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黄宗羲“德”范畴论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德”是一个贯通天人，涵盖哲学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复杂观念。黄宗羲是17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道路的探索者，他把“一本万殊”的哲学思维理路运用于其对“德”观念的探讨中，建立了包含哲学本体论之德、道德修养论之德到政治之德等不同层面的德论。其德论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理论突破和思想启蒙，体现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召唤。     

庄子之道与德的生态智慧

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可以成为当今绿色发展的理论营养。“道”和“德”是庄子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和依据,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深刻的生态智慧。“道”具有本根性、整体性、同质性、超越性、自然性等基本特征,“德”是道赋予包含人在内的世间万物的内在自然本性。庄子之“道”与“德”中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表现为物无贵贱、万物一齐的平等价值观和内在价值论,顺物自然、无为为益、处物不伤的生态方法论,知足知止的绿色生活方式与生态消费理念。     

简论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异同

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包括原生生活基础、思维方式基础和价值观基础这三个方面。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不同,在原生生活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以农事为思考中心,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城市生活为思考中心;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以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神人之分和征服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在价值观方面,以权力的合法性为中心,围绕着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间的应有关系、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应有关系、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应有关系,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强调实践美德、民本思想和基于人伦的亲情,而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强调理智美德、神本思想和基于＂逻各斯＂的理性或意志。这些差别集中地体现在古代中西政治哲学对待民的基本态度之上,古代中国政治哲学对待民的态度是以如何＂牧养＂民为根本立足点,而古代西方政治哲学则是以如何＂放牧＂民为根本立足点。     

价值论研究与哲学形态转换

我国价值论研究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产生了冲击,催生了新的哲学观。价值论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我国的哲学形态促使哲学转变“观”世界的前提和视角;促使哲学以人生活的意义为出发点和归宿;促使哲学采取“实践思维”方法;促使我们对哲学重新定位。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先君子后小人”与“先小人后君子”——两种人性论对中西方传统政治生活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一些文化学人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剖析,将中国哲学称为“君子哲学”,西方哲学称为“小人哲学”。以“君子哲学”为基点,中国传统政治走的是“人治”之路,以“小人哲学”为基点,西方传统政治走的是“法治”之路。这是中西方传统政治最显著的不同     

德的传统和以德治国

一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也是德治的基源 ,以德治国 ,中国特色 !《易经》“乾卦”《文言》云 :“群子进德修业。”《资治通鉴》亦言 :“才者 ,德之资也 ;德者 ,才之帅也。”都强调了德才兼备的仁德思想。《管子》言 :“德者 ,道之舍。”又认为具体事物是从“道”得来的特殊规律或特殊性质 ,把德作为哲学术语 ,使德成为“道”的依据和归宿。《道德经》更认为“道生万物”、祸福相倚 ,宣扬尊母崇柔、自然无为。于是有了山之德、水之德等等 ,道德文章 ,千古流芳。《左传》强调“仁政”就是“德不失民”、“务德而安民”的“德政” ,是为以德…     

中国古代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混合和开新

中国古代有发达的贤能政治思想及选举制度。西风东渐,中华文化传统里里外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恐怕首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受文化决定论和还原论影响,人们将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片面对立起来。孙中山先生秉持理性公允的文化态度,力持中国政治文明在世界上具有优势,值得珍惜、继承和发扬。长期以来,孙先生的观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冷静、系统的研究,致使我们在政治和文化心态方面极不自信。中国古代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对中国贤能政治及其选举制度和西方民主政治及其选举制度展开解剖、比较和融合,有望促使二者完善,有望产生更有优势的混合政治,有望解决文明冲突。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情智兼得方为圣人--论王弼的理想人格

王弼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具有超拔的智慧而不滥用智慧,"圣人有情论"还圣人以正常人的生命情感和自然之性,把人格神还原为普通人.在树立"圣人"这一人格典范时,王弼将儒家的理想融人道家的自然,以道家的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家经学,形成其"内道外儒"的人格特征,在对经学的重新阐释中将道家推向历史的前台,掀起魏晋玄风,中国哲学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大的转折,对后世的文学、美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西政治差异的文化渊源与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西方传统政治是基于社会契约的契约政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需要“圣人”为民做主,因此它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     

