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傅庚生先生商榷“情思之本”的问题

一 讀了傅庚生先生解放后出版的“杜甫討論”(以下簡称“詩論”)并参考了先生解放前写的“中国文学欣賞举隅”(以下簡称“举隅”)和“中国文学批評通論”(以下簡称“通論”)等著作,感到这中間存在着一些問題,現在提出来和傅先生商榷。首先傅先生强调“情思之本”是作用着創作的根本性的东西,我們是不能同意的。如他在“詩論”中說: 杜詩之所以达到那样高的境界,由于他出于情思之真而屏絕了人为之伪(217頁。)     

和傅庚生先生商討关于杜甫思想問題—杜甫詩論第一章讀后

傅庚生先生的杜甫詩論是一本对杜甫詩歌的研究有着一定成績的書易x过了这本書是有一些收益的??对其中某些論断还不敢苟同,現在僅就杜甫詩論第一章里的某些論断,提出个人一点不成熟的意見,來就教于傅先生和讀者們。傅先生說: 杜甫的官定后戲贈、去矣行和立秋后題等詩,都有些类似陶淵明掛冠归隱的味道,在陶潜是“自以曾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在杜甫恐怕也是因为向往于一世祖杜预的功勛,“吾家碑不昧”(廻棹)觉得自己作一个     

是什麽力量促使杜甫成长的——对傅庚生先生“杜甫诗论”的一点意见

什么是决定杜甫走向人民,成为我国古代偉大的詩人的主要原因呢?这是杜甫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是人民,还是作家个人?兩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反映了文学研究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关涉到誰是歷史上的主人的問題。在这个关鍵問題上,傅庚生先生在‘杜甫詩論’中沒有明白的表示意見,也沒有作專門的探討。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傅先生关于这个問題的全部答案,虽然这些答案是支离破碎地分散在各个章节中。为了便于說明問題,揀主要的抄錄如下: ……更重要的是自述不羈的情怀,显示了詩人的傲骨,……这种詩人的傲骨在封建社会里难免‘不安分’起来,作了些刺时的詩如‘兵車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詠怀     

“大同書”的評价問題与寫作年代——简答湯志鈞先生

湯志鈞先生的“关于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文史哲”57年第1期)对拙作“论康有为的大同書”的批評,其核心涉及有关“大同书”評价的根本問題。这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書”基本上是進步的还是反动的問題。分歧在于:湯先生認为該書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痺群众”“反对革命”,“主張保皇复辟的理論基礎”(均湯先生原文)。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而認为“大同書”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康有为早期主張資產階級只主、自由的進步思想。下面就湯先生的論断簡單提几点意見。     

駁“人类感情”論

馮定同志在他写的書和文章中,有好些地方涉及到伦理、道德問題。在馮定同志的道德观中有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所謂“人类感情”論。馮定同志认为:在人与人之間,有一种“根据自然本质而来的”、普遍存在的、共同的“人类感情”,它构成了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的基础。他还主张根据“人类感情”来处理道德的继承問題;强調建立家庭中的具有“融洽气氛”的“感情生活”,根据“人的感情”来建立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本文拟就上述观点作一些初步的剖析。一、以人的生物性来排除人的阶級性     

也谈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

最近于几种刊物上讀到一些討論老子問題的文章,不禁見獵心喜,我也愿意談談我对于这个問題的看法。我的看法基本上是同馮友蘭先生“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問題”(1959年6月12、13日“人民日报”)一文的看法对立的,因此卽用上題命篇。还望馮先生和与馮先生的見解相同的同志們不吝指正。     

老子書的“其中有物”与“有物混成”怎样解說?

馮友兰先生在“再談关于老子哲学的問題”一文里说: 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們还沒有看到乙方給我們提出不可解决的問題”(見“再談老子哲学”),乙方說:怎么沒有?二十一章的“其中有物”,二十五章的“有物混成”,这是屡次提出的問題。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認为这些問題已經解决了。乙方認为,他們仅只是用“死書活讀”的办法把問題滑过去,其实并沒有解决。他們必須把“道之为物”了解为“道之生物”,把“有物混成”改为“有物渾成”,乙     

评介《历史唯物主义纲要》

孙叔平同志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綱要》(以下簡称《綱要》)一書,經过作者修改和补充,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修改后的《綱要》,有些問題的闡述,比初版《綱要》明确;在理論联系实际方面,作者也作了不少努力。全書除“緒論”外,共分八章:“生产和生产     

就《阿Q正傳》的几个主要問題和馮文炳教授商榷

馮文炳敎授发表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的論文“阿Q正傳”,对鲁迅写作《阿Q正傳》的思想情况、阿Q的典型性等問題的論述,很值得商確。这里想就这几个問題提出个人的看法,就商于馮文炳敎授。     

老子的思想

一老子的身世二十年前关于老子的身世和“老子”这部书曾經有过热烈的爭辯。老子的籍貫和年代有問題;“老子”是一部什么时候的書有問題;老子究竟是誰也有問題。爭辯是有收获的,我們明确了許多問題,虽然不能說大家沒有分歧的意見了,究竟减少了分歧。問題所以复杂,部分由于“史記”老子本傳的离奇,部分由于“老子”一書的內容有問題。关于老子的籍貫,“史記”本身就有不同的說法,今傳流行的“史記”本文是: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而高亨先生的“史記老子傅箋証”說: 孔穎达礼記曾子問疏引史記云:“老聃,陈国苦县賴乡曲仁里人也。”……是史記一書,     

