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整个人类文明建设，放眼全世界共同发展，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世界和平共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当前，世界各地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进一步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划时代理论提出的重大意义和现实迫切性。因此，在应对包括重大传染病在内的各种生存和发展问题的严峻挑战下，世界各国必须秉承互利共赢、开放创新、文明互鉴、公平正义、环境友好的理念，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背后: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回溯

现实主义是当代全球治理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时代情境中,现实主义仍然主导着各国的治理实践。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植根政治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经由传统现实主义,传承至新现实主义,成为全球治理的正统理论。基于性恶论、理性行为体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设定,现实主义对全球治理报以悲观谨慎的态度,突出国家的治理主导地位,赋予权力政治以决定性意义,由此塑造了一个充满敌意和冲突的世界。面对疫情对全球治理构成的挑战,梳理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历史演进,剖析其观点的发展逻辑,可以为准确研判当前大疫下的全球治理现实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      

21世纪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新挑战及中国智慧

进入21世纪,全球公共危机呈现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扭结相缠、风险全球化程度加剧、信息技术影响凸显、次生危机复杂性加剧等一系列新特征。现行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资本的扩张本性导致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实践忽视生产力发展实际并违背世界历史运行总体规律。世界各国应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在推进全球公共危机治理进程中,努力构建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同世界各国一道积极应对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新挑战,推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为实现有效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重大疫情危机事件网络谣言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

在重大疫情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削弱政府公信力,不利于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分析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与危害、成因与治理,对打赢疫情阻击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从疫情信息及时公开、树立良好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网民伦理教育和网络法律监管等方面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对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网络谣言展开进一步思考,反思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新冠疫情下我国疫情防控的治理路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各级政府采取科学决策、精准防控、统筹推进的积极治理措施,取得了抗疫保卫战的阶段性胜利。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过程中,也暴露了应急管理各环节中的诸多短板和不足。鉴于此,为防患于未然,我们有必要针对问题和不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在应对突发疾疫防控预警网络、疾疫防控救疗体系及辅助平台等方面开展针对性的建设,从而实现由单一向综合的疾疫治理模式转变,最终为疫情防控建造一道道严密的防火墙。     

政党极化、民主危机与美国政府新冠疫情治理的失败

自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以来,美国是一直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政府对疫情的治理无疑是失败的。许多人将原因归结为特朗普个人或联邦制的内在缺陷,然而,通过细致梳理联邦政府的防疫政策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的防疫政策具有阶段性：利用国家紧急状态所赋予的权力,特朗普政府对第一波疫情的治理是达到其政策目标的,这说明特朗普曾有治理疫情的意愿,联邦制也具备治理疫情的能力。但是,特朗普政府在后两波更为严重的疫情下却几无作为,防疫最终走向失败。美国大选是导致特朗普政府由积极抗疫转为消极抗疫的主要因素。大选期间,美国整个政府乃至政治系统都在为选举服务,治理所需要的协商合作被弃若敝履,政府的治理功能瘫痪。即使大选结束,这种竞争对抗的气氛也持续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系统,使拜登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难以取得成效。所以,从根本上讲,美国疫情治理失败是美国民主政治深层危机所带来的治理能力下降的结果。这一民主危机由政党极化而起,被大选激活,以至于对抗超过了妥协、竞选越过了治理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如何应对政党极化对民主制度带来的冲击,是对美国民主的重大考验。     

全球核走私态势及其治理

自从人类步入核时代以来,核走私就是核扩散的重要途径。随着敏感核材料与核技术的扩散,核恐怖主义已成为现实的全球安全威胁,并被列入全球核安全议程。打击核走私已成为严防核恐怖主义的第一道防线。在21世纪,核走私呈现出全球布局分散化、核裂变材料比例固定化、作案团队有组织化、作案手法专业化的发展态势。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多层面、多领域的合作,从根源上断绝恐怖分子获取核能力的渠道,以消除核扩散的安全隐患。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不仅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权力格局,也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全球治理体系需要适时将部分治理权由西方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在这一治理权转移过程中,新兴大国应该协调配合,以集体身份和共同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重要一员,应该加强对新兴大国的外交力度,携手稳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在网络空间的呈现、演变及其治理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与移动社交媒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碰撞。2019年底至2020年初,COVID-19于武汉爆发,谣言与疫情齐飞。本文以武汉“封城”1个月为时间段,以新浪微博手机客户端的“疫情辟谣”为取样来源,采用混合研究法,考察疫情谣言在国内社交媒体的生产、流通/传播、消费/接受的情况,重点关注谣言的时空分布、建构方式、传播特点以及辟谣路径,探求谣言产生及传播的社会心理和现实环境,以期深化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谣言传播和谣言治理的研究。     

议题设定和全球治理——危机中的价值观碰撞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治理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主要方式,全球治理在国际体系的重构和国际格局的变革中扮演着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键角色。本文从全球问题和议题设定的互动关系入手,梳理全球治理理论中的价值观和模式转变,为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群体化: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且由于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公共问题属性而成为典型的政治议题。全球气候问题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以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形成了"抱团打拼"态势,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这种路径选择,源自结构和进程层次。全球气候制度结构是一种松散耦合的机制复合体,对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的规约,变革成本较高,存在多层治理和复杂决策的困境;新兴大国的主体进程,则表现为协调作用突出、基础四国松散联合主导、多群体间相互重叠,因而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实践平台。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的重新思考

当前全球食物系统已经受到诸多威胁,新冠肺炎疫情使食物系统更加脆弱,同时敲响了重新思考未来农业食物系统的警钟,世界进入多危机并存的复合型风险时代,增强食物系统的“韧性”至关重要。文章全面介绍了当前全球食物和营养安全面临的现状,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食物和营养安全带来的挑战,并对未来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的发展着力点进行了思考。截至2019年,全球有6.9亿人遭受饥饿困扰,20亿人无法正常获取安全、营养、充足的食物,1.44亿儿童发育不良;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破坏了全球食物供应链,使弱势群体遭受重创,饥饿人数大幅度增加;未来食物系统应当是高效高产、低碳、健康营养、韧性、可持续并具有包容性的生产系统,其中“韧性”对于应对新冠肺炎等冲击并从中恢复至关重要,文章从技术、政策、制度、贸易等方面阐述了增强未来农业食物系统韧性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环境治理与公共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突发性高、传染性强、扩散性广、防控难度大、人群普遍易感,是近百年 来人类生命健康面临的最严重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之一,不但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安全,而且对各国经济 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环境治理也不可懈怠。 以 2011—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环境治理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研究发现,环境治理可以 显著降低呼吸道传染疾病发病率,这一现象在新《环保法》实施后更为明显。 本文从公共健康视角为新 《环保法》实施效果评估提供了微观证据,不仅丰富了环境治理和公共健康方面的研究文献,而且为政府 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及进一步完善和制定环境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冠疫情下的城市社区之治

新冠疫情初期社区防控行动迟缓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渐从以往的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尝试走出全能主义国家模式。但在单位制路径依赖和国家强化基层控制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单位制并未完全退场,而是通过渗透、吸纳等方式隐性延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行城市社会治理实质上的单位制与社区制并行的模式。单位制的隐性延续,使居民、单位、社区三者间的协调机制紊乱、力量分化,社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因此,国家控制力和社区自治力作为决定社会治理形态的关键因素,未来还将在中国的城市持续并行。在社区自治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适当地调整好国家的控制力度,培育社区自治力的适度成长,促进单位制与社区制的良性合作,成为后疫情时代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