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剃发案的身体政治史探究

丧仪期间不能剃发是满洲民族的一种民俗,并被赋予了"孝"的意义.乾隆十三年皇后病逝后,皇子、满汉官员在丧仪期间的表现让乾隆帝频频发怒,更有部分官员在丧仪中违制剃发.在处理剃发案过程中,臣工不能严格按照乾隆帝谕旨办事,相互之间包庇推诿,乾隆帝深感朝臣的散漫状态和朋党问题的隐现.米歇尔·福柯的权利观念为我们分析政治领域的剃发案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发现,乾隆帝正是欲通过塑造作为满洲民俗的头发(发式)与孝道、礼文化之闻的关系,重新加强皇权对满汉大臣的支配权力.     

乾隆朝新疆“格绷额”案研究

吏治是乾隆帝治理新疆的重要内容,"乌什事变"后新疆社会安定有序五十余年,究其原因与乾隆帝的吏治政策关系密切。"格绷额"案系乾隆朝新疆吏治中的典型案例,其"重罪非重案"的特点,涉案金额与量刑处理的反差,案件背后所涉及的满洲、宗室因素,反映出乾隆帝强化新疆吏治的宗旨及理念。     

清代乾隆时期广西的“文字狱”

清代乾隆时期,"文字狱"的情况各有不同,这于发生在广西,或与广西有关,或波及广西的"文字狱"狱案中可反映出来。乾隆初期,文网宽疏,对文字之罪的处理较为宽大;乾隆中期,文网密布,"文字狱"狱案频发,处理严酷,发生在广西的狱案就有数起;乾隆后期,从乾隆帝对一宗始发于广西的"文字狱"狱案的宽大处理可看出他在处理涉及民族宗教问题案件时的谨慎,也反映出当时因形势所迫,朝廷无力苛求文字,文网弛禁的状况。     

乾隆诗与圆明园——兼论乾隆帝的造园思想

圆明园是乾隆朝皇家园林建筑的杰作,是清代以"大总结"为特征的园林建造艺术的集中反映。乾隆帝的圆明园诗以圆明园中的景观为题,以诗序简括景观特点,以诗句、诗注描摹景观细节,再塑了圆明园风貌。同时,又因乾隆帝常年在园中居住生活并对同一景观反复吟咏,所以,乾隆帝的圆明园诗勾勒出了一些景观的历史变迁。诗作还记录了乾隆帝的园居生活,见证了乾隆帝对母亲的孝养,反映乾隆帝欲占尽天下之全景的造园理念,颇具史料价值。     

略论沦陷区文学中民族意识的时空流变

一个民族有了民族意识,才会体认个人与民族的密切关系。民族意识一旦形成便有着相当的稳定性,民族意识的强烈是民族凝聚力的一个显著标志。然而,沦陷区文学真实地反映了在异族残酷的殖民统治下,民族意识会因区域的文化传统、族群心理,殖民统治的政策,并随着时间的流变而发生变化。     

1921年上海公共租界乔杨案抗争的多重驱动——兼论近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与同乡会的关系

1921年6月初,上海公共租界的四川路上发生了一起因买卖纠纷而枪击毙命的案件,称之为乔杨案.该案发生后,坊间迅速流传开来,在马路商联会、同乡会等商界团体的组织下,华商进行了理性抗争,对租界当局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凶犯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在这场理性抗争中,街缘、乡缘与民族意识集结在一起,构成了抗争中的多重驱动力量,参与抗争的范围逐步扩大,参加抗争的人数逐渐增多,基于街缘性的马路商联会与基于乡缘性的同乡会在抗争中构建起了相互协调、一致行动的新型互动关系,同街、同乡等地域意识也成功地转化为民族意识.     

清代京畿灾荒与秩序控制——以乾隆朝顺天府通州告赈案为例

灾荒容易诱发社会冲突,乾隆朝中期,顺天府通州发生了一起乡民告赈案,面对灾情,地方社会、地方官、皇帝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措施。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采取群体告赈的方式,谋求生存权利;州县官在处理告赈事件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地方社会与皇权的双重压力;乾隆帝以维护统治为首要原则,采取宽严相济的策略,及时调整赈济政策,缓和官民矛盾,从而到达秩序控制的根本目的。告赈案反映了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多方互动关系。     

徐步云和他的伊犁诗作

清代乾隆帝统一新疆后,有大批遣员被遣戍伊犁,其中不乏能诗之士,留下了大量的清代伊犁边塞诗。与其中历来备受西域研究者关注的清代伊犁边塞诗的代表作相比,清乾隆年间因卢见曾两淮盐引案漏言而遣戍伊犁的徐步云的边塞诗却少为人知。他的诗对研究当时伊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颇具研究价值。     

民族意识与近代中国

每一民族在与其它民族日益频繁的交往中，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与其它民族判然有别，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本民族成员之间的共同性，于是产生了民族意识。在阶级社会里，民族‘意识往往带上阶级的印记，许多阶级意志和阶级矛盾都以民族的方式表现出来，企图以煽动和加强民族意识的手段达到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目的。因此，民族意识就有了深究的必要。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危机不断加深，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民族意识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显得尤为明显。一、爱国主义·中国免遭完全论亡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国…     

略论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影响

民族意识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意识形态,是爱国主义精神之源。本文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使民族意识形成,突破了传统民族意识的范围,促使了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近代民族意识将民族性与社会性融为一体,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融为一体,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融为一体,将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融为一体,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各个阶段发挥过重大作用,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困厄与抗争:清代思想史的分期、特点和理论突破

