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学"应物斯感"论的建构历程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研究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从主体与客体微妙的审美联系中探寻诗生成之源,从先秦《乐记》开始,经汉魏,一直到明清,建构了“物—心(感)—乐”的艺术生成论,是谓“应物斯感”,成为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的重要的本体论命题。这一理论无论其形成过程,还是理论内涵都深得中华文化智慧,体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诗学“兴会”论

“兴会”是我国古代诗学中表示灵感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兴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反映了古人对文学创作活动的心理特点和规律的认识的逐步深化。“兴会”理论蕴涵着极有价值的文艺创作心理学思想 ,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文学创作中灵感现象的本质与特征 ,进而认识和把握文学创作的心理规律 ,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神思:中国古代艺术构思论的独特表述--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研究札记(12)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的艺术构思论表述中,“神思”是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理论范畴,它继“虚静”而展开,通过“游心内运”到“神游象外”的创造机制,实现情与象的深层融构,完成艺术构思。其意与西方“艺术想象”相通,但中国古代心理诗学却从“神”的极度微妙内涵命名,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有智能。     

中国古代诗学"物感"之"感"的心理透视——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研究(16)

"物感"作为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的基本命题,强调心物的交融互生,"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二者相摩相荡",然而,关键是二者"宛转"徘徊"、"相摩相荡"的内在机制何在?是简单的相加、结合,还是具有更深层的交融机制,需要深进一步分析透视.本文认为包括潜意识在内的心理内存,作为"中间变量"主导着心物交融的运动与结果,这是心物交融的深层机制所在.     

《文心雕龙》《诗》论中的两种诗学范式

《文心雕龙》《诗》论中蕴涵着两类诗学形态 :象征型诗学范式与直感型诗学范式。前者以先秦用《诗》和汉儒注《诗》中的“兴”论为理论资源 ;后者以新起的“感物”诗和“感物”说为言说语境 ,并吸收了直感型“兴”论的审美经验。从诗学范式切入 ,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心雕龙》《诗》论的内涵 ,并超越“政教”与“抒情”的新旧之争 ,充分估量两种诗学范式价值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拓展“龙学”的研究视角。     

中国古代诗学的人文精神价值

在中国古代诗学中,人文观念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本文从文学的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等方面入手,在对“仁”、“礼”、“情”、“德”等思想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中,着重论析了中国古代诗学中所蕴涵的人文思想传统和精神价值。     

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

“嫌贫爱富”是宋代诗学中一种普遍而又较为独特的倾向，它反映了宋人对历代诗学中不太受人欣赏的“富贵气”的重视。这种倾向的产生既与宋代的人的地位有关，也与宋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它与“嫌富爱贫”的倾向共存于宋代诗学中，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内心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部分上层人物的趣味。由于“嫌贫爱富”是宋代较为独特的倾向，因而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     

道家语言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

“言一道”关系在老子哲学中是以悖论形式出现的,为了避免“道”的无限状态被语言的有限性分割和蒙蔽,老子强调了“道”的不可知性和不可言说性。庄子在“言一道”关系中增加了“意”,使之变成“言一意一道”的关系。相对于“道”, “意”带有主观性,体现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相对于“言”, “意”又含有客观内容,代表了世界运动的无限性。这就为后来对这一哲学悖论的诗学消解提供了切实的可能。钟嵘认识到诗歌意象具有超越语言局限性的无限性,提出了“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诗学命题,将道家语言哲学观念与中古诗学理论实现了成功对接,标志着中国古代诗学“言一意”关系理论的真正形成。     

朝鲜诗学上的"神韵"

本文论述了自诗坛先驱的北学派 (后四家 )始到十九世纪前半期 ,王士祯诗学的“神韵”诗在朝鲜和韩国的文论中是如何阐释的。首先探讨了“神韵”用语的渊源 ,以及王士祯神韵学说中“神韵”的基本含意 ;接着论述了王士祯神韵说在朝鲜诗坛的传播、受容与发展过程 ,并对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朝鲜诗学的“神韵”特征作了分析与梳理     

论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

“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佛教诗学中充满着“兼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佛教不落一边、超越分别的中道智慧影响下形成的“道器为一”诗学观;二是在佛教以善巧方便传递般若智慧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诗以言智”诗学观;三是在佛教诸行无常而法无定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屑古今”批评方法。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对中国诗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

无论是在印欧语境下,还是在汉语语境下,“poetics”和“诗学”都存在着从字面上被误读的可能性。在英语语境下存在着欧美学界对“诗学”概念产生误读的三种可能性,在汉语语境下存在着中国学界对“诗学”概念赋予的四个层面意义及其误读的可能性。为了使“诗学”这个概念不再引起误读,笔者主张:诗学就是指涉文艺理论而不是“关于诗的研究”,而比较诗学就是指涉中外文艺理论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的汇通性比较研究。     