儒家圣人政治与西方契约政治比较

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基于社会契约的西方传统政治是契约政治。在中国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因此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建设研究 ——基于安徽临泉县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乡贤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新乡贤群体和新乡贤文化在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徽省临泉县近年来积极探索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发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进一步弘扬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活动的激励机制,正确处理新乡贤与村两委的关系,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预防新乡贤异化为宗派与黑恶势力,防止新乡贤活动中的以德代法行为等。     

孙悟空形象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蕴

孙悟空形象的特点是亦真亦幻,幻中寓真。这个形象的创造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历史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他的“强者为尊”和追求自由的思想性格与明代中后期进步的社会思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李贽的尊贤思想和童心说在他的身上都有着鲜明的表现。他的积极乐观、勇敢无畏、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等美好品德,反映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孙悟空的斗争智慧也多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小说在奇幻描写中时时透出世俗社会的人情事理。孙悟空形象的童真童趣,也是时代精神的一种独特表现。     

“孔庙世界”的存在本质

基于“孔庙世界”在根源的提问下成为一个学术上可以展开的议题,从孔子“祭如在”出发,通过诠释周濂溪、朱熹、黄干等对于孔庙与乡祠中祭祀先圣先贤的追问,认为对古圣先贤所书写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与圣贤在精神上“相通”,通过在孔庙、乡祠内对先儒圣贤牌位、画像或塑像的祭祀,用“道统”超越“血缘祭祀”的局限,实现与先圣先贤在“气”的“相感”。“孔庙世界”中的“祭如在”是将先圣先贤模仿为生者进行“致敬”“致孝”,将先圣与后学“共在”于“共在世界”。     

张载“心解”诠释学的理论特质

张载的哲学思想具有原创性,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对张载独特的诠释学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张载的诠释思想集中体现为“心解”二字,“心解”具体表现为“濯去旧见以求新意”的诠释目的,张载以“濯旧求新”的模式实现对孔孟之说的传承,他从观书和求理两个角度强调了求新的必要性,“开昏蒙”是求新的直接目的,朱熹对张载这一诠释目的十分推崇,多次阐释这一思想;张载以“心解则求义自明”为诠释原则,他认为心有“天心”“地心”之别,其中“人心”是张载心论的主体,具有德性之心与知觉之心的二重含义,“心解”中的“解”是“心”的知觉能力,合“德生之知”与“见闻之知”才能“求义自明”,通过“德性之知”收摄“见闻之知”形成“自诚明”,强调宏阔的“天人合一”宇宙意识,建构细密的“致知穷理”的知识理性;以“心解”为基础,共同指向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治学理念与人生抱负,可见他的“心解”诠释学既是一种认知性的理论,又是一种指向个体自我修身的实践理论,其从继承性、创造性、延展性方面提升了孔孟以来的儒家文化,更是在身心实践上对圣贤意志的体贴与发扬。     

感通之德——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新解

在精微的哲学深思和人生体验中,唐君毅构建了心本体的哲学体系,实现了“道德自我”——“仁德”——“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层层晋升,从高悬于天际的道德心灵,最终走向了永恒理性和现实人生的融合,在理与情的结合中强调了生命在物我感通基础上的圆融。在这个基础上,他指出中国艺术精神之根本在于物我相忘以通情,中国艺术的心境关系实为一感通关系,中国艺术精神是以心物交融为核心的感通之德。感通之德的提出既是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游艺精神的承继又是他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创新性解释,既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又是对中国文化精神探求的有益补充。     

抗战时期林同济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述论

国民性改造思想是抗战时期战国策派思想的基础。战国策派认为秦汉以来的历史文化所造就的国民性是导致中国衰败和无法应对抗战民族危机的根源。作为该派主将的林同济集中批判了中国国民性中的“士大夫”人格,抨击士大夫官僚传统的四毒和“中饱”极弊使国民养成官僚化性格和“官商者模样”,指责传统的忠孝观念导致国民重私德而轻公德,指出这些是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无法适应新战国时代“战”和“力”的要求。他主张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唤回列国时代的“大夫士”精神,构建“战士式”的人生观,增强民族活力,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胜利,进而重建中国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