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天府论"考

成都自古即有"天府"和"天府之国"之称,其最初得名略晚于关中,以后取代关中,这已成千古定论.根据苏秦、张良、诸葛亮之定义,所谓"天府"和"天府之国",必须具有"四塞之国"、 "沃野千里"、 "天子之都"三个标准.后来太原、北京、沈阳、江淮以南、闽中等地先后有"天府"之称,但均因缺乏其中一条或多条标准而够不上"天府"和"天府之国"之称谓,也自然为历史所淘汰.目前在成都未丧失上述条件前,来开展评选"新天府"活动则毫无意义.     

成都地铁对成都城市文化的冲击与整合

成都地铁的修建对成都城市文化是一次冲击,也是成都城市文化重新组合的一个重要契机,是成都城市文化向人文关怀与和谐社会文化过渡的重要整合机会,并且成都地铁文化也将成为新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都的历史与现实——评《天府的记忆》

"天府"一词由来已久,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都有过天府的称号。但现在"天府"一词几乎成为了成都平原的专称。本文通过对《天府的记忆》一书中记载的成都厚重历史及优越的地理区位进行简评,在赏析此书的同时并对成都天府之国地位难撼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城市现代化与成都文化现代化

城市现代化首先应是城市文化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非常迅速。作为西部地区中心城市,成都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认识到文化强市的重要作用并付诸行动,但还存在相应问题。在当下成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重点处理好文化产业化、文化资源发掘与文化传承保护、休闲文化品位提升、市民整体文化素质提升等问题。     

生态天府 人文蜀都(上)——试论中国成都的城市形象定位

中国成都是一个颇具性格的城市。本文共分6个部分,全方位多角度地论析了成都的城市形象定位问题。第1部分是对成都城市形象定位的总体思考,第2—5部分逐一审视了成都这座城市已有的历史定位、官方定位、媒体定位和民间定位,第6部分提出了作者本人对成都城市形象定位问题的深入思考与个人建议。本文认为,为一座城市定位必须涵盖这座城市历史的文化传承和现实的新生要素,还需为城市的发展留足后世的空间,以更开阔的眼界来看待成都,即珍视历史,正视现实,注视未来。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生态天府,人文蜀都”即是关于成都城市形象定位的试探性结论。     

论天府文化的兼容特点——兼论成都在汉藏交流中的连接枢纽作用

成都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开放、包容,成都的文化或天府文化的特质就是兼容,这一文化特质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文章从民族学角度进行探讨。从民族大格局看,成都自古以来就是西南边疆和内地的桥梁,尤其是在汉藏交流中起着连接枢纽作用。成都地处青藏高原山前地带,青藏高原孕育和滋养了天府文化,而移民与文化复合性造就了天府文化的兼容特点,兼容使得成都成为连接汉藏民族的重要枢纽。今天,成都的连接枢纽功能正日益加强,这对于成都和藏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都十分重要。     

学科治理的学术文化逻辑与行动路向

学术文化深植于学科治理之中,学科治理与学术文化具有价值融通的意蕴。基于学术文化的物质、规则和价值三重属性,学科治理与学术文化具有紧密关联,即知识是物质文化与学术个体的中介,规则的集体规约生成了学术群体,文化的价值意义建构了学科治理理想。然而,当前学科治理中还存在物质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功利化取向、集体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规约化取向、价值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理想化取向等学术文化失灵表征。学科治理需要在明晰与学术文化的共通意涵、遵循学术文化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尊重物质文化基础、完善科学多元的学科治理制度,平衡集体文化冲突、建立组织协同的学科治理模式,重塑价值文化理想、构建开放包容的学科创新生态,进而实现学科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天府四川”:神话、历史、现实叠加的区域文化形象——对四川“天府”文化形象的新解读

以"天府"作为区域文化形象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发展应予以丰富和发展,才能适应时代需要。结合历史和当代人对"天府"内涵的认识,作为世人向往的地方,"天府"象征着"富庶、兴旺、和谐、智慧、美丽、幸福"。按照"天府"内涵的六大要素,四川在古史神话、历史文明与现实世界三个层面形成了形象叠加,"天府"既是古今四川的区域文化形象,也舍四川莫属!     

