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地化管理体制下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共资源配置探析

公共产品生产需要有效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属地化管理体制，规定地方政府负有为户籍人口提供公共产品的事权责任，中央政府对财力、建设用地和行政编制三项公共资源进行宏观管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猛增，使流入地政府客观上必须为他们提供义务教育，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在财力资源、建设用地和教师编制等方面均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但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高度集中的地区，义务教育资源供求矛盾非常突出，资源不足且配置失衡。为全面、公正、有效地为随迁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政府应设立义务教育专项基金，明晰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分担职责，科学实施区域规划、调整学校布局，促使大型住宅项目配套建设学校，实行统一的城乡学校生师比和班师比配置标准。     

略论加强中央政府权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各级政府从转变职能入手，简政放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简政放权，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某些地方政府的地方主义意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屡屡发生，使中央政府权力弱化，大大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因此，如何加强中央政府权威是我们目前研究的重大课题。一、影响中央政府权威的因素本文所说的中央政府不是广义上的慨念，即国家意义上的政府，而是特指运用行政权力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中央政府，…     

论如何建立适应21世纪发展的地方政府

1998年中央政府率先进行了机构改革 ,为全国作出了榜样 ,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逐步到位 ,在 2 1世纪 ,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也随之启动了。目前 ,各级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已在全国全面展开 ,但2 1世纪 ,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发展 ,以及中国即将加入 WTO等等 ,这些新形势都将对正在进行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产生很大影响。本文是对如何建立一个适应 2 1世纪发展的地方政府的思考     

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述略

本文通过对孙中山先生经济建设思想较系统的考察研究，论述孙中山关于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系列理论主张，诸如发展实业、兴修交通，推广教育、振兴科技，提倡开放、引进外资外才等理论，探讨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的形式和发展的脉络轨迹。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关系及对策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呈现出新的景象和趋势:地方政府成为独立利益博弈主体,围绕着对经济管理"责、权、利"的重新定位和分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始终进行着利益的博弈。为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强化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与控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各地方政府之间应相互尊重、因地制宜、发挥强势互补的效应。     

孙中山的“互助”思想与当代社会

孙中山的“互助”思想形成于20世纪初,是孙中山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述孙中山“互助”思想的基本内涵及“互助”思想的渊源的基础上,就弘扬“互助”精神,正确处理“互助”与“竞争”的关系,建设公正的和谐社会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孙中山、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比较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课题。孙中山邓小平是20世纪中国的两位历史巨人,他们不仅对对世纪中国的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对20世纪中国农业发展问题也颇多建树。孙中山主要于20世纪初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许多设想;邓小平主要在20世纪末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比较二者的农业经济思想,探寻其思想演进的历史轨迹,对于我国农业的跨世纪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因此,‘…     

孙中山利用外资的动因分析

全面利用外资，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促发孙中山外资思想的原因是近代中国的贫弱。其外资思想的形成、发展、完善经历了几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孙中山利用外资的思想为近代中国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建国方略，更缺乏付诸实践的土壤，但影响至今，意义深远。     

中央的宏观调控和地方的经济调节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必须明确政府的职能范围和经济职责,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与权限,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行使经济职能和宏观调控中的关系,这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在关于中央的宏观调控和地方的经济调节关系问题上,不少经济管理人员甚至一些政府官员都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要么把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运行和发展所进行的调节等同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要么把中     

孙中山行政组织管理思想初探

本文围绕孙中山行政组织管理思想形成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从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制的现代政府、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五权宪法、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孙中山行政组织管理的特点等进行了论述。     

构建和谐西部与地方立法论

构建和谐西部，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加科学地推进，加强地方立法是关键之一。为此，地方立法要坚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大创新力度；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突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要旨；坚持把推动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作为重点，立足于全面提高发展水平；紧紧围绕和谐这个主题，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坚持科学行使地方立法权，推进地方法治健康发展。     

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研究述评

在中央"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的要求下,通过整理、置换、征收等宅基地流转方式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获得新增城市土地或建设用地指标的主要方式。学术界对以地方政府为主要推动者的宅基地流转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宅基地流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宅基地管理、使用、流通中存在的问题,农户宅基地流转、退出意愿,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农户的福利变化以及政策建议等方面。     

民族工作时代主题与加快民族发展问题研究

民族工作必须体现时代的精神,党中央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提出的各民族需“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少数民族的发展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     

地方立法的主要问题及其反思——以湖北省为例

地方立法在我国法治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权力机关缺乏必要权威、政治生活中的行政主导模式以及公众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自觉等因素,地方立法存在僭越中央专属立法权、地方立法权限范围模糊、地方立法主体之间立法权限不明、地方权力机关立法主导丧失等问题。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应最终加以解决。     

促进黔中经济区发展的法制建设研究

促进黔中经济区发展的法制建设原则主要有反对地方保护、强调合作协调和做到因地制宜三大原则。促进黔中经济区发展的法制建设措施主要包括:在立法方面,要制定支持黔中经济区发展的专项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建立经济区内各地间立法协调机制;在行政方面,要设立黔中经济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建立经济区内各地间行政协调机制;在司法方面,要维护司法公正,建立经济区内各地间司法协作和交流机制。     

促进粮食稳定增产的产业政策建议

要促进我国粮食稳定增产,有必要明确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以及粮食调出省与粮食调入省的权责利,尽快设立国家粮食高产稳产综合试验区和国家粮食增产奖励基金,强力实施粮食稳定增产工程和＂粮食银行＂建设工程,彻底取消财政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和中央各种涉农投入要求的地方配套资金。     

浅析新疆与中亚经济合作及其发展战略

新疆已经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对外经济合作的聚合点,在中亚经济合作上面临着机遇和挑战。经济合作过程中还存在着政府引导、推进作用发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资金短缺等诸多难点和制约因素。进一步加强新疆与中亚经济合作要创新发展理念,加强能源合作战略协调,从投资环境、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和口岸建设等方面着手做好各项工作。     

土地出让金改革的财政学解析

土地出让金改革的建议中,一些观点是要将土地出让金统一或部分收至中央财政,出于现实障碍也不将其纳入物业税。本文立足公共财政的视角,认为土地出让金作为公共收入,为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虽然存在收支隐秘、分配不公、管理混乱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的非平等性、财政分权制度的非兼容性、基层财政体制的非正义性所导致。消除这些原因、改革土地出让金,标本兼治的路径：一是要配合财政扁平化改革,土地出让金依旧归宿地方财政;二是要克服技术性、制度性难题,提高财产税替代土地出让金的可行性;三是要明确土地出让金的公共支出方向,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     

轻徭薄赋与西部开发

西部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均衡导致微观经济主体沉重的税费负担,经济剩余空间被挤压。因此,中央政府应通过制度援助和财政援助,为西部经济起飞创造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社会经济环境,降低民众承担的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价格。      

基层政府中的“留痕形式主义”行为：一个解释框架

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对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地方层面上,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格局下,下级政府要为上级政府发射信号来表明自己完成任务,从而为上级政府认可工作成效提供佐证,以规避政治风险。这一逻辑诱发了官员的“表面应对”行为;中央层面上,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急剧强化,各级政府强调落实,体制遂通过层层监督检查,传导压力来保证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约束,只能借助技术治理的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考核。又因为技术治理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导致宏观约束机制只能默许乃至鼓励“留痕形式主义”行为的出现。“形式主义”并不能看作是我们庞大体制中的“弊病”或者“顽疾”,而是政治体系在处理中央和基层两种治理逻辑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表现,背后反映出政府围绕技术治理所展开的调试过程,表明政府内部正处于探索一条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实现路径的尝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