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福利意识形态指标体系测度

“80后”新生代的社会福利意识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方面区分并不明显,有学者把它归纳为混合式福利意识,即认同政府在福利供给中的主体角色,也认同个人的责任。反映出对普惠制福利制度与剩余式福利制度偏好的矛盾现象,“80后”新生代虽然认同个人责任,但在普惠制福利事务里,又希望国家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公民权利。“80后”新生代福利意识形态既沿袭我国集体主义中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又具有西方个人主义中独立、自主的一面。     

广义城市福利的内涵与指标体系研究

社会福利是城市化的产物,城市福利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在分析广义城市福利体系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福利的第四条供给渠道,即慈善捐赠。构建一个更为清晰的城市福利指标体系与供给框架,是理解城市福利结构与供给通道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提升城市福利供应策略,增进市民福利水平有重要意义。     

民生福利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标志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成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围绕我国民生福利问题,对福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从需求显示偏好角度出发,建立民生福利评价的理论基础;从原则、框架、体系三个方面,对国民福利核算展开研究,提出民生福利核算指标CMEW,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人口与家庭福利”研究

人口与家庭福利是对人口工作和社会福利工作中的共同对象——人口福利与家庭福利的整合,是一个全新的福利概念。人口福利与家庭福利有其指向上的相似性,政策内容的重合性,以及实施过程的一致性。人口与家庭福利具有大福利、发展型福利及适度普惠型福利特征,包括儿童福利、妇女福利、老年人福利等内容,其供给主体多元,实施方式多样。构建以家庭为媒介,覆盖人的整个生命历程,福利主体多元,强调适度普惠的人口与家庭福利体系,对于以科学理论支撑并推动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非营利组织介入福利治理的理论思考及路径重塑

福利国家之后的福利改革突破了传统的二元供给范式,向福利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转变,非营利组织作为重要的供给主体被推崇,福利多元主义为非营利组织参与福利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厘清分权的难题、范式的迷雾以及社会领域的假定几个问题。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福利治理需要坚持政府主导原则、互动原则、组织建设与能力建设原则等,构建与我国情境相适应的福利多元化参与。     

评福利平等

在当代关于平等主义的争论中,问题的焦点集中于“什么的平等”.对此有三种基本观点,即“福利平等”、“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利平等是最流行的平等观念,而其他的平等观念都是在批评福利平等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从理论上看,福利平等的观念归根结底是功利主义的.因此,我们首先简要讨论功利主义平等的一般观念,然后具体分析和批评福利平等的两种模式(“总功利平等”和“边际功利平等”),最后对福利平等给予总体分析和批评.     

好好过日子：东亚式“生活福利”与中国社会福利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各国通过“快速现代化”走上了经济高速增长之路，所伴生的“生活危机”影响人们“好好过日子”。为此，日本福利政策学界提出“生活福利”框架，其核心内容是“生活结构”,分为纵向的“生命过程”(生存、生计、生命健康)和横向的“生活结构”(劳动、家庭、消费)。“生活福利”围绕生活主体的生活结构所需的各类需求，形成助力民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该体系具有整体主义、主体自反性、地域社区性等特点。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生活性社会福利”制度也开始勃兴，但尚存在系统性和主体性不明晰等缺憾。“生活福利”理念对建构中国特色“美好生活”型社会福利体系的启示在于，激活生活相关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突出中国式社会福利的“家庭性”和“生活智慧”的主体性；立足社区福利服务，加强社区福利制度的体系性；建立多元共治的央地互补型福利体系，建构“福利共同体”。     

试论妇女地位和福利的非一致性——基于竞争均衡与福利经济学的思考

国内外学者在考虑妇女地位时忽视妇女个人的偏好与选择,认为只要提高妇女的地位就可以改善妇女的福利.实际上,妇女地位与福利是不一致的.妇女按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才能保证她们的福利.尊重妇女的选择权有利于缓解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家庭关系不稳定的压力.     