城市生态安全构建研究——成都市天府新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未来的20年将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同时我国面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的挑战,能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和我国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是需要面对和研究的首要问题。文章在对新型城镇化解读的基础上,分析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重要性,并结合天府新区成都部分的生态规划实践,明确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意义;通过对影响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因素的分析,确定构建天府新区生态安全格局的原则,阐述城市生态安全的构建模式和实现过程,提出了保护和建设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政策建议。     

论城市文化与衡阳城市文化建设

城市文化应是一种特殊的、现代意义上的地域文化,城市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在衡阳城市文化建设中,衡阳定位为＂宜居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要实现这个目标,要在＂三个打造和三个提升＂上狠下功夫,即打造＂宜居城市＂,不断提升衡阳城市物质文化水平,让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更加幸福美满;打造＂生态城市＂,不断提升衡阳城市精神文化品位,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打造＂和谐城市＂,不断提升衡阳城市制度文化内涵,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这是每个衡阳人的共同责任。     

以推进成都文化产业发展为抓手增强成都城市文化软实力

城市文化软实力是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文化产业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涵义及相互关系入手,认为文化产业重在产业,城市文化软实力重在城市,他们分别属于不同范畴.文化产业把城市当作施展作为的空间,城市把文化产业当作载体而腾飞.总结并概括了成都文化产业近10年的发展与8项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分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文化精品、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经营人才、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文化产业意识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4项加快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构想     

封闭与开放的辩证法: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天府文化形成与发展

天府文化作为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地理过程。四川盆地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为天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丰厚的物质基础,而与外界交流的开放性使得天府文化有着多元的要素构成、兼容并蓄的品格与创新创造的精神,封闭性与开放性构成天府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辩证法。在新的全方位开放时期,天府文化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优越的历史地理条件,将会历久弥新、繁荣多彩。     

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视域

社会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这要求它们在化解城市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民间力量推动城市拆迁制度变革的努力方向。制度建构与维持的精神根源是文化信念,因此,尽管拆迁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制度不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但其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城市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当前,城市拆迁冲突的制度化治理也同样存在文化价值障碍。如此,拆迁冲突情境介入者(拆迁人、被拆迁人和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文化价值更新和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对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只有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文化价值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民主文化价值差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于中国合作治理城市拆迁冲突的根本性的路径选择。     

城市文化与和谐城市建设

本文依据城市文化的基本特征与和谐城市建设的主要目标,阐述了城市文化在和谐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弘扬先进城市文化精神、推进和谐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     

“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文化逻辑

借助现象史学的方法,根据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生成和演进的机理,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概括为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以社会的一个中心力量为主导发展形成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经过历史的沉淀,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已凝结成为中国人稳定的政治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制约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选择的曲折道路证明,当代中国必须自觉地立基于中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创新和优化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高等院校助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研究

城市精细化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高级阶段,是实现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高等院校作为区域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其肩负的历史使命与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内涵要求具有较强的逻辑一致性。无论从历史上高等院校与城市共融的传统,抑或现实中城市精细化治理实践需求,都要求高等院校积极回应并发挥好“智力支持、人才供给、科技支撑及思想引领”等功能。基于此,应当从生成激励保障机制、打造资源共享平台及创新实践发展体系这三方面,积极探索高等院校服务城市精细化治理实践路径,为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行动指导。     

文化建设与城市社区治理——武汉百步亭社区的实践研究

在对武汉百步亭社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百步亭社区从文化基础设施、文化活动入手展开的文化建设,并深入分析了百步亭社区文化建设取得的文化治理成效以及百步亭社区文化建设的提升空间。社区文化可以为社区治理提供长效动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可以充分激发文化的治理功能,促进社区治理实现自治、德治、善治的有机统一。因此,文化建设应该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