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瘦鹃的西方“哀情十记”：周氏《心弦》编译考论

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的核心作家,以著译哀情小说闻名,世称"哀情巨子"。周氏编译的《心弦》收录西方小说十篇,却鲜有相关论述。经考证,作为"我们的情侣"丛书之一的《心弦》,选择编译的十篇小说均为经典之作,其主题与周瘦鹃的"哀情"文学观密切相关。从《焚兰记》、《赤书记》与《重光记》的译本分析可以发现,周瘦鹃的悲情初恋、惨情叙事与言情模式等人生体验与文学理念融汇到《心弦》的编译之中,透露出译者的"哀情"情怀。对《心弦》编译的考证与论述,既可以补充文学编译史的疏漏,又可以丰富周瘦鹃"著、译、编"的全方位研究。     

周瘦鹃文学翻译特征刍议

鸳鸯蝴蝶派主要代表人物周瘦鹃作为早期的文学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瘦鹃的短篇小说翻译给中国文学界带来了新气象,为中国旧小说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因此,研究他作品的文体特征和翻译风格有着深远的意义。     

翻译与借鉴：论周瘦鹃中西合璧的短篇小说

著名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周瘦鹃既是清末民初西方小说在中国的主要翻译家,又是现代中国成功将西方小说元素融合进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之一。周瘦鹃的短篇小说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一方面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秉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在故事主题、语言及叙事层面借鉴了西方短篇小说的创作理念,他的“伪翻译”小说便是融合西方短篇小说因素的典型。因此,周瘦鹃中西合璧的短篇小说既有民族特色又带有西方色彩,成为大众所喜欢的、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     

鸳鸯蝴蝶派早期代表作家周瘦鹃

关于鸳鸯蝴蝶派(简称鸳蝴派,下同)及其作家的评价与研究,目前进行得还比较少,且不够全面。本文试图就周瘦鹃及其在鸳蝴派作家中的地位,作一粗浅论述,以期抛砖引玉。一周瘦鹃,原名周祖福,字国贤。瘦鹃(红鹃太瘦生)是他的常用笔名,也是他的号。1895年6月30日(旧历闰五月初八日),周瘦鹃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是一条来往于上海——汉口间轮船上的会计,平素善读报纸,痛恶帝国主义,经常向儿子们灌输爱国思想。1900年,他于病危中闻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怒不可遏,临终“忽     

通俗翻译与“女小说家”的中西杂交——从包天笑、周瘦鹃的同名译作谈起

民国初年,《中华妇女界》与《妇女杂志》先后刊出两篇《女小说家》,主要译者为包天笑与周瘦鹃,皆为通俗小说界的代表人物。他们以不同的翻译策略塑造了两个形象相异的西方女小说家形象,内里蕴含了对女性写作小说的赞同或否定态度。将两篇小说还原到文学生产的历史现场,可以复原当时小说场域中的嘈杂声音及其相应支点。两篇小说表面看似对立,但却存在着深层的文本的"复义"与参与的"互文",呈现出两位译者对古今中西文化资源的权衡博弈与参差挪用。借此,可以使"鸳鸯蝴蝶派"的翻译小说从单一的文学评价的层面解放,揭示其在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上的双重价值。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则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鸳蝴通俗社会小说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文学,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在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但两派的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周瘦鹃译介作品研究

周瘦鹃多选择短篇小说进行翻译,早期译作(1919年之前)题材倾向于言情、侦探、伦理、爱国、秘史和轶事小说,五四运动之后则转为对底层市民的关注。这些选择上的倾向有其深刻的时代和个人背景因素。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对其译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清末民初的时代需求,文学思想动态,出版体制,读者市场,周瘦鹃的家庭环境、个人情感经历在其翻译倾向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浅论《玉梨魂》与“才子佳人”言情模式

＂才子佳人＂是传统文学中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言情模式。在民初言情小说代表作《玉梨魂》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对这一模式的明显的继承痕迹,另一方面,《玉梨魂》作为新旧过渡时代的作品,对这一模式又有不少突破与改变,体现了《玉梨魂》与才子佳人言情模式的一种较为复杂的关系。     

疾病的阻隔与爱情化石的生成——论张爱玲小说疾病书写的美学意蕴

"疾病意象"和"鸦片意象"构成了张爱玲小说中广泛存在的疾病书写.疾病书写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张爱玲小说的情节发展,而且其爱情故事往往采用疾病的阻隔进而运用爱情化石化处理手法造就其文本独特的美学特征,即疾病美和残缺美.这与张爱玲深受<红楼梦>和周瘦鹃为代表的通俗小说的影响有关.     

论"新海派"作家群的小说创作

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坛以张爱玲、徐訏、无名氏为代表的作家群宜称为"新海派"作家群,因为他们的小说既表现出鲜明的探索性和先锋性,又溶合着明显的商业性和媚俗性,这正是"海派文化"的特征.当然相对于1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和30年代的新感觉派来说,他们又体现出一种新的历史超越与综合.具体到每个作家的艺术追求又表现出不同的侧重与个性.     

