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地表:土改小说的历史还原与想象

在土改运动过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作家带着理性的眼光审视这段历史,在一系列恩怨情仇中寻找泯灭的和没有泯灭的人性,在咀嚼个人和民族的苦难中,思索真正的人的尊严,赋予土改文学新的元素,实现土改文学新的超越。     

《青春万岁》:从小说到电影

王蒙小说《青春万岁》从创作到出版,再到改编成电影,横跨十七年和新时期两个不同文学史时期。契合与分裂构成了《青春万岁》从小说到电影之不同艺术形态转换的基本特征。小说《青春万岁》的改编,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内涵,具有文学史的标本意义。     

孙犁土改小说的“聚-散结构”

孙犁小说中隐含着聚-散结构。其抗日小说是民族突围,核心是聚,叙事模式是拟家结构;土改小说是政治突围,核心是斗争,叙事模式是聚-散结构;芸斋小说是个体救赎,核心是散,叙事模式是碎片式结构。由聚到散,是孙犁小说呈现出来的总体叙事模式,并在土改小说中得到最生动具体的演示和说明。土改时期,人们以各种方式聚在一起,但聚的目的是分:阶级划分平分浮财斗地主分田地。在聚散结构里,各种力量胶着、斗争,社会系统空前活跃。     

《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

《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人物与情节的变化都非常大。电影有三个关键的变动,体现在对战争场面的铺陈、入殓师约翰与玉墨的恋爱、演绎数字"十三"等几个方面。为了使改编尽量真实可信,电影围绕这三个主要的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叙事视角、语言、人物、情节、道具等方面也作了相应的变换。有的改编较成功,有的则难以令人信服。电影的改编,大大增强了对战争、性爱等元素的渲染,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传奇,煽情效果更强,有利于票房收益,但是艺术价值则远逊于小说原著。     

《碧洛雪山》:从小说到电影

小说《碧洛雪山》是云南哈尼族作家存文学创作的优秀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碧罗雪山》,从互文的角度看,兼具文本和前文本特色。小说《碧洛雪山》是一个表面讲述村子搬迁事件,但却深含寓言意义的故事,以社会的真实指向个人的底蕴,在民族的信仰中,具体说是在图腾文化中反衬人性的表现。文本在此建构了一个巨大的隐喻象征场所。同时,文本叙述表面为人熊矛盾,其实隐含的是人在权利面前的软弱,人与权力的矛盾。外显的杀熊情节其实与另一个潜在的体系——权利之间存在意义联系,这是一个更大的、也更为隐蔽的寓言所在。与小说比较,电影《碧罗雪山》除了人物生活的环境没变化之外,风格、主题和情节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小说主题原本具有丰富的多向性特点,人与自然的和谐贡献了一个主题,黑暗的权利交易又贡献一个主题。影片则单纯表现人与自然在现代法律制度下的和谐守望发生了矛盾与冲突。影片按照写实主义手法对文本进行了全面改写,力图通过麦地村,还原峡谷人群一份真实的生活思考:面对现实,传统与当代如何相互选择。     

谁的民间——从《锻炼锻炼》看赵树理小说的立场

学术界对《锻炼锻炼》的阐释历来有很大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锻炼锻炼》反映了农村干部欺压农民的恶习,体现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其实《锻炼锻炼》旨在纠正当时农村农民落后、偷懒的不良风气,很难体现民间立场。在十七年间,民间已经成为一个伪命题,且对赵树理来说尤为甚。     

潘金莲:从《水浒传》到《金瓶梅》

《金瓶梅》的故事框架是从《水浒传》第22回到第31回中移植过来,又加进了作者天才的创造。细比较二书对于同一人物的描写,有助于对《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初衷、《金瓶梅》一书主题等方面的探究。文章选用潘金莲作为剖析的材料,发现存在诸多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正与二书的主题、表现重点各有不同等息息相关。     

十七年“土改 合作化”小说中的中农

作为农村的中坚阶层,中农在相关政策层面一直被定义为中国革命的依靠和团结对象。但在部分“土改合作化”小说中中农的合法身份却不断遭受质疑。中农身份从理论到实践的不稳定性最终反映到文学中。这折射出土地改革的最终走向,并对当下中国社会持续产生各种影响。研究中农形象的特殊表现形态,对于反思“土改 合作化”叙事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象声词:从《诗经》到《元曲》

象声词是汉语词库中独具魅力的一类词。从《诗经》到《元曲》,无论在构成方式上,还是在语法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异,但是这些变异没有改变象声词的本质特征。     

边缘化的“朝圣者”--论土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土改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契机,他们从启蒙者变成了学习者,需要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面对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单调的精神生活以及革命与家庭的两难抉择。而知识者对于暴力革命的怀疑,对群众精神弱点的认识,对自我的认知等都在作品中成为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潜在地构成了对于主流话语的质疑。     

