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违法发回重审兜底条款之合理适用——以全国人民法院2761份刑事裁定书为样本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38条第1款第5项是程序违法发回重审理由的兜底条款.对全国人民法院2761份刑事裁定书的分析表明:二审人民法院自2013年以来适用该兜底条款发回重审的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存在滥用、错用、误用该兜底条款,以及混用该兜底条款导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发回重审仅限一次之规定形同虚设的问题.为合理适用该...     

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之完善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发回重审的实体事由进行区别对待,并进一步限制了发回重审的程序违法事由。对修改后的民事发回重审制度进行审视,不难发现其依然难脱“重实体、轻程序”之窠臼;而且,该制度功能异化之弊端未有改观。《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未能从根本上革除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之痼疾的原因有二:一是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的立法价值有失偏颇;二是民事诉讼法律责任制度不健全且实现不畅。因此,在立法上重塑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之诉讼公正理念、强化程序违法之重审事由,完善民事诉讼法律责任制度体系、明确发回重审之诉讼法律责任性质,不失为完善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的有效路径。       

大陆法系刑事反诉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刑事反诉制度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与地区刑事诉讼法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规定与体现，其中尤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规定的最为明确具体。本文通过对大陆法系刑事反诉制度的基本内容加以介绍，对大陆法系确立该制度的原因以及确立该制度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建构我国未来刑事反诉制度的初步构想。     

我国刑事发回重审之立法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发回重审规定过于原则导致了学界和实务部门人员对其内容理解不一,因而有必要理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含义,基于事实、证据理由发回重审和改判的关系,以及因程序违法而导致发回重审的有关问题,以便统一认识、规范操作。     

改革和完善刑事案件发回重审制度

刑事案件发回重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及实践中的操作不当,使大量本应改判的案件被发回重审,导致审判效率低下和司法成本提高,因此这一制度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备受争议,甚至有人提出了取消该制度。但在现阶段完全取消发回重审制度,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客观。我们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结合司法实践,改革和完善发回重审制度,使之真正体现出其应有的法律价值。     

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再讨论--以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为了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相适应,2012年3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专门增加一章“刑事和解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从而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把刑事和解纳入到了刑事诉讼程序中.新规定是对我国刑事和解工作的一种突破.然而,结合目前司法环境亦不难看出其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和许多未尽事项.文章就是以新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再度审视我国的刑事和解理论和实践.     

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构想

证据展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制度,结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阐述了建立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必要性,并对该制度在适用案件、展示的时间、主体和展示的主持者和地点、适用的范围和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构想。     

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缺陷考

刑事诉讼法自1996修订以来，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方面的缺陷不断显现，现行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合理性备受质疑。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已成为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一大问题。如今，刑事诉讼法修改已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重新构建一套合理的证人出庭作证综合制度，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维护刑事审判的公正，已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立法异议——对《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一项的质疑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制度中,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包括了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场合。而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时,缺乏适用回避制度的前提条件和可操作性,并且在该场合,国外刑事诉讼法也无适用回避制度的立法例。因此,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一项的规定有欠妥当。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之我见——兼评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五编第二章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有关刑事和解的专章，既顺应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也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需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关于刑事和解的内容还存在很多缺陷。通过数据的量化分析和案例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不但具有推行的现实基础，同时也具备实施的可能性。而且从国外刑事和解发展的最新趋势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关于刑事和解规定存在不足。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的特别程序——再谈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刑事和解制度首次纳入特殊程序范围,这是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不断创新和提升的直接体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为确保刑事和解制度能够切实运行而不空为一纸规定,有必要对该制度的存在基础予以明晰,同时进一步完善其运行机制,最终实现刑事和解程序化解当事人矛盾、弥补受害人损失、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的根本目的。     

论述辩护人在诉讼中的地位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那么,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和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就我国国刑事诉讼中辩护人的地位与责任问题,浅谈己见。     

我国刑事扣押启动机制之完善

《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并未将查封、扣押纳入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扣押启动程序方面存在明显的立法疏漏。侦查机关启动扣押实行内部审批制度,集扣押申请权和决定权为一体,严重威胁着被追诉人的合法财产权利。刑事扣押制度的未来发展应当转变重“人”轻“财”的立法理念,合理借鉴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司法令状制度的经验,构建以法院审查为中心的多元化启动机制,逐步实现追诉权能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论单位回避制度——从麻广军案说起

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的刑事回避制度只针对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个人,因此,导致在出现司法机关与其所处理的案件存在利害关系时,司法机关仍可能参与了该案件的处理。单位回避制度的缺失,使得我国的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在当前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大背景下,单位回避制度的构建就显得十分必要。     

论检察机关实施刑事诉讼法过程中的制度完善

修订后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给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带来全面和深刻的影响。检察机关在实施新的刑事诉讼法过程中,面临着证据制度、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庭前会议制度等不少重大问题。检察机关必须转变执法理念、健全工作机制、改进监督方法,才能担负起确保新的刑事诉讼法正确统一实施的重任。     

论刑事审后程序

刑事审后程序是指除审判监督程序外刑事判决生效后一系列程序的总称,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程序以及刑罚被执行完毕人员的前科消灭程序等内容。刑事诉讼法学界除了对作为刑事审后程序重要内容的刑事执行程序研究较为充分外,还没有人对刑事审后程序作过系统的专门研究。对刑事审后程序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建立和完善被害人损害赔偿制度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刑罚被执行完毕人员前科消灭的法律制度,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确立为公诉案件当事人,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作为“共同原告”履行控诉职能,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暴露出许多问题。德国附带诉讼制度允许被害人作为附带诉讼的原告人而非公诉案件本身的当事人参加公诉,具有合理性。借鉴德国的做法,我国应增设刑事第三人制度,让被害人作为刑事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赋予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从而有效解决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参诉问题。     

免予起诉制度的困境及出路

免予起诉制度的困境及出路龚举文免予起诉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免予起诉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权能．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免诉制度在我国发挥了巨大威力和作用，它体现了我们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有关公诉案件二审发回重审程序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发回重审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概括,导致司法审判工作的许多方面出现随意性。文章就其中的发回重审案卷移送,重审的审限、次数和理由,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探究,以期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司法审判工作。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