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市场转型与分割的阶层再生产

本研究利用2007年“阶层背景和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分析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探讨了市场转型期间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与市场的同进化过程同样是新旧利益群体竞争性的分化与共享，以及对体力劳动者阶层子代本科毕业生排斥的过程，政治与市场的汇流使得优势阶层被垄断性继承，从而使代际继承呈现二元分割性。     

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1978-2011——来自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市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总体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社会总体流动率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上升,社会系统的开放度在日趋提高;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和制度分割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在整个市场转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精英阶层遵循内部“精英再生产”的逻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     

族群与教育不平等: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一项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族群（民族）分层的文献,认为有必要把“民族”纳入到中国的市场转型和社会分层理论框架之中,并从教育获得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因素主要包括：城乡地域区隔、职业结构（阶层）、文化差异和国家政治进程（政策变迁）。基于对2004年中国西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作者发现：（1）基础教育阶段入学的族群差异主要由城乡差别和阶层不平等造成,族群不平等已不显著;（2）少数民族子女高中升学概率依然显著低于汉族,其原因部分在于城乡、地域和阶层因素,部分在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差异（如语言环境）等因素;（3）与汉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模式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承以资源转化模式为主,从而影响了不同族群在教育扩展中的获益程度。总体而言,虽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仍显著落后于汉族,但其教育不平等更多地来自城乡和阶层之间的差异。     

国家社会主义市场转型：问题与争议

市场转型研究通常包括四类问题: 各种资本(特别是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 ) 的回报率变化、倪志伟之“市场转型理论”的普适性问题、产权结构变化以及转型的最终结局。本文试图厘清上述诸问题研究的基本发展脉络，并着重阐述它们间理论上的关联。在制度转型研究中，凡研究当今中国和东欧市场转型的人员应当注重分析国家在大规模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中心作用，并意识到所谓的制度变迁，不仅包括正式制度的改变，也包括非正式限制的变化。     

略论“结构型”再生产模式

我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那篇短文中,提出了“速度型”再生产模式和“结构型”再生产模式的问题,但未展开论述。本文是对“结构型”再生产模式的初步探讨。再生产结构的三次大变化所谓“结构型”再生产模式,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技术条件、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等质态不断发生变化的再生产类型。它是相对于“速度型”再生产模式而言的。后者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只发生速度、产量、产值等数量的变化。人类社会经济史表明,社会再生产运动迄今已发生三次重大的结构性变化。第一次:从原始的“渔猎采集经济结构”过渡到古代的“农牧手工业结构”。原始社会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犯罪原因的新维度——阶层分化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加剧,其实质是社会利益结构的转型,即从建国初建立并维系了几十年的整体性社会利益结构向多样化利益结构的变迁。阶层分化态势下,社会资源占有的新格局必然会带来各阶层的经济落差,引起阶层间利益冲突,利益相对受损阶层会产生心态失衡的现象,滋生犯罪。同时阶层分化加剧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激化犯罪。分析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恶性暴力犯罪的原因,我们能够清晰感受到社会阶层对立与暴力犯罪的关系,阶层分化是现阶段引起犯罪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导阶层与政治发展

社会主导阶层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社会主导阶层是社会的统治阶级,而狭义社会主导阶层则指的是社会精英。在社会中起具体指导作用的广义和狭义的社会主导阶层,各自又有着复杂的内部结构。社会主导阶层与政治主体、政治文化、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导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对应,政治主体、政治文化等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知识分子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与局限

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制度与发展的关系来看,知识分子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推动生产力发展,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引导观念转型,最终促成了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从制度变迁的模式来看,知识分子作为政党核心力量参与领导制度革命和献身社会改良。同时,知识分子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包括身份的"双重性"、乌托邦情节以及受文化变迁的内敛性制约等等。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城市贫困家庭分工制度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家庭中的成员照顾、家务劳动分工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这并没有能够改变人们思维中有关家庭分工制度的性别规范,也没有动摇性别符号的象征秩序.城市贫困家庭分工制度中性别关系的模式是社会文化结构的一种象征性表达,性别不平等并未随城市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本质的改变.     

