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意识的起源及其存在论基础——对孟子论“以羊易牛”典故的一种分析

道德意识的起源可以区分为内在的、外在的和超越的三个层面,其中超越层面可以分为道德宗教和存在论两个境域。它们之间何者更为根本,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孟子对齐宣王论"以羊易牛"的故事,为我们分析道德意识的起源及其基础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事例。在"以羊易牛"的典故中,我们可以找到道德意识的三种起源。站在存在论的视域我们可以发现,道德意识在本质上属于一种非实体意义上的特殊存在者,它依赖于存在而存在,并奠基于存在论的境域而生成和显现。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找到道德意识一种更为本真的存在论起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具有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十分相似的哲学路线。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读孟子"以羊易牛"的典故并由此揭示道德意识的起源及其存在论基础,也许更加符合孟子的本意及其哲学的本体论意蕴。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特质及其现代反思——兼论现代新儒家的"人文宗教"观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其前提条件必须是道德自身成为一种信仰.儒家对"人文"精神及其道德教化的极端重视导致其"道德信仰"的最终确立.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钱穆、唐君毅在深入研究儒家思想的宗教特质时,都认同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维取向与思想特质,并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三阶梯".然而历史与现实都告知我们,当道德信仰放大为政治教条并强化至一个极端时,悖论就开始出现了.     

界面与方法——论中国哲学图景中的道德境域与类推思维

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境域涵摄有静态把握、动态把握与价值把握三个面向,类推思维则包含着形态类比、属性类比、以类度类、以己度物形态.道德境域是理论学习向行为实践转化的重要界面,类推思维则是建构及呈现道德境域的重要方法.具体而论:道德境域是导向实践的充要条件,而类推思维则是构成道德境域的必要条件；在形构道德境域时必须利用类推思维来把握静态事物、动态事物与价值原则；道德境域的形构理路可用类推思维拓展至其它范围；冲突或两难的道德境域则有赖类推思维的运作以对其做出选择并导向实践.     

魏晋哲学新变与礼乐建构

魏晋既是中国思想史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段,也是传统礼乐观念的重要调试期。玄学作为礼乐变革的背景,它很好地应对了轴心时代以来儒、道两家在言与意、有与无等问题上的分歧,并进行了哲学性弥合。玄学家对"有"的肯定,为儒家礼乐(广义)信仰的延续、"礼乐"(狭义)内涵的升华提供了空间。就前者而言,尽管何晏、王弼、郭象等人思想有所差异,但都表现出对"礼乐形态"的肯定;就后者而言,玄学家通过以自然内涵置换道德内涵的方式,赋予狭义"礼乐"新意,使其获得了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合法性,并实现了与时代雅乐建设实践的互通。     

康德宗教哲学的两种分析路径

康德的道德宗教建立在对传统宗教分析的批判上,通过对宗教神学的本体论、宇宙论尤其是自然神论的批判,将神性的宗教和人性的道德联结在一起。宗教与道德的统一并不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客观世界中,而是在人们认知理性的逻辑中。通过对人的日常"经验"和人的"先验"的认知逻辑的分析,康德把宗教神学中"上帝"的功能悬置了起来,以"灵魂"为中介统一了此岸世界的道德实践与彼岸世界的幸福。康德既证明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上帝"对自然世界的影响,其目的就在于让具有纯粹理性功能的宗教道德指引人们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社会实践,履行自身的道德义务。     

徐复观论礼乐

徐复观先生创造性地诠释了礼乐文明。他的贡献在于第一,把“礼”定位为人文化的宗教和道德性人文精神的自觉,发掘了春秋时代“礼学”的内在价值,特别是阐明了“敬”、“仁”、“忠信”、“仁义”等观念与“礼”的密切联系。第二,肯定并发挥“乐”在道德境界与艺术境界会合上的意义。第三,肯定礼乐在政治教化、社会和谐、个人修养上的功用。     

卢梭“公民宗教”思想探析

卢梭通过对整个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检讨,提出了"公民宗教"的思想,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宗教对一个政治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基督教本身并不适合作为"公民宗教".只有当一种宗教信仰本身不但能够重新树立起"仁慈的、全能的上帝"的至高权威,而且能够激发起人们对社会道德与自身职责的遵从和热爱的时候,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宗教"而确立起来.虽然公民宗教起着整合社会大众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的作用,但其绝不游离于世俗社会之外,更不会与世俗的政治权力相对立.     

寓治于教——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

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政教关系,即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分离又合一的关系,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儒家历来对于教化之事极为重视,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儒家教化主要以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三维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多维结构: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根本原因是有治无教。应该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形成新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     

宗教的道德信仰资源探析——由宗教道德擢升为道德宗教

在道德信仰弱化、工具理性膨胀的今天,应当改变对宗教简单否定的态度,从中汲取积极的伦理资源。一定程度上,宗教能为解决人生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提供路径,而且具有重要的道德调节功能,一定程度上能为道德超越世俗而达神圣提供净化的启示。     

论"礼崩乐坏"是儒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兼以佛教礼乐的发展进程为例

礼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式.它对于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激发内心自觉遵守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两千多年儒学的逐步衰落与"礼崩乐坏"基本同步的走势可以看出,后者是导致儒学衰微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反,中国佛教却格外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了引进印度原有的"梵呗"之外,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儒家及其传统礼乐,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礼乐制度,成为推动佛教发展的有力因素.即使在佛教遇到外力空前的沉重打击之后,依然能依托礼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而儒家却由于缺乏礼乐文化的有力支持,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也从反面证明礼乐对于儒学复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先秦"德"义原始--兼论"乐教"成为"德教"之可能