《群芳亭》：从小说到电影

《庭院里的女人》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担任独立制片人的好莱坞电影,这是继《大地》、《龙川》之后又一部根据赛珍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小说《群芳亭》中,赛珍珠关注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并通过吴太太和安德鲁之间的心灵交流,探讨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可能性。《庭院里的女人》在精神上与原著已经大异其趣。影片模仿好莱坞影片制作,潦草地表现吴太太和安德鲁之间的爱情;同时,影片充斥着说教的声音,小说中的圣人安德鲁成了完美的救世主和舍生忘死的英雄;而且,影片充斥着说教的声音,小说中的圣人安德鲁成了完美的救世主和舍生忘死的英雄;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影片试图迎合大众的口味,满足某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中的糟粕的不健康的窥探欲。凡此种种,对赛珍珠的小说是一种歪曲,并构成负面听影响,也不利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集体劳动”的仪式化隐喻——论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是一篇关于＂集体劳动＂的精神文本。小说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借助＂集体劳动＂这一神圣的仪式化符号,委婉地传达出作者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强迫劳动行为和妇女解放之途的质疑和思考,从而对政治臆造幻景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观照和理性反思。而赵树理对于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镜像的乐观书写则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精神价值。     

“城市”与“乡村”:从《白狗秋千架》到《暖》的空间迁延

从发表于1984年的小说《白狗秋千架》到2003年以原文本改编上映的电影《暖》,虽然其中的许多故事元素被改造,但横贯其中的强势话语始终是城市,它作为稳固不变的主语,主导了两部文本的叙述节奏与故事导向,并喻指了从怨乡到还乡的审美寓意,呈现了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城市的现代性历程。     

“意象”的衰减——从《高老庄》到《秦腔》

贾平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倡导并实践一种局部、细节上生活流式的写实和宏观上“意象”张扬的小说写法,典型地体现在以《高老庄》为代表的几部长篇小说中,但是在《秦腔》中,“意象”衰减了,这源于贾平凹面对当下乡村现实时的迷惘和彷徨。《秦腔》削减了“意象”,却继续发扬了那种呈现式的生活流写实手法,这种写实手法在艺术上坚持了作者对浑朴苍茫之境的一贯追求,并渗透了贾平凹个人的生命体验,写出了一种面对故乡消逝时的超越性的悲哀,这是《秦腔》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所在。     

继承与超越:从《金翼》到《银翅》

有两类人类学的作品可以传之久远 ,一是以资料见长的民族志类作品 ,二是有创新的理论性作品。二者兼胜的佳作则可成为不朽的经典。理论可以不断的翻新 ,而民族志总是一切思考的“原点”。《银翅》接续了《金翼》之家的家族变迁史 ,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某些方面的影响将会是长久的     

《狂人日记》与中国“现代”小说问题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第一篇的地位,正在遭受质疑。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已经被从五四前移到晚清甚至更早。其中＂现代性＂是一个根本的内在理路。《狂人日记》自发表以来,大略经历了短篇小说、反封建及现代性的问题架构的阐释。这也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研究的基本方法、逻辑前提及其内在限制所在,需要以一种反思的态度,寻找一种更宏大视野下的＂现代＂小说研究方法。     

公民伦理与革命伦理的“道德商谈”——从小说《官司》到电影《集结号》

与传统现实主义革命悲剧不同,中国当代作家杨金远的短篇小说<官司>(2002)与当代导演冯小刚执导的红色大片<集结号>(2007)深刻揭示了后革命时代公民伦理与革命伦理之间的道德商谈.电影<集结号>对小说<官司>的改编采用了保留、增添、改变和删除等手法.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号声真相的探询、残酷战争的展现以及象征仪式的出场三个方面.通过改编,电影<集结号>有力地强化了公民伦理与革命伦理在真诚性和生命观两个层面的剧烈冲突,以及二者通过修复共识而又相互依存的悲剧性关系.     

暧昧的现代性:空间与个人主体的博弈——从赵树理的《三里湾》说起

在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解构往往伴随着个人主体性的消解,而与此同时,小说中的地理叙事却突破了这种藩篱,以空间主体性的姿态冲击着对于现代性的表述,使之呈现一种暧昧不明、模糊不清的状态,赵树理的《三里湾》即因此而受到现代性的质疑。在《三里湾》中,个人的主体性是一个被吞没、消解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空间的主体性不断壮大的过程,空间将个人都收罗进来,由此使其自身成为整个文本世界里着力要表现的对象。在这种对立与博弈中,因隐匿了的个人主体性而被误认为是现代性的缺乏。其实,赵树理小说所突出呈现的空间主体,也是一种"现代"的创造,这种创造从空间内部结构的摩擦和力量的对比中显示出一种复杂性来,这种"变化了的新空间"与文本中"擦肩而过的个人"在叙事主体性上的对抗,体味出另一种暧昧的现代性。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本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梳理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指出: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在论述中,澄清了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