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德国学徒制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学分析

摘要：在德国学徒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宏观层面的社会管制式市场治理模式为学徒制奠定了匹配的制度环境。劳动共同体模式和去商品化的社会保护成为学徒制有效作用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些制度安排的达成可追溯到工业化时期,当时围绕学徒制而发生的利益政治是建构学徒制转型演化轨迹的社会原因。德国学徒制的技能形成过程是社会建构的。学徒制相关问题应该成为经济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这种研究视野的转化,对于思考当下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保护如何协调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

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力量通过改土归流,促使地方社会组织和文化转变,建立了官员治理之“民”间的平等地位。清乾隆年间,四川省金川县的嘉绒社会经历了裁撤土司、设立屯兵、划分土地与征税等一系列变化,但嘉绒人的房名制度、阶层内婚和劳役的存在,共同再生产了土司时代的等级社会;加上国家对藏传佛教的认可,土官获得了基于宗教的传统政治权威。嘉绒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华南和西南其他地区的国家进程。     

阶层归属意识及其成因分析--中国广州市居民的一项调查

对于中国社会分层这一"社会事实",大多数研究者是通过"收入分层","经济分层","政治分层","职业声望分层"乃至"消费分层"等来加以探讨的.无疑,这种用客观社会指标来分析、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今后它仍然是揭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方法和途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社会分层不单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且还是一种心理事实.也就是说,社会分层不但可以通过社会指标,例如,收入、财富、权力、声望、教育机会等来加以客观评价,还可以通过自我认定,进行主观评价,这也就是本文所讲的"阶层归属意识".具体来说,表现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本人所做出的阶层归属的主观认定,是归属于上层,中上层,中层还是中下层,下层等.显然,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存在,反映了用不同社会指标或综合社会指标来进行社会分层的这一社会事实;另一方面,这种阶层归属意识的本身又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心理存在.从现实上看,客观的社会分层与带主观色彩的阶层归属意识难免会有不一致,不重叠之处,尽管如此,阶层归属意识本质上仍是一种社会存在,是现实社会分层结构的反射物.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从阶层归属意识的角度,并根据1999年对广州市居民的有关调查,来分析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问题.     

日本家庭主妇阶层的形成

家庭主妇阶层是在近代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社会结构变迁、家庭结构变迁等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产生的。尽管在发达国家,家庭主妇作为中产阶级地位的象征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不同国家中的家庭主妇阶层的规模是不同的,其中以日本的家庭主妇阶层最为典型,数量最为庞大和壮观。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日本能够产生典型的家庭主妇阶层显然还存在着更深刻、更典型的制度根源。通过对日本国家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家庭主妇阶层产生的深层原因。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验证了曾被西方学者讨论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较普遍的两个命题: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第一个命题)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第二个命题)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市场的社会建构与行动者的逻辑：对上海电视剧市场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广播电视制度也正在经历着快速变迁,促使电视剧的制作、交易与播映等日趋市场化。面对来自政治和社会的双重作用,围绕电视剧及其运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参与其中的制片公司、电视台以及政府管理部门都试图策略性地主导权力关系的运作。区别于以往“网络结构分析”与“政治文化分析”的市场社会学传统,本文引入了“行动者分析”的视角,将市场视为一种不同行动者参与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分析上海电视剧市场运作的实证资料,本文阐明了行动者的策略性行动及其身处的结构性制约,并对市场秩序的建构性与变动性特征进行了讨论。     

A Power Generation Explan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本文提出了用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机制的“权力衍生论”。作者认为,在放权让利的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发生了变化,新的制度安排不但为公共权力继续以再分配权力的形式在阶层分化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基础,还为公共权力衍生成权力精英的“寻租能力”并以与再分配权力不同的机制对阶层分化产生影响提供了条件;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市场能力也在阶层分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基于此论的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假设,得到了2003年取自武汉的抽样调查资料的支持。研究结果表明,权力衍生论比“权力转移论”和“权力持续论”都能更好地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循环/再生现象。     

制度变迁的动力、特性与政治发展

尽管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对制度、观念、主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他们都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产生于制度变迁主体的预期.理性制度主义的最新成果认为,这是主体学习的结果,个体在竞争压力下、在实践的学习活动中可以产生对新制度的构想,而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这是历史的制度和观念作用于主体的结果.就制度变迁的特性而言,差异性与同构性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形式,也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在差异性的基础上观察同构性和在同构性的基础上观察差异性是判定制度变迁的有效方法.制度变迁与政治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解读制度变迁可以丰富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Urban Children in China (1966-2003)

本文尝试提出一个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调教育不平等产生机制、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状况背景三者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恢复高考后,家庭教育背景成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992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呈现,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管理阶层的资源优势正逐步转化成其下一代的教育机会。如果这一进程得以顺利延续和扩展,那么社会分层结构很可能将因此而日益趋向固定化。     

试论农民的分化与整合机制

<正> 自70年代后期以来的农村改革,打破了农村权力资源被垄断的格局,农民行动的维度增加。与此伴随,农村阶层的二元分层模式逐渐演变成多元模式,简单的社会结构逐步成长为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农村阶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在削弱了传统整合机制效能的同时,将各种社会离心力的因素导入了社会,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提出了新挑战,并增加了整合难度。以国家机构为代表的农村社会调控中心,不仅需要解决农民内部各不同阶层的矛盾,而且还要将各个阶层整合成“共同协调发展”的有机体系,以增强农村社会的凝聚力,更好地发挥不同阶层内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本文就此阐述一些看法,以期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