缓解创新约束的关键因素。对产业集群家族企业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检验结果表明：处于传承期的家族企业以保持家族控制这一内部导向的战略参考点为主导,从而抑制其创新活动;随着产业集群社会资本的提升,传承期家族企业战略参考点会“由内转外”,具有更强的外部导向,因此能够缓解传承期对家族企业创新的抑制。拓展研究发现,产业集群社会资本通过提升传承期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促进其创新行为。无论是以创新投入还是以新产品创新作为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的反映,以上结论均得到支持。研究揭示了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对传承期家族企业战略参考点变化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引导和鼓励家族企业提高传承期的创新投入,最终实现“基业长青”。     

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成长——基于嵌入自我的观点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是家族和企业的结合体,这种二重属性决定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也具有二维结构,一个是家族社会资本,一个是企业社会资本,这两类社会资本分别依附于家族和市场两个网络,在各自网络范围内为家族企业获取资源提供便利。     

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文化约束与文化创新

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 ,学术界形成了制度约束、融资约束、管理约束和信任约束等观点。在评析上述观点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 ,在同样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结构条件下 ,文化成本是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的主导性约束条件。只有当潜在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文化成本时 ,家族企业主才可能放弃或转变自己的特定文化取向 ,做出拓展交易的选择 ,如引入职业经理人、外籍员工和外来资本等社会资源。这一约束致使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轨迹呈现出创业期、突变期、分化期三个不同的阶段特征。案例研究显示出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的特定阶段主要由文化成本状况决定。企业家必须积极理解与吸取不同的文化观念 ,并在全社会中形成一种包容新思想观念和外来文化的氛围 ,才能实现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