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是在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而又不增加审级的一种独具特征的救济性程序。它由提起再审程序和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两个部分组成。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救济性的案件审理程序,对于纠正审判错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具有积极的作用。     

民事诉讼法修改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本文结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就如何修改和完善民事证据制度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一,文章首先论述了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民事证据制度调整的基本视角,认为民事证据制度修正和调整应该立足于对证据制度基本结构的搭建;其二,文章对修正案中关于证据种类的规定提出质疑,尤其是证据的排序,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三,对证人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认为保留单位证人的规定是不合时宜的;其四,针对修正案,对防止举证迟延的对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宽松的举证时限制度应当予以肯定;其五,文章对必须在民事证据中加以规定的免证事项做了论述;最后,对有效应对证据偏在的法律措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基本规范予以论证。     

建立我国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基本构想

我国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虽有证据上的要求,但其制度和规则主要是套用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这显然是不妥的.我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行政程序证据制度.该制度的立法体例应由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来规定其基本的原则,由单行法律法规规章作补充,规定不同的行政行为的特殊规则;该制度内容设计的基本思路应按照“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程序来设计.     

从民事再审程序两个理论问题谈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重构

我国学术界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提起主体和再审程序中举证时限问题的论争很多。当事人申请再审诉权、申诉权的特性及其与检察院、法院审判监督权的对立统一关系说明,有必要保留检察院、法院提起民事再审程序的权力。我国民事再审程序中当事人举证时限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至此,我国民事再审程序需要重构。     

论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关系

文章认为:现行民诉法给了法院较大的调查证据的职权,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过宽,这是当事入学证责任不能真正落实的重要原因,其不利后果是使作为民事诉讼程序核心的辩论程度空洞化,弱化了程序正义。建议限制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赋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法院调查的证据以同等的效力。      

论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的基本要求

建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应从证据制度本身的完善来论及,更应将它放在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完善、民事诉讼结构理论和民事诉权理论中去理解和把握。基于此,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程序上应当这样建立:依当事人申请排除为主、法官依职权排除为辅;合法性发生争议时的证明责任,应由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当事人或法院负担;排除的时间应坚持在审前准备程序阶段和庭审阶段为主,以二审和再审阶段为辅。     

论中国古代民事证据的客观性

中国古代的民事证据与刑事证据相比,有着明显的客观性特征。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立法规定中,在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受理、审理以及重审过程中亦都有体现。民事证据客观性特征的形成既有司法传统的影响,亦与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有关。对民事证据客观性的强调体现了立法者与司法者发现真实、维护社会和谐等价值追求。     

论重塑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骨架和支撑,鉴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诸多缺陷,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并取得了斐然的成果,但在探究了民事诉讼的真谛后顿感其不乏偏颇,因民事诉讼是法官与当事人互动的结果,单纯强调任何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不能达到所期望的结果。     

我国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证据交换制度作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完善审理结构、提高诉讼效率和质量、实现集中审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下,针对司法实践中证据交换制度适用率较低的现状,需要进一步完善证据交换制度的程序设计,明确证据交换的实施主体、组织方式及法律效果,从而更好地发挥证据交换制度的作用.     

民事程序选择权的正当性分析

民事程序选择权是当事人基于程序处分权,在一定范围内决定如何取舍程序利益的权利。本文主要从法哲学、法经济学、法理方面以及立足时代背景之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剖析了此项权利设置的正当性,以期为完善我国的民事程序选择权制度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民事检察监督审视

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事诉讼法》做出了修改,但仍然存在不足：民事诉讼法总则和分则部分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立法规定并不统一,民事诉讼法仍未明确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中的地位。完善民事诉讼立法,全面发挥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能,明确检察机关具体职权,有效发挥民事检察监督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民事诉讼中自认的正当性

文章从自认的属性出发,探讨自认正当性的基础,以期通过程序的设计使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自认更具有正当性,维护司法的权威性。为了保障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将法院从繁重的讼累中解放出来,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应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真实义务原则。     

论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深化

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改革虽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和矛盾 ,成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焦点问题 ,亟待研究解决。文章就导引制度的建立 ,举证时效的改革 ,证据交换的健全 ,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的限制 ,当庭质证、认证的规范与完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我国民事简易程序的现状与完善

民事简易程序作为一种简便、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诉讼成本低、审理期限短、诉讼方式便捷等优势,在我国民事审判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国现有的民事简易程序的弊端也不断凸显,影响了民事简易程序价值的实现。改革和完善民事简易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面临的重要课题。     

民事诉讼快速裁判的法律障碍及其解决思路

越来越严重的诉讼拖延问题无疑是促使法院寻求快速审结民事案件的直接动因,但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缺陷和漏洞已成为法院快速裁判的主要法律障碍。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应该是完善我国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存在缺陷的程序和制度,弥补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的法律漏洞。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完善

证据交换制度的确立对于实现公平诉讼、提高法院审判的质量和效率以及节省司法资源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实行此制度是必要的。然而,我国法律对证据交换的规定仍存在一些缺陷,例如,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不明确,适用证据交换的案件范围含糊不清以及证据交换的形式、证据交换的时间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对该制度以上内容进行系统化的规定,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十分必要。     

论我国民事诉前调解程序之构建——以《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先行调解”为切入点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并公布的《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先行调解”的规定,但规定过于原则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关于立案后的先行调解,我国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但立案之前的先行调解,却尚付阙如,这与司法实践中诉前调解正如火如荼进行的现状形成了强烈反差。由于缺乏成熟的制度设计和立法支持,各地法院诉前调解的做法大相径庭,暴露出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诉前调解的理论内涵及司法实践作深入分析,从而为我国建立统一的诉前调解程序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对仲裁的启发——关于仲裁中确立第三人地位的思考

诉讼法规定了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制度,而仲裁是否能将原本是诉讼中第三人的制度和概念移植进来,即除了仲裁协议的当事人,第三人能否参加仲裁?是否应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这是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作者从探讨比较我国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的角度出发,对仲裁第三人的概念、范围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从各国和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探讨确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可行性。     

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法律地位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法律地位(文中简称为诉讼地位),是建立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检察机关诉讼地位的理论发展经历了干预说、反思、学术争鸣和理论整合4个阶段。公益法律诉讼监督说是确定检察机关诉讼地位的理论基础。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以及诉讼监督权行使的自身特征是界定检察机关当事人地位的具体因素。     

回应型司法下的程序选择与程序分类——民事诉讼程序建构与立法的理论反思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政策实施型司法向回应型司法的转型过程中。民事司法结构和模式的转型呼唤程序自治性、程序主体性的制度建构,呼唤程序规则的独立性和经由程序的正当化机制的回归。价值取向和技术特征迥异的各类程序,如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私益诉讼程序与公益诉讼程序、财产诉讼程序与家事诉讼程序等,分类入法,可以满足当事人不同层次的实体权利和程序利益之保护的需要,以程序主义视角和程序利用者视角为导向的程序选择权由此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