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问题与破解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实践主要采取"严打"和"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两种形式。但是,不加区分地从严惩处,并不能有效地遏制和预防此类犯罪的进一步演化和发展。在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实践中存在着治理模式、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对有组织犯罪发展规律认识上的片面性造成犯罪基础观念的偏差,进而导致惩治有组织犯罪刑事实践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意欲破解这些问题,应当将"刑事一体化"思想具体化和现实化,在力求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有组织犯罪的现状、特点的基础上,重构犯罪观念及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法律机制。     

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现状、特点及原因初探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演变,我国的有组织犯罪已呈现企业化发展趋势。综合分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过程与表现,可以发现有如下主要特征:企业化转型主要表现为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和合法企业的有组织犯罪化两种模式;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在组织形式上表现为利用企业或商业组织进行犯罪;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外部控制能力更强,社会危害性更大;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行为更具掩饰性,查处难度增大。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犯罪市场化以及由此所必然导致的犯罪组织化是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我国转型期社会环境及制度缺陷是促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与企业制度的高度相似性为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提供了前提条件。     

有组织犯罪的认定与防范

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理解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司法的偏差.黑社会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后者的认定应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过在解释上应当予以适当的扩张.文章还从刑事立法与司法的角度探讨了如何防范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涉黑犯罪惩治对策比较研究

涉黑犯罪的严重破坏性已为国际社会所充分关注并受到各国立法与司法重视.国际社会通用的“有组织犯罪”包括黑社会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各国惩治有组织犯罪对策的比较研究表明,为有效遏制不断蔓延的涉黑犯罪态势,我国应在明确反黑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完善刑事立法、便宜刑事司法、加强区际与国际司法协作等方面有所作为.     

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20年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刑法立法进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立法的探索阶段、立法的初成阶段和立法的完善阶段。纵观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的演进过程,发现其呈现出犯罪形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相互影响的互动特色,这反映了随着对有组织犯罪观念的不断深化,我国刑事政策观念及刑事立法的不断调整的动态发展过程。回顾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20年的演进,仍能发现其在立法模式、立法的前瞻性、立法的系统性以及刑事责任与刑罚配置等方面存在的较多问题。针对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的缺陷,我国未来的刑法立法改革走向就是要总结既往立法和司法实践探索经验,正视立法存在的不足,不断从结构、制度和立法技术等方面加以完善,运用多元、能动、理性的总体立法方略构建完备的有组织犯罪刑法体系。     

传统引渡障碍的最新突破--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传统引渡障碍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加强而不断衍化.我国近期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引渡中的双重犯罪原则,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和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等传统引渡障碍作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对今后引渡制度的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对两岸共同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的思考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直接推动了两岸之间共同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工作由个案合作方式向机制化合作模式的转变。当前两岸跨境有组织犯罪的重点从严重暴力犯罪转向从事"黑色经济",以谋取高额"黑色利润"为目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犯罪的途径、手段也日益多样化、高科技化,呈现出内外合流等特点。两岸必须从"缩小保护服务市场"着手,达到"孤立黑金"的效果,使黑社会组织无法生存于合法政治体系。两岸在司法对策上可以各自成立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机构,进一步配合政府机关的力量,便于联系协调,同时还应积极推动两岸司法人员定期交流、完善两岸罪犯追逃制度。     

没收国际合作中的双重犯罪原则

双重犯罪原则是在引渡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并成为狭义刑事司法协助、刑事诉讼移转管辖、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以及没收国际合作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范畴中具有普适意义的基本原则。双重犯罪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和基本要求,对保障国家司法主权的实现和保障公民权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在全球一体化和加强国际法治的宏观背景下,双重犯罪原则虽仍有存在的合理理由,但其适用已经趋向灵活,甚至出现了弱化乃至例外情形。     

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立法的缺陷及完善

世界范围内对“有组织犯罪”的研究已有所建树,但我国理论上尚未明确“有组织犯罪”的内涵和外延,由于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认识,通说认为我国目前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最多只是具有黑社会组织某些特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刑法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只规定了三个罪名①,存在立法缺失,不利于打击犯罪;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或其成员,也尚未建立严格的财产刑罚和有针对性的特殊减免制度,不利于瓦解犯罪组织。从法律规定应当科学、合理及满足司法实践的要求来看,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有组织犯罪。     

论从严刑事政策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运用

从严刑事政策是从严刑事立法政策与从严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体。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严重、难以矫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和我国对待恐怖活动犯罪的态度与立法、政策倾向,需要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强对从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与运用。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在从严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增设罪名、完善罪状从而严密反恐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规范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与刑事追诉程序;在条件合适时制定统一的反恐怖法。在从严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依法司法,严格按照我国已有的反恐立法从事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作好司法解释工作;成立反恐机构,防止恐怖罪犯的交叉感染;加强反恐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全球化语境下有组织犯罪概念之界定

经济全球化给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界定有组织犯罪要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为基础。国内外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界定纷繁复杂,歧义丛生,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区分刑法学与犯罪学两个层次的概念界限,并且以我国刑法规定为标准,结合《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相关规则,将有组织犯罪在广义上界定为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犯罪集团犯罪,而狭义的有组织犯罪,则仅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中俄有组织犯罪的对比分析

中俄有组织犯罪的总体发展状况必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各自所处的背景差异,使得其发展规模和对社会的影响出现巨大的差异。本文从两国的有组织犯罪规模和组织化程度、对社会的影响、活动范围和社会背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组织文化的构成及其内涵

一个群体或一个组织的文化是由无数个由该群体所遵循、所认同、所继承、所教化的文化现象所构成的。从文化现象形成的角度看组织文化应该包含有理念、制度、个性和背景等四个层面。每个组织都有文化,而有意识的建立起来的文化对组织的影响更大。     

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几点思考

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定过于原则与笼统,致使在理解与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与随意性。为准确认定与精确打击此类犯罪,根据近年来同涉黑犯罪作斗争的实践经验,对黑社余陛质组织根本特征与法律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就司法实践中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争议焦点与适用法律难点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司法建议。     

中亚有组织犯罪发展的潜在危险性分析

中亚地区的地理环境及经济文化历史和背景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发展的可能，并且决定了它具有显著地与恐怖主义犯罪相互交织和转换的特性。毒品犯罪、恐怖主义犯罪严重化、跨国界化，促成中亚地区正在向跨国犯罪的热点地区演变。     

有组织犯罪与秘密侦查法制化

有组织犯罪以组织性、隐蔽性、智能化程度高为突出特征,所涉及的犯罪领域多、取证难成为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瓶颈问题。侦查机关广泛运用秘密侦查,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及其合理性、正当性,但同时也侵犯了公民权利,涉及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应及时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秘密侦查合法化,在程序运行上对秘密侦查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以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双重目的。     

有组织犯罪与腐败的共生性问题研究

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都是当今世界严峻的社会问题。有组织犯罪与腐败绝对不是孤立的犯罪,两者互惠互利,共生共存,形成共生模式,产生共生能量,加速了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社会危害。有组织犯罪与腐败共生导致了有组织犯罪的力量不断膨胀,使政治腐败变本加厉,经济和精神领域逐渐被染黑,导致政府对有组织犯罪的查处难度不断加大。为了遏制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发生,政府必须加强对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立法进程;从制度和机构建设方面,预防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共生;加强国际合作,从世界范围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