考察清代思想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具有三大特色和九个理论突破。第一阶段是从顺治朝到雍正朝,思想的主要特色是批判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兴起,特别是经济学的三大定律即“顾炎武定律”、“黄宗羲定律”和“王夫之定律”的提出,突破专制特权至上主义而确立人道原则高于政治伦理原则的观念,突破专制主义的抽象类精神而凸显个人权利,突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而致力于理性化制度建设之路的探索。第二阶段是从乾隆朝到道光朝二十年,主要特色是意识形态批判和知性精神的发展,突破程朱理学的禁锢而揭露其“以理杀人”的本质,突破“道统论”的禁锢而提出“废道统之说”、呼唤学术独立,突破“《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儒“议论法戒”的传统而确立以真实性为史学之生命的原则。第三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其思想特色是从魏源开始的中西政体比较研究以及政治体制与国民性之关系的探讨,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禁区而据实肯定民主政体优于专制政体,突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而昭示“道”应时而变的必然性,突破以“礼义文明之邦”傲视天下的观念而深刻揭示道德与制度的内在关系。第三阶段仿佛是向第一阶段的复归,但却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着清初学者为二百年后的中国著书立说时所怀抱的理想。     

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学术发展既随世运推移而变迁,更在变迁中为时代走向注入新的特质。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即在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嬗变中,经由清初迨及乾嘉,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遂在反向层面上拓展了传统学术的更新进路,从而彰显出有清一代学术的鲜明个性。而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活动事件,确然担当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滇民族消失之路探索

滇民族,古滇国的建立者,靡莫之属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汉武帝封其首领为滇王.但滇国归附汉王朝后,史书中就不再见到“滇”“靡莫”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云南考古工作者发掘滇王墓葬群,出土了“滇王金印”及许多具有民族地方特点的青铜器,展现出“滇”是一个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古王国.但考古文化与后来居住滇池区域民族的文化不相衔接,于是滇人是什么民族？到哪里去了？虽然出版了许多研究论著,但学术界仍觉得是个谜.本文提出:滇国的建立者是孟高棉族群中的孟人,他们消失在“蜀国”、在“交趾”古战场,并与云南建宁霍氏部曲“同归于尽”,其他则融合于(灾)民族中.     

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的两个问题

北京回子营清真寺建于乾隆年间,它是清廷为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出资修建的,乾隆帝亲自为该寺撰写了《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该碑文成为研究清朝伊斯兰教政策的重要文献。本文就该碑文的著录情况作了梳理,并结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该碑文的史料价值做了阐发。     

种族认同与民族国家——对锡伯族“西迁戍边”的重新理解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锡伯族西迁是被迫的,也是悲壮的。清政府之所以要让锡伯族西迁,其背后隐藏着"种族主义"的冲动和意识,同时也反映出清政府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内在愿望。其实,作为一种学术态度,种族与民族认同的问题决非阶级、贫富、教育以及道德水准、技术统治的同质化、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等方面的范畴可以取代、可以解决,它需要我们认真面对,而清乾隆年间的锡伯族西迁伊犁之事以及从中折射出的民族认同感就不失为一个个案典范。     

论康熙的文艺政策

康熙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名饶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他凭借帝王之尊的地位,实施了一套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有利清王朝政权巩固的文艺政策。具体表现为:明确文艺在其治国方略中的地位,开科取士以重铸文艺的创作主体,编纂文艺典籍以圈定士子的学习范围,优礼文艺人才以结其心,反对浮饰之言以提倡文质适中的文风等。     

鲁国古泮池遗址今何在——基于文献学角度的考察

据《水经注》等古文献记载:鲁泮池、泮台与汉太子钓鱼池、太子钓鱼台同在鲁故城西南部,地理位置相近,但却分属于不同的古建筑群遗址,形状也尽不相同。明中期衍圣公孔弘绪与孔弘泰分别在太子钓鱼池遗址和古泮池遗址上修建有南池别墅(又名南溪)和东庄别墅(又名东池)。明正德、嘉靖年间"移城护庙",新建阙里城东墙恰好从太子钓鱼池和古泮池中间穿过。太子钓鱼池留在了明城内,古泮池则被隔在了明城外。清乾隆年间,在明城内太子钓鱼池遗址上修建"古泮池行宫",乾隆帝"古泮池证疑"将其地定为古泮池。由此古泮池与太子钓鱼池张冠李戴,明城外真正的古泮池遗址再也无人问津。     

西汉出宫人制度考实

西汉帝室放嫁宫掖女性，汉初至武帝为制度创立和完善阶段，昭、宣、元三朝为变质的奉陵制阶段，成帝以后为复活阶段。文帝将皇后以外的嫔妃全部改嫁，具有影响后世的经典意义，所出夫人是最高一级嫔妃。此制出现于西汉，其历史脉络是承继了春秋战国以来否定妻妾殉葬制的时代潮流，其社会基础则是西汉流行的妇女改嫁风俗。     

汉灵帝时代能否产生《古诗十九首》——以蔡邕为中心

蔡邕是汉灵帝时代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鸿都门学的批判,表明当时的创作环境仍处于经学笼罩时期,不可能产生个人体验为中心的文人诗。作为当时文学创作最高水平的代表,蔡邕自身的诗歌创作并未达到《古诗十九首》的成就。同时,假设《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汉灵帝时代,诗歌作者不可能遗失姓名,从而得出结论,直至汉灵帝时代都不可能产生《古诗十九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