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期在宁西方外交人员的活动及其影响

日军占领南京后,严格限制第三国人士出入以掩盖大屠杀暴行.但在西方列强的外交压力下,日军不得已准许英、美、德等国外交人员返回南京.西方外交人员在南京的活动,实际起到了帮助中国难民,制约日军暴行的作用.官方代表的身份,使得西方外交人员拥有普通侨民所不具备的制约日军的能力,但也使得他们往往将本国利益置于人道和正义之上.     

南京大屠杀时期红卐字会活动的两面性

南京大屠杀时期,红卐字会的活动包括进行社会救助和参与日伪活动两大部分.红卐字会的社会救助行为固然值得肯定,但参与日伪活动,则使红卐字会的活动具有了善恶并存的两面性.参与日伪活动实质上是沦陷区红卐字会争取日本的"政治合法性"的无奈之举.其实,红卐字会南京大屠杀时期活动的两面性正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红卐字会艰辛历程的写照.     

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审理与庄严的判决.但是过去史学界对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研究较多,而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研究不够,甚至重视不够.本文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立的历史背景、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的过程、特点及其重要意义作一阐述,指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具有合法性、严密性、典型性与宽严结合的政策性等特点,其所确认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战俘与平民三十万人以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权威性.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有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不能替代的特殊重要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政策研究——以“泗水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然而,相较于辛亥革命的轰轰烈烈和军阀混战的惊心动魄,这一仅存在了92天的政府由于自身的脆弱性和过渡性而被人们忽视了.就外交而言,学者们也往往习惯性地将其称作是近代化的开端,或以“和平外交”之言概之,而甚少围绕具体事件进行详细地分析.这也使人们相对地忽视了政权交替之际、内忧外患之间政局的复杂性和代表意义.在纪念中国共和政体百年之际,本文围绕新出版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中关于泗水事件的新史料,通过对事件本身的完整呈现,积极探讨南京临时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技巧、外交行为与现实的矛盾,并通过此种分析来揭示中国近代外交与民初政局以及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     

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遇难者的考证——南京大屠杀70周年祭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大肆屠杀中国难民和俘虏,即使是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内也不例外.多年来,对已遁入南京国际安全区但又遭到杀害的遇难者究竟有多少?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遇难的?诸如此类问题,史学界一直没有深入考证与研究.笔者根据现存的历史资料和编撰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数据库,初步分析了已掌握的南京国际安全区遇难者人数和各种遇难方式,将有记载的国际安全区部分遇难者名录整理出来,并对这些遇难者的性别、年龄、职业进行详实、具体的分析,以便更好地揭露侵华日军曾在南京国际安全区肆无忌惮迫害中国人民的暴行.     

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担当精神 ——以福建"台江事件"为中心

“台江事件”可称之为“五四运动”的殿军之战,围绕这一事件在全国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独立意识。在“台江事件”中,青年学生商讨“闽案”应对办法;组织游行、演讲,促使民众了解“闽案”真相;召开国民大会,促成各阶级的大联合;主导又一场抵制日货运动,表达对日侵略势力的反抗;向政府请愿交涉,力争“闽案”正当解决。这些事实均展现了“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担当精神。     

群体非预谋性突发事件的应对方略——以“万州事件”和“池州事件”为例

群体非预谋性突发事件的引发因素具有偶然性。依据一般群体事件的处置原则和措施,能够平息群体非预谋性突发事件的事态,但这类事件的积极预防则必须切实解决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深层矛盾,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与人际关系,减少无直接利益的“普遍冲突参与者”。     

个人叙事与历史真实——以“沈崇事件”的叙事争议为中心

个人叙事是构建历史真实的重要素材之一.历史学者谢泳发表的关于“沈崇事件”的演讲引发了诸多以个人叙事的形式出现的批驳之声,为研究个人叙事与历史真实性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案例.本文从叙事表演的角度,通过分析被述事件的叙事情境、叙事者的身份构建以及叙事手段的使用等要素,重点审视有关批驳谢泳演讲的个人叙事.本文认为,个人叙事对于事件的重构是否有效,并不取决于叙事者身份及其依靠的主流价值,而是有赖于讲述的准确性、逻辑性与完整性.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以“漂流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因为披难而经中国遣返的日本漂流民对清朝的热心救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更是"锁国"时期日本的重要海外情报,甚至影响了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根据日本当地儒者与漂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笔谈的记录,这些儒者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怀有一种既尊崇又鄙夷的矛盾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对江户时代日本自身身份界定和本国意识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涉及南京大屠杀史在日诉讼五案评析及其启示