言情话语在金庸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言情作为金庸小说的一种话语形式,其意义也是为了实现小说的叙事功能.既讲述完整的情爱故事,又使男女情爱成为小说因果之链上的重要环节,延宕或者推动武侠小说总体叙事的发展.在金庸小说中,言情叙事争武侠叙事的融合在两种不同叙事情调之间形成了张力叙事.     

通俗抑或消遣——关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命名的探讨

学界所指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其主流是从清末民初产生蔓延整个民国时期,其称呼有"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民国旧派小说"、"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和"中国现代消遣小说"。前五种称谓都不够科学、不够合理。而从这类小说消遣娱乐的核心特征、自己的主张和新文学对其的批判来看,"中国现代消遣小说"的命名相对而言最为科学、合理。     

民初骈文小说的特质

民初骈文小说的出现,是中国文学长河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它反映出清末民初小说发展在启蒙追求退潮之后的重大转移。民初骈文小说引领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起,体现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学需求。在一种基本脱离社会政治与现实情形的“情”之上,民初骈文小说建立了自己的内蕴,也表明了清末民初“言情”的文学语言建构一度从古文转移到了骈文。     

言情与世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人情小说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张爱玲的小说在精神上深受中国传统人情小说中的“世情”传统与“言情”传统的影响。她的小说与世情小说的契合之处在于共通的对于世态人情的兴趣,同时,由于对末世的绝望和对人性的悲观,它们都得出了世情虚无的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言情经历了“怀疑———肯定———彻底幻灭”三个阶段,在赋予“情”以正面意义时,它企图依靠言情以超越、抵抗世情的虚无,这与言情传统相当契合,但由于“情”的力量极为脆弱,言情最终被世情吞没,从而使得她的小说最终走向对“情”的彻底幻灭。     

对鸳鸯蝴蝶派的反思

一、硬夺来的读者群终究还出去了当前流行的通俗文学热,有些同志愤慨地说,是鸳鸯蝴蝶派的卷土重来。这话有其说中要害的一面。原先鸳鸯蝴蝶派的四大题材支柱,宫闱、黑幕(公案)、武侠、言情,都先后在读者当中找到了它的热点。新武侠小说热和琼瑶热,几乎震惊了文艺界。尽管它们是从港台移植到大陆来的,但实质上,它们确实是反映了武侠和言情题材的新发展;而那些大量的包括描写旧社会诸如绑票等案情以及当今社会破案作品的流行,则几乎可说是不折不扣地在大陆土生土长的新公案小说,一直到最近兴起的皇帝热。历史曾经走过的路,终于在几十年以后开放的今天重新走了一次。     

周瘦鹃对外国小说的译介（1911-1947）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周瘦鹃译介外国小说的情况进行系统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周瘦鹃翻译实践呈以下特点：其翻译高峰集中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之后,其翻译热情降低;他对弱小民族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译介国别较广;他译介的作家既有经典作家也有流行作家,他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其翻译活动与社会环境、个人的性格和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     

由《小说季报》看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嬗变

被文学史遗忘的《小说季报》集中彰显了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嬗变.基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共和”语境体验,他们将“导世牖民”作为办刊宗旨,与此同时,却又认同于传统小说观念和娱乐化的写作方式,这使其创作呈现出多元面相.《小说季报》中的老派鸳蝴作家在现代语境的压力下,悖论式地解构了他们营建的古典文学世界,而新生代鸳蝴作家则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这些嬗变特征的发掘可以修正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唯娱乐化的笼统印象.     

鸳鸯蝴蝶派与大众传媒关系探微

鸳鸯蝴蝶派的兴盛与近世大众传媒的发展密不可分。娱乐休闲性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给予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安身立命之处 ,促使他们由传统文人向新型市民作家转变 ,从事着小说创作、翻译、报人等与之相关的自由职业。同时大众传媒本身的媒介特色及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传媒角色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特点的形成 ,促使其小说创作在对传统的守陈中产生了新变     

关于包天笑的“鸳鸯蝴蝶派“问题

从文学流派的角度审视,旧说多认为包天笑为"鸳鸯蝴蝶派"作家.本文在搜集较多资料的基础上,首先界定"鸳鸯蝴蝶派"的基本概念,再从作家的译绎和写作实践、创作道路历程,结合作家的<回忆录>、自白及已有的不同看法,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流派的总体倾向,做具体的分析研究,认为说包天笑是近现代"旧小说的押阵老将"、"白话通俗小说家"是合适的,而把他列为"鸳鸯蝴蝶派"作家,则不尽符合事实,未必妥当.     

20世纪20年代另类“妇女问题”的呈现——论周瘦鹃在《快活林》《小申报》中的言情小说

周瘦鹃1916～1918年在《新闻报·快活林》、《新申报·小申报》上的发表的作品,学界鲜有提及,对其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对周瘦鹃研究本身就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周瘦鹃以上海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为背景,通过与新文化运动所聚焦的＂妇女问题＂之不同视角,思考现代女性婚姻解放问题的内在危机。周瘦鹃在这两大副刊上发表的言情小说,揭示了上海中产阶级市民的两性关系,展示了金钱支配婚恋中男性痴情悲剧与上世纪20年代妇女问题的另类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