艾略特"非个人化"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探讨了20世纪现代派代表诗人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以及其深刻内涵,和诗人提出此理论的目的和意义。论文指出“非个人化”诗学强调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缺失,客体显现,反映了其对浪漫主义文论的反对,和向西方理性主义的回归。这种诗学观与中国传统诗学中所提倡的以无我之心观察万事万物不谋而合。这种“无我”之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类中心论和情感中心论,从而建立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共时的互相响应。     

"声情"辨--对一个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的研究

本文从王夫之在三本诗选中评诗用“声情”达二十余次这一基本诗学文献事实出发 ,力图对“声情”范畴作文化语言哲学的阐释。作为与“辞情”相对的“形式情绪” ,“声情”既体现了诗歌声韵在形式功能上的表现性或情感性 (音可显情 ) ,也体现了诗歌语言在情感表现方式上的形式性 (情以音生 ) ,从而最终昭示了诗歌的表现性与形式性的高度统一。置于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中 ,“声情”是堪与“意象”相提并论的重要诗学范畴。     

中国古代诗学的心学特色

诗学是关于诗(广义的文艺、美学)的理论阐释与批评。"诗本于心性"可以说是诗学的一个纲领性话题。从"诗言志"开始,到"吟咏情性"、"言,心声也"、"诗原乎心者也"、"天下无心外之物",千年承传,"心"成了诗学的精髓和探讨的中心。从而使中国古代诗学具有了"心学"性质。从本体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有与西方诗学迥异的看法。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最重视创作主体的内在修养与审美心理作用。对于创作过程,古代诗学更是深情关注,警语妙论,精彩纷呈,不少命题至今仍使人感到深刻新鲜而耐人寻味。     

一个生命论诗学范例的解读——中国诗学精神探源

中国诗学是一种立足于人的生命意识的诗学传统。它以“情志”为诗歌的生命本根,“兴感”为生命的发动,“意象”乃生命的显现,“意境”则是生命经自我超越后所达到的境界;而在“情志为本”的前提下,由“因物兴感”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生命活动的流程,这也就是中国诗学的内在逻辑。中国诗学的生命论传统具有与西方知识论取向的文艺思想以及晚近的表现论、意志论、直觉论、精神分析诸说各不相同的特点,在开展中西诗学对话与交流中,清除其历史的杂质,抉发其思想的精髓,将能为人类思想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资源。     

建立中国的原创诗学

我不是专门做文艺学研究的,但也可以从相关学科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近年来我从现代文学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从叙事学到诗学的研究中,我提出了多维诗学的说法。我们的诗学应该是生命诗学、文化诗学、感悟诗学构成的多维诗学,以生命为其内核、文化为肌理、感悟为之贯通。在对“感悟”这一关键词进行历史梳理后,我认为中国文学的特质就是感悟。它是一种潜哲学,包含着中国文学潜在的特质,我们所说的“意境”、“意象”等都与之相关。这里就围绕我的《李杜诗学》所引起的争论来谈谈诗学问题。他们认为李杜不过是作家论,怎么可以称为诗学呢?他们…     

随物宛转与心徘徊:诗的生成机制--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研究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以"感"为枢纽探寻心物感应的内在关系,揭示心物交融互动的规律,从"即景会心"到"相为融浃",整个过程表现为"随物宛转"与"与心徘徊"的复杂交融,相当深刻地揭示了诗的生成机制.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从"意象"到"象征":30年代汉语象征诗学的拓展--以废名、卞之琳、何其芳的诗歌创作为例

从汉语诗学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30年代的诗学理论侧重于主“智”,主“智”的诗学强调创作主体对于其对象的自主性“构建”活动,它可以人为地通过对语词的排列、组合或中断、省略,来营造一种需要智力活动参与的诗学形态与氛围,以使接受者通过对这一特定形态与氛围的智力性“赏玩”来“体味”其间的奥妙。主“智”的诗学携带着汉语诗学浓郁的文人传统,这就形成了一种力求使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能进一步趋于“融和”的发展路向,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以后汉语诗歌的基本精神面貌及其发展形态。     

灵感范畴在古代诗学中的嬗变

在我国古代诗学中。“灵感”范畴有一个嬗变过程。我国儒家和道家“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中蕴含着“灵感”的旨趣；道学思想中产生了“虚实相生”和“抱神以静”的“灵感”境界；陆机的“天机骏利”和刘勰的“思若有神”体现了“灵感”的特质；竺道生的“理智兼释”和袁枚的“性灵神悟”强调“灵感”产生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