10多年来,包括李秀英诉日本政府案在内共有五个涉及南京大屠杀史的诉讼案件在日本审理,其终审结果不尽相同,有胜有败.笔者作为涉案当事人,通过分析和评价这五个诉讼案的起因、实质、审判过程、审判结果,阐释诉讼案本身对于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进而达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维护和平等诸方面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

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中国早期人类学史上充当了要角。1928年,他奉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派,率队赴云南调查罗罗。这是中国首次有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但史禄国惧险,仅留在昆明作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调查,其表现引起中山大学同人的不满与质问,从而放弃了对他的聘作,因此他改为由中央研究院单独聘任。此事牵涉的并非仅仅是人事纠葛问题,更揭示了民国学人当时对诸如民俗学、人类学等新学科的认识存在个体差异。尽管许多学人的治学观念已有所转变,但在具体实行时,仍然难以摆脱自身固有知识的牵绊,导致学术认知与实作两难的境况。     

论中西“移情说”之形上基础——以“感-情”与“移-情”为中心的考察

"移情"说与"人为世界立法"说一样,基于世界无情人有情的西方思想传统。在此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主体自身自足的内在力量,世界万物则需要人为之"移-情",需要自外而内地索要"情"。"抽象"说则相应地将抽象理解为移情的反向运动,理解为人情的撤离。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万物与人固有的存在方式,但个体不是情的泉源,人与万物相"感"而人情、物情俱起。人情产生的前提是对他者的应会,乃至"师法"。物情不是人移过去的,不是征服之后的施舍,不是纯粹的给与,物本身就有情。人因感物而生情,物因感人而生情,物我相感而情亦随之兴起。     

美国介入韩日岛屿争端的立场演变

战后美国将独岛(竹岛)交予驻韩美军管辖,随后支持日本对该岛的主权声索,杜鲁门政府对独岛(竹岛)归属的立场变化是韩日岛屿争端产生的直接原因。冷战时期美国始终在韩日岛屿纠纷中扮演仲裁者角色。进入21世纪后美国掩盖对独岛(竹岛)主权归属的立场;同时推动日本搁置争议,拉拢韩国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从削弱日本、遏制苏联到防范中国,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威胁认知影响着它在独岛(竹岛)争议的倾向。奥巴马政府在表面"模糊"主权归属,同时加大对争端的调控力度,控制独岛纠纷对美日韩合作的阻碍作用。美国在独岛争端中的立场变化引导韩日岛屿争端呈现降温趋势,降低了东北亚各国联合应对日本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可能性。     

明与中亚帖木儿帝国的礼仪往来

礼仪往来,从形式看是受访国对来访使臣的尊重,实质上是其向使臣展示其国力和文化的过程。明与中亚帖木儿帝国接待使臣的礼仪在程序上有相似性,对来访使臣的习俗一般都予以尊重,这表明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国际交往的礼仪可能已形成惯例。但明朝更强调其大国地位,视帖木儿帝国为其蕃国,要求其来华使臣行蕃国来朝之礼,对其使臣索物无止的无礼行为予以迁就,以显示并申明明朝中国是大国礼仪之邦。     

论印度在朝鲜战争中的外交活动及其影响

印度独立后,出于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确保印国家安全成为最重要的对外目标,不结盟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利用自己的中立地位,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斡旋,力求防止战争升级和扩大,为朝鲜战争停战作出了有益的作用。印度在战争中的表现扩大了印度在亚非国家的影响,使不结盟成为亚非国家的共识,对20世纪50年代印度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限于自身实力,印度在某些问题上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并未做到完全的＂中立＂。     

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4日,美国驻德大使陶德在给总统罗斯福的密电中披露,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前就已杀死了50万中国平民。1938年1月25日,美国国务院接到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就日军暴行的专题报告。这一报告与"广田电报"中记录的英国记者田伯烈关于日军屠杀30万平民的报道的内容完全吻合。美国外交关系档案中记录的来自加害方和第三方的消息相互印证了同一事实: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日军在以占领南京为目标的侵略行动中曾经大肆屠杀中国平民和俘虏。若将第三方档案与其他证据(电报、日记、书)连贯起来就能明晰地看到,日军从侵略中国开始就伴随着一系列的屠杀、奸淫、抢劫等残暴的反人类罪行。不仅"南京大屠杀"真实可信,而且在南京沦陷之前、之后,以及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曾施以大量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也就是说,1937年秋冬,不但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发生更令人震惊的"泛南京大屠杀"。档案及相关记录揭示并证明,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军国主义教育就意味着与犯罪相伴,也注定了日本军人成为罪恶的战争与屠杀机器的必然。"南京大屠杀"并非孤立事件,它既不是日军犯罪的开始,也不是其暴行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