甲骨文“德”字之象形取意与“中国”帝王垄断正历法、方位等天学宗教事务有关。由天学事象衍生出了“德伐”、“正德”、“经德”、“明德”等名词称谓,此种意义上的“德”观念,三代一以贯之。西周时的礼乐制度建设又赋予了“德”字新的人文内涵,就其具体而言,意味着不同等级的贵族所获得的官爵俸禄、配享之礼乐及其所应承担的政治义务;而就其抽象性而言,则意味着亲亲、尊尊、尚贤之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情感,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德”的精神支撑。凝聚了“德”之二义的西周仪式礼乐,既具有德政的性质,又具有德教的性质。     

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

"承认"的否定存在物是"不敬"。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在于主体在遭受"不敬"经验后所采取的斗争行为。在政治哲学视域中,社会冲突须在"集体语义学"意义上得以阐释。一种斗争,只有在其目标超出个体意向的境域而被普遍化,并能成为集体运动的意义上,它才能被描述为"社会冲突"。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

"拒斥形而上学"曾经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潮流,而哈贝马斯则用"交往"范式打开了"后形而上学"思维境域之门。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哲学以生活世界为源泉,反对工具理性的泛滥,主张通过交往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间交往活动,推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道德共识的达成。     

论休谟对自然神论的批判

自然神论的信条为：理性是宗教的基础,而宗教是道德的前提。但是在休谟看来,理性并不能为宗教提供根据,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其神性,信仰另有其根源,必须到人性中去寻找;同时,宗教并非道德的前提,它反而危害道德,道德来源于道德感,本身是自足的。休谟的批判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宗教哲学的发展,尤其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但休谟和康德在批判和超越自然神论上是存在差异的。     

审美与道德的交响——《诗经》的伦理品格及其文化意蕴透视

《诗经》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其文本中涉及了子孙之孝、兄弟之睦、婚姻之好、宗国之忠、天人之和、君子之德等诸多伦理范畴;《诗经》作为一部上古诗歌总集,其深厚的伦理价值意蕴植根于周人农业血缘宗法社会的文化土壤,是人类固有的游戏精神、诗性智慧和宗教伦理结合的产物;《诗经》在周人特定礼乐文化生态中形成的将审美与道德紧密绾合的特点,对古代道德和审美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奠定了中国审美文化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向度,这对于今当代中国诗学走出拘囿于个体"唯美"的无病呻吟,探索诗学精神价值重建之路不无启示意义。     

在"科学万能"与"菲薄科学"之间 --来自梁启超的科学价值论

20世纪初,科学基础薄弱的中国与科学技术迅疾深入发展的世界形成强烈反差.在如何汲取科学并克服科学发展之弊的关系上,梁启超捐弃了"科学万能"与"菲薄科学"这两种单向度的极端态度,在营造适宜科学发展的文化场域的同时,倡导情感、信仰与宗教护佑理性价值的必要性.其科学价值论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传统,强调通过"知行合一"的实践促进科学理性、道德情感与审美理想走向圆融.     

从《乐记》看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乐关系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典籍,儒家思想素有"礼"、"乐"相统一的传统.在<乐记>中,虽然以"乐"贯穿诸章始终,但这里的"乐"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概念、艺术形态,更是与人性和情感、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乐教".它以"礼"、"德"为灵魂,并且通过与政治的结合,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乐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礼乐关系的记载,这些记载既肯定了"礼"、"乐"教化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道德属性,又揭示了二者在性质、功用和教化方式上的不同之处.<乐记>中所体现的儒家关于"礼"、"乐"相辅相成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礼节乐、以乐和礼、礼乐相成.正是由于"礼"、"乐"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这种特征,才使中国传统乐教能够发挥政治道德功能.     

教育的本质在于人性的自我迁化——荀子"化性起伪"说正义

荀子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它强调人自身潜能的挖掘和发挥的重要性,教育的目的是道德人格的培养和提升.教育是一个自我迁化的过程,是自觉的过程,荀子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化性起伪".荀子重视后天的修为和创造,并特别重视礼乐教化,他以合理的礼乐作为人道原则,以礼乐教化作为化性起伪的基本途径.荀子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如今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很具有借鉴意义.     

贺麟"新心学"的基督情怀

贺麟是完全站在陆王心学的立场研究"儒家思想新开展"课题,认为自康有为以来五十年的中国哲学史就是陆王心学开展的历史,他的认识论思想也完全是继承着陆王心学的.他是在中西哲学思想交流会合的大背景下来诠释陆王心学的,认为儒家思想将循哲学化、艺术化和宗教化的途径迈进.这一途径可约归为伦理道德趋向,这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有狭义的人伦道德特性,因此儒家思想应该得到西方的宗教思想、哲学思想的补充.为此他提出了"道德为用,宗教为用"的命题.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之体,那么西方文化的体是基督教.西方所以能够产生辉煌伟大的近代文化完全是有了基督教这一文化之体.所以西方文化之体的基督教就应该用来补充儒家思想这一中国文化之体.     

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别解

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 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 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 内容的丰富、 宫廷诗风的形成、 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 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 "诗运转关" 也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