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损害救济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现行相关法律制度的滞后和缺陷,导致我国对见义勇为的损害救济明显不足,“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必须加快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对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进行充分、有效的保障,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损害类型化视角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公私法协作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公私法规范在损害认定和损害责任适用两方面未能实现有序、高效的协作。其原因在于缺少对生态环境损害的类型化分析,忽视了不同类型损害在规制的经济学原理及法律制度需求上的重要区别。通过梳理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司法实践经验和污染控制的环境经济学解释,可以发现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市场实现有效控制的原因在于其高昂的交易成本。而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损害,降低交易成本所需的经济学方法和法律制度供给并不相同。局地型生态环境损害可以通过明确和激励求偿权利人的私法路径得到有效救济,而行政命令救济制度仅能在相关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有限范围内,为局地型生态环境损害提供更及时、迅速的救济。因而局地型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需要并存、互补、协调的公私法协作模式。区域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主要方法是命令控制型管制和经济激励方法,因而区域型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只应以公法规范为主导。     

论农村环境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

近年来,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区工厂向农村扩展,农村地区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直接威胁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存环境与身体健康.为了减少农村环境侵权行为,应该对这种行为的后果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并对主观恶性较大的行为在责任承担上实施惩罚性赔偿.     

后续损害的救济路径探析

后续损害处于合同法和侵权法的交叉地带,其法律适用和救济路径在各国及我国存在着差异和争议。对后续损害的救济不能简单地适用违约责任、瑕疵担保责任或侵权责任,因为后续损害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应区分瑕疵物本身的损害和瑕疵物导致的其他损害等不同情形,选择适用或配合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才能达到充分救济受害人的目的。我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后,虽然提供了统一的侵权责任救济路径,但这种弥合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之间的差异、扩张侵权责任的做法值得反思,给司法裁判带来的变化有待观察。     

论供电企业与电力用户电击损害民事责任

高压电击损害案件在我国城乡频繁发生,严重损害和威胁着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我国现行有关电击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定缺乏明确性,司法实践中仅以电力设施产权为标准确定责任人的做法不合理。因此,有必要认定电力高度危险作业的标准和划分供电企业与高压电用户各自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和理由。供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在中间区域应实行共管和承担连带责任。     

试论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问题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案件分为两类:一为野生动物园内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实践中主要由野生动物园承担民事责任;二为野生状态下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我国目前尚无立法规定如何对受害人进行救济。作者试图从国家补偿的角度对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的法理基础、赔偿义务机关的设置等问题提出一点设想。     

我国儿童疫苗伤害救济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以美国经验为参考

预防接种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然而近些年来反复平息复又暴发的疫苗事件不断考验着公众对疫苗接种的信心。我国现行的疫苗伤害民事侵权赔偿和国家补偿体系分别存有缺陷,且二者难以无缝对接,以致难以实现对疫苗受害者的充分救济。美国疫苗伤害补偿法律制度虽非完美,但对我国仍深具启示:我国应当以国家无过错补偿计划为前置程序;在国家补偿体系中,设定疫苗伤害表、扩大补偿范围、优化补偿程序、建立救济基金;在民事侵权赔偿体系中,减轻受种者的证明责任,以此保障我国疫苗受害者的权益,为其提供快速充分的救济。     

自然资源损害侵权救济局限与拓展

侵权责任法对于自然资源损害救济的作用相对有限。从操作技术层面上分析,基于权利与损害的逻辑结构,自然资源民事权利主体构成复杂以及自然资源民事权利范围的相对性与不确定性,是导致侵权责任法适用于自然资源损害救济存在明显局限的主要原因。侵权责任法在自然资源损害救济问题上的先天不足,使得自然资源损害救济机制以此为基础的拓展完善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完整自然资源损害救济机制的构建,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复杂的利益结构以及在价值判断问题上的取舍困难。为解决这些问题,完整的自然资源损害救济机制不能固守单一的侵权责任法模式而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完善,即损害救济机制在形式上由法律责任向非法律责任拓展以及在功能上由责难向填补拓展。     

论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的研究应与具体的行为类型、责任形式联系起来.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主要责任形式是金钱赔偿.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应当适用无过错原则.对于我国<海商法>所说的因为船舶碰撞而产生的油污,也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     

