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混合和开新

中国古代有发达的贤能政治思想及选举制度。西风东渐,中华文化传统里里外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恐怕首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受文化决定论和还原论影响,人们将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片面对立起来。孙中山先生秉持理性公允的文化态度,力持中国政治文明在世界上具有优势,值得珍惜、继承和发扬。长期以来,孙先生的观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冷静、系统的研究,致使我们在政治和文化心态方面极不自信。中国古代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对中国贤能政治及其选举制度和西方民主政治及其选举制度展开解剖、比较和融合,有望促使二者完善,有望产生更有优势的混合政治,有望解决文明冲突。     

去妖魔化：贤能政治的当代使命与世界意义

在国际政治中,妖魔化是指一些国家利用强势的国际话语权,制造和包装出他者完全邪恶的形象。中国是当前全球妖魔化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妖魔化中国源于欧洲政治学说中的“东方专制主义”余毒,二战后西方世界沿袭了“中国专制”共识,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一人一票”是选择政治领导人的唯一合法方式。他们拒绝接受贤能政治等其他方式成为备选方案。要想将妖魔化中国的影响降至最低,必须充分重视贤能政治的当代使命与世界意义,既要打破民主-专制主义的政治二分法,也要为中国在全球层面上的参与和国内的民主改革实验留出更多的空间。     

先秦哲学中的政治学思想浅析

自中国哲学产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政治哲学。旱在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就对政治生活进行反思,以确定政治思想,并求得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这就产生了政治哲学。儒、墨、法、道思想中的政治哲学对中国的政治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着中国以后几千年的政治统治,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范式转换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创新应该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意识中获得阐释。由古希腊奠定传统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是哲学与政治的矛盾张力;就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整体而言,哲学的政治是它的基本取向,其实质是通过哲学遮蔽实践的政治意义,通过神化和物化自然使政治世界神秘化和侏儒化。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创新实现了从哲学的政治向政治的哲学的转换,具体表现是:通过实践哲学解放了被古典政治哲学遮蔽的劳动者,使自然与人的劳动实践建立起有机联系;清除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赋予政治国家由神秘的自然而来的形而上学特性,清晰地展露出政治的历史性和历史哲学本质。     

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是孱弱的。反思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知识构成的描述、意识形态的勾画、政治功能的凸显、理论结构的提取这四类方法及其分别引申出的四种研究导向,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可以采取四重推进式方法进路: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凸显和实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功用性。     

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与命脉所在。今天,它又是我们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关系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其产生、发展、传播,还是其中国化的每一步骤,都与中国传统哲学及其现代化有着某种独特的关联。确立"和而不同"的开放思维与包容心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政治哲学的范式转换

西方政治哲学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先后存在过三种思维范式,历经两次思维范式的转换。求知动物被提升到政治动物之上,蔑视行动的生活,诉诸政治一种客观主义的“法则和尺度”,为存在性政治哲学范式;从人性出发,设定自然状态,诉诸政治抽象的“自我意识”,为意识性政治哲学范式;从现实世界的整体性出发,在“理性多元化”的生活世界中,通过交往实践,采用“对话”的方式寻求政治问题的“和解”,为交往实践性政治哲学范式。作为现代交往实践哲学奠基者的马克思,理应成为追溯政治哲学思维范式现代转向的源头。     

斯特劳斯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

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在当代复兴政治哲学的尝试备受当前国内外学术关注。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重建基于其对政治哲学的独特理解。他认为,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它有双重意蕴: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或者是以政治的方式让人们走进哲学。施特劳斯特别强调后一维度,并从这一维度重新审视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批判了以现代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治科学,主张放弃将政治科学化的企图。     

政治哲学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问题探析

政治哲学是以论证的方式探讨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它主要是以理性思辨的方式为人类政治社会所应遵循的原则和规范提供理由和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以马克思政治哲学为基础,并由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们论述的关于国家、阶级、人权、民主与公平等政治哲学领域的理论学说.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只有着眼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推动和反作用力下,比较、反思、批判性吸收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合理内核,并以精研《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鼎力支撑下的创新研究与发展,才是进一步繁荣与推进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路径.     

