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注的情感观照——以《文选·情赋》注为例

李善以文学语言注释文学作品自然是对传统经学注释的突破与创新,但更与《文选》的编者萧统重情的情感指向及文本本身的情韵有关。情感因素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为李善的注释披上了一层情感外衣,尤其是《文选·情赋》注,这种因素表现得尤为突出。情感的注入是李善注释《文选》的创新,也是李善注释的重要特点。     

论李善的训诂学

李善训诂的最大特色,就是采用征引的注释方式.李善<文选>注第一次将征引式注释应用于大规模的集部注释,为后世的诗文注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本文以<文选>李善注为核心材料,就李善训诂的特色、方式、适用范围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作了探讨.     

论古典诗歌注释的引证原则及其互文意义

引证是中国古典诗歌注释的主要手段和内容.它为李善<文选注>所开创,被历代继承并成为最重要的诗歌注释传统,原因就在于这种方法适应了诗歌语言的"祖述"本质,亦因此决定了其特点和原则.西方盛行的互文理论是引证的方法论基础,但中国古代<文心雕龙>及一些诗派已经叙述或暗示了这一理论意义.     

《文选》陆善经注简论

<文选>陆善经注是唐代最后一部<文选>注释学成果,是研究唐代文选学的重要文献,可惜没有传世,也未见诸任何公私书目,所以其影响力很有限,远远不能和李善注、五臣注的地位相提并论.19世纪中期,由于日本所藏唐钞本<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陆善经注本<文选>才开始为世人所知.从<文选集注>的特征和体例来看,其中的陆善经注是经过删略的,并非陆善经注的原貌.陆善经注在<文选集注>残卷中存量不多,其注释中引典与释词、串释并存,其引典可以弥补李善注.在释词和串释方面,陆善经注既注重释典,又直接解释词义,间有串释大意.     

《文心雕龙》诸家校注商兑

注书之难,人所共知。号称博闻的薛综、应劭注《西京赋》和《周礼》都有谬讹;以强识见称的李善注《文选》,曾有初注,再注以至五注,仍须后人补正。何况《文心》,体大思精,注释自非易事。《宋史·艺文志》著录辛氏《文心注》早已失传。明代梅子庚对《文心》的疏证,的     

《文选》五臣注的评价问题

<文选>五臣注和李善注是<文选>学史上并峙的高峰,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文选>的标准文本,其价值和影响都不容忽视.李善注自从诞生以来,以其注释详瞻、援引该洽而饱受赞誉,而五臣注则因为晚唐李匡义的批评而颇受非议,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值得注意的是,晚唐李匡又及五代的丘光庭虽然都批评五臣注过于疏陋,但都没有否认五臣注在社会上流行的事实,五臣单注本及六臣合刻本的大量出现也说明了五臣注流行的事实.特别是近代以来,敦煌文献中大量<文选>残卷和日本所藏<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为我们正确认识五臣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我们今天看待五臣注应该结合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价,既要看到五臣注在当时流行的事实,也要看到五臣注有臆解之处的不足.五臣注最大的特点是简单易懂,便于初学者使用,弥补了李善注不解释意义的不足,所以五巨注在社会上有一定的阅读群体.时至今日,如果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去阅读<文选>,五臣注不失为一种好的本子.     

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考述——兼论其学术史意义

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8家(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何晏)。立足于《文选》与《论语》文本及相关文献,经过细致的考证,可以考定李善对这些文献的征引并非皆出于原书,除郑玄注(或其部分内容)外,其余7家注释皆来自何晏《论语集解》,故其实际引书仅为单注本郑玄《论语注》与何晏《论语集解》二种。这一考察对李善《文选注》引书来源问题的判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从南北朝迄隋以至唐初,《论语》注疏类著作众多,但占据主流地位的只有郑、何二家,李善注对这两部著作的征引与当时的学术形势完全一致。这也可以从与李善同时或其前后学者之著作征引《论语》注释的情况中得到印证。     

关于明州本《文选》减注现象的考察

在《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并行的情况下,约在北宋中期出现了合刻本;显然,合刻中势必会删削注释,即采用＂某注同某＂的形式,以简略、明晰文本。但现今所见的这种标注实际上并不完全等同,需要仔细考辨。经核查,这种删削、合并主要据文意,而不是字词相同与否的标准来取舍。由此能更深入地理解＂某注同某＂的实际内涵。这对不同合刻本之间传承关系的解读也不无大的助益。     

《后汉书》李贤注与《文选》李善注：论李善注影响的扩张

唐初的政治文化条件是《文选》李善注获得重大影响的原因,此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文选》李善注对《后汉书》李贤注有直接影响,