社会共治视角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研究

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以双向沟通机制、风险素养培养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为核心,形成了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但在核泄漏事故中仍呈现出交流手段陈旧,交流方案滞后,专家与公众的风险认知差等问题。我国应在总结日本经验的基础上,以“社会共治”理念为引导,通过明确风险交流主体的定位,搭建多样化信息沟通平台,建立风险交流公众参与机制,加强风险交流的国际合作来推进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的建立。     

基于城乡统筹的公共安全规划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近年来,城乡统筹、公共安全服务、网格都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成为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与传统相比,网格机制能够使公共安全资源高度共享;而公共安全服务协同发展,已经被引入城乡统筹公共安全服务的研究之中。基于这样的背景,在探索网格原理的基础之上,梳理城乡统筹公共安全服务网格的聚合机制、归责机制、互动机制与共享机制,围绕这四个机制建立相对应的公共安全服务,并从政策、组织、平台、技术四个层面提出对应的对策建议,能够最大程度满足城乡统筹公共安全服务的需求。     

基因污染的现行侵权法规范之因应政策——以损害救济为中心的初步分析

基因污染在损害形态上属于生态损害与传统损害的典型复合,但就我国现行法律规范而言,只能就传统损害提供救济.基因污染在行为类型上可以归于环境侵权,将其定位于危险责任是基本的侵权法政策.污染者作为加害人应对受害人承担无过错的连带责任.在加害人内部,除非转基因作物实际种植者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基因公司应承担基因污染损害的最终责任.此外,还要建立一个个体、社会、国家责任互动的综合性损害救济体系.     

公共消费安全保障机制与对策研究

近年消费安全文献主要集中在农产品、食品安全消费,以及经营者安全消费环境义务归责等问题研究上。文章提出了从培育绿色商品市场体系、完善政府监管制度体系、健全行业协会监管职能等角度构建公共消费安全保障机制,同时提出了要加强消费公共安全理论研究、加大公共消费安全教育、完善公共消费安全预警与处置制度等具体对策。     

舆论安全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有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确保国家舆论安全是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在我国舆论安全环境异常复杂严峻的情况下,必须深刻认识舆论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和舆论安全的关系,主动契合舆论安全开展好思想政治教育。     

基于时间利用视角的民生福祉改善研究

幸福感是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评价,可以作为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参照。由于参与不同活动的时间分配不同,获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不同,通过时间利用方式的变化可以反映居民幸福感的变化。以中国2008年和2018年两次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通过分析个人属性和外界环境属性对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以及时间利用方式对幸福感的影响,评估中国民生福祉改善情况。研究发现:十年间中国居民幸福感显著提高,人民福祉明显改善。就个人属性而言,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幸福感越高。就外界属性而言,人均学校数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医院数量的提升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加会降低居民的幸福感。从活动细分来看,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有酬劳动、无偿家庭服务、睡觉与个人护理活动、用餐或其他饮食、大众媒体使用、休闲娱乐活动、健身锻炼活动上可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建议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提升交通出行效率,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诱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滥用委托人的授权,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时,就产生了腐败.由此,可以在发生形式上区分出直接的贪污型腐败与间接的贿赂型腐败:前者是指政府官员直接贪污、盗窃、侵占国家资财,直接获取私利;后者是指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收受第三方支付的贿赂,间接换取私利.     

风险视域下进口食品的安全规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类风险不断传播和蔓延,进口食品安全屡次成为重灾区。长期以来,我国进口食品安全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风险规制机制。该机制在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的同时,存在着规范体系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规制手段缺乏创新性和多元性、交流机制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等问题。当前,可以借鉴域外多元化监管工具、数字化治理手段、开放性信息交流等长效机制建设经验,通过强化合作规制机制、建构信息共享机制、推进定量风险评估机制、完善全球共治机制等措施,不断优化我国进口食品安全风险规制路径。     

不同权利视角下的社会救助

救助缘于权利,然而权利的性质不同导致救助的性质和特点也不同。建立在一般人权理念基础上的救助是道义性救助,其特点是主观性评价的随意性和污名效应;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上的是制度性救助,其特点是规范性和科学性;在公共权利诉求下的是基本公共品保障,由此决定了基本公共福利对社会救助辅助作用。由吉登斯提出的新公民权理论将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从而奠定了积极救助的制度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