论政治哲学的发展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

近代社会的发展促使了政治哲学的产生,就当前政治哲学发展的态势来看,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中国的发展极为迅速。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在指导思想几十年的发展中,共产党人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将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政治方面就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件极为具有影响力的哲学事件,这一学科的兴起积极回应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的范式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政治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入手,建构自己的、适应于现实生活并能引导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哲学理论,本文将探讨在政治哲学发展的前提下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政治哲学的三种类型

政治哲学依其承担的学术使命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哲学在政治研究领域的展开,被当作是政治学精华的浓缩;一种是在政治学中与所谓实证研究对立起来的规范研究,主要使命是阐述政治的本质或价值;一种以统一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理论与经验科学为目标。本文认为,政治哲学不仅要阐述政治生活的价值,还要承担起政治学的反思、批判职责,还要把政治认识和政治思维过程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关注政治学发展中提出的一切哲学问题。     

中国古代谏诤观

谏诤是国家治理活动,是君主专制下自我监督、自我纠错机制的核心,目的在于帮助治国者听取、吸收不同意见,以实现合理有效决策。中国古代政治学说集中讨论国家治理问题,谏诤观是对谏诤的认识和反思,乃古代政治学说的一部分。中国古代谏诤观的产生和发展与谏官的设置密切相关,大约产生于商朝,大盛于诸子,与治国理政的实践结合并产生积极作用在汉唐时期,后来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而日趋衰落。古代谏诤观的思想基础有“太和”观念、天人之学、“和而不同”的修养论、朴素的辩证思维、“仁政”思想等。古代谏诤难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桎梏,同时和谏诤本身的不正常发展、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有关,这使古代谏诤观即使有一些民主色彩,最终仍然疏离了民主政治发展方向。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宗教神学的断裂,世俗哲学的突破——\"轴心时期\"中国文化转折探源

在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期＂,希腊、印度、以色列、中国的文化都开始出现转型,印度选择更为完备的宗教神学,希腊选择了纯粹的哲学,中国则抛弃了宗教神学,选择了世俗哲学。这一文化转折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精神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复杂的影响。文章从哲学发生的母体——宗教着手,通过分析中国宗教与血缘、宗法、政治的关系的变迁,分析了＂轴心时期＂中国世俗哲学产生的渊源和过程。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以正义与智慧为视角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就是指柏拉图对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和思想。鉴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在柏拉图＂政治-哲学＂观中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这个视角探查柏拉图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柏拉图＂政治-哲学＂问题的缘起;柏拉图＂政治-哲学＂观的正义与智慧视角;柏拉图＂政治-哲学＂问题的消解,即正义与智慧、政治与哲学的整合。     

成功者的成圣之路--论老子人生哲学的对象和内容

老子人生哲学的对象是成功者,其内容并非人们所认定的"长生久视之道",而是探讨成功者的成圣问题.这种哲学强调成功者转换生存和发展方式,因而是积极的和入世的.     

哲学、政治与自由——汉娜·阿伦特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

从本质上来看,哲学与政治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在自由问题上表现的更为尖锐。阿伦特认为,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传统用真理排斥意见,贬低政治并分离自由与政治。她认为,哲学所追求的自由最多也只是一种内心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发生在公共领域。在她看来,政治存在的理由就是自由,政治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哲学“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与政治“实践”——葛兰西、柯尔施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葛兰西和柯尔施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其关于哲学的“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以及政治“实践”等范畴和思想而得以体现的。在哲学“幻想”中,他们通过对哲学以及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对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各种思潮和表现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实践哲学式的理解范式;在意识形态“常识”中,他们通过对“常识”等日常心理和思维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探索的新维度,即文化和具体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他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阐释;在政治“实践”中,他们通过对“市民社会”、霸权、政治与意识形态(主要是上层建筑与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政党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探讨,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实践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