“皇帝”称号的由來和“秦始皇”的正式称号

一、“皇帝”称号的由来 “皇帝”二字最早見于尚書,呂刑称:“皇帝哀矝庶戮之不辜”,“皇帝清問下民”,郑注誤以皇帝为顓頊为帝堯,孟子赵注謂“帝为天”是对的。詩正月称:“有皇上帝”,皇矣称:“皇矣上帝”,毛溥訓皇为大。論語·堯曰称:“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集解引孔注訓皇皇为大。宗周鐘称:“唯皇上帝百神”,师詢簋称:“肆皇帝(毛公鼎     

再论“逻辑眼界”——并答李匡武同志

李匡武同志在《論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联系和区別》一文(載《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以下簡称“李文”)中,对拙作《論“邏輯眼界”,(載《新建設》,1960年12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值得欢迎的。李文中所提出的关于两种邏輯自身的根本区別何在,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問題,也具有当前的邏輯兴趣,值得进一步去探討。但在仔細研讀之后,对李文的論点我却未敢苟同。除将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一題留待答郑毅男同志时一并論述外,茲先就李文提出的其他有关問題,再申述己见。     

广东经济学会年会讨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与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的关系问题

正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經济学会1962年年会比較集中地探討了我国“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以下簡称“总方針”)的若干理論問題。提交年会的有关这方面的論文共十篇。这些論文多数都联系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生产理論,力图闡明两大部类与农輕重之間的关系問題、工农业之間的     

关于“陈风”“月出”篇——与高亨先生商榷

讀了高亨先生对“詩經”中“陈风”“月出”篇的新解和他的几篇答辯文章以后,觉得还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现在就把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是否有当,尚望高先生和讀者們不吝賜教。高先生在为答辯王迺揚先生的批評而写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中說:“我理解此詩的主要根据是此詩第二章說:‘佼人(忄刘)兮’。旧說‘(忄刘)好貌’。而陆德明“經典釋文”載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他认为“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于是便从“尔稚”、“尚書、“詩經”、“逸周書”等古籍中找出了“刘、杀也”的古訓,并又根据第三章的“燎”的本义是焚燒,从而便認为第一章的“僚”乃“繚”的借字,于是便構成了“     

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中的几个问题

孙祚民先生的“中国农民战爭問題探索”一書,經人揭发,从史料到論点,几乎全系抄自右派分子赵儷生的講稿,其中包含着不少严重錯誤,已經有入陆續加以批判。本文試就本人所見到的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与同志們商討。(一)中国农民战爭在历史上的作用——該書在討論中国农民战爭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时,認为:“农民暴动和战爭,一方面打击或顛复了旧的腐朽政权,同时也給后来建立新政权的統治阶級及其代表人以深刻的教訓,使他們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向农民讓步,施行一些“輕徭薄賦,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減輕了封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縛,使生产力获得繼續向前发展的可能,把历史一步步推向前进”。他又說:“唯     

对“論孔子思想”一文中錯誤观点的自我批判

“論孔子思想”一文是我于1957年上半年写的,发表在同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四期。当时写那篇文章,是基于不滿于現在一些書刊中关于孔子若干具体問題的以及对孔子整个思想的簡單化和絕对化的解釋、看法。举例說,如解“天命”之“天”为上帝,“命”为宿命論,說“中庸”为調和、妥协,否認孔子思想中有辯証的和唯物     

岑参詩是歌頌武功的嗎

盛唐詩人岑参的詩篇,不少人都認为他是“歌頌武功”的,如黃蘭坡先生便有这样的見解:岑参詩篇大都以边疆景物为題材,并且多半是在做安西節度判官时候作的,由于当吋唐帝國國力还較充实,他从軍远行,作詩歌頌武功。而陸侃如、馮沅君兩先生在他們合著的中國文学史稿中,更認为     

论“曙石器问题”争论的学术背景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质问题

裴文中先生和贾兰坡先生在《新建设》发表了关于曙石器問題和中国猿人文化問題的两篇文章,以及1961年9月22日两位先生和吴汝康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综合起来,大概有如下几个问题:一、“曙石器問題”,二、人的系统从猿的系统分出来的时期問題,三、“木器时代”或“使用天然石块的时代”問題,四、中国猿人石器的性质問題,五、中国猿人的“骨器”問題。     

蔡琰“悲憤詩”本事質疑——读余冠英先生“論蔡琰的‘悲憤詩’”

蔡琰的五言“悲憤詩”見于范曄“后汉書”,前人曾怀疑它是伪托的,余先生在“論蔡琰的‘悲憤詩”一文中,对此作了細致的考証与論說,肯定了蔡琰的著作权,我們是同意余先生这个結論的,但关于余先生所談的蔡琰被擄本事(也就是“悲憤詩”的本事)觉得还有許多疑問,特提出来     

“宋云行纪笺注”读后

馮承鈞遺著“西域南海史地譯叢”六編(中华書局1956年10月第一版)有沙畹撰的“宋云行紀箋注”。宋云行紀是极可宝貴的第六世紀西域史料。沙畹是資产阶級东方学家中掌握实际材料較多的。馮氏譯文之謹严精审,更是讀者所素悉。这样的史料应該是比較令人滿意的。这里的“宋云行紀”出自“洛阳伽藍記”卷五。沙畹以“津逮秘書”本为主,参照了“汉魏叢書”本等,略事校对。关于“洛阳伽藍記”的版本,我們現在有了張宗祥先生很完善的“合校本”(商务印書館1955年11月重印),极便勘对,这里不拟討論。茲仅就沙畹的箋注和馮氏的譯文,略志意見数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