福利国家的国家福利责任简析

依据国家在福利供给中的责任承担方式,西方福利模式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福利国家时期、福利国家时期和后福利国家时期。在不同的福利模式阶段,其社会经济背景和思想基础明显不同。     

公共权力与公共福利保障——兼论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诉求与保障

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以公共权力自利性膨胀倾向与公共福利保障之间的悖论为核心,指出了公共权力的双重属性对公共福利产生三种作用:促进、阻碍以及促进和阻碍的混合状态;探析了社会个体福利诉求何以整合为公共福利,并指出公共福利诉求不能仅仅为社会强势集团所垄断,应从社会整体繁荣中普遍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福利;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应在平衡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福利诉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     

从消极福利到积极福利:西方国家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新探索

福利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一种实现全国范围内普遍社会保障的国家体制。然而进入 2 0世纪 80 - 90年代以来 ,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体制的局限 ,福利国家面临重重危机 ,正面临着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制度的深层次调整。与传统福利国家相比 ,积极福利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社会福利的国家道义与福利社会化逻辑悖论分析

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组织中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其存在就是为了管理公共事务,为社会提供福利服务.社会福利社会化的逻辑误差在于不加区分地片面社会化而违背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的人民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最终目的,因此不可因为目前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福利问题而强化社会福利社会化.政府道义责任是中国社会福利理念嬗变的价值底线,在市场化的深化改革中国家责任主体地位仍然必须加以确认.     

基于参与式福利理念的中国福利制度建设之启示简

在全球化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参与式福利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福利理念,主张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以该理念为指导,中国福利制度建设应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变福利济贫为教育培训,解决弱势群体能力贫困,提高其发展能力,增强社会适应性,减少福利依赖;注重公民“心理利益”的培育,提高民众幸福感、成就感与满足感,变工作与生活负担、风险为机会与福利;提供机会提高民众在福利政策中的参与性,以提升中国的社会质量,共同促进福利改革;重视家庭、开发并扶持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多元福利内容的提供,加快感性实践与感性选择下的福利社会化发展,从而建设一种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满足公民多元福利需求的特色福利体系。     

从救助到福利——中国残疾儿童福利发展的路径分析

当前理我国关于残疾儿童福利的研究和实践仍局限于儿童福利机构的残疾儿童.残疾儿童福利的对象主要是儿童福利机构中的残疾儿童,福利服务方式主要是通过机构救助实现对家庭功能的替代.传统的特殊儿童福利的框架不突破,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残疾儿童问题.我国残疾儿童福利制度发展路径应以家庭为中心,针对不同的家庭类型分别采用替代性儿童福利、补充性福利和支持性福利来增强家庭对残疾儿童的养育功能.     

后福利国家：走向积极多元的福利再生产

自福利国家遭遇危机以后，西方各国纷纷采取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改革。尽管受多种原因的影响，各国改革措施的具体内容和基本模式有所不同，但由于面临共同的改革环境，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仍然逐渐形成比较一致的政策特征和取向。从整体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后福利国家时代的政策特点具有两个重要的面向，积极和多元的福利再生产。这对于我国的社会政策实践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阿马蒂亚·森之福利经济学的意义

1998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对正统的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他在对福利主义(welfarism)的狭隘性、价值免谈、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以及财富万能观点逐一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力观、基本价值判断、社会选择理论和森贫困指数,从而为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培植了新的生长点。     

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

福利多元主义是继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贝弗里奇范式之后为解决福利国家危机,于20世纪80年代新兴的理论范式。它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福利多元主义兴起的背景是福利国家演进中的危机以及理论界对福利国家的批判;福利多元主义的内涵有三分法及四分法之不同;对福利多元主义发展趋势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政策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全球化进程中的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是指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为了管理控制社会风险所建立起来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在内的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普遍福利政策.本文所侧重探讨的是福利国家的结构性根源,以及在不断加快的全球化进程中,福利国家的三个结构性根源--民族国家、劳资妥协、风险管理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同时以此为基础,对构筑起适应全球化进程的社会福利制度提出意见.     

劳动公益保护与劳动公益诉讼研究

劳动公益是劳动者阶层共同享有并为劳动基准法强制保护的社会利益,它集中体现和代表了现代社会中居于多数地位的职业劳动者的群体利益,其实现程度可以充分显示一国的人权状况与法治水准。然而,我国目前的劳动公益保护并不尽如人意,劳动公益在实践中屡遭侵害、处境艰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行法律救济机制已难以胜任劳动公益保护的重任。为此,我国应适时进行劳动公益诉讼立法,为劳动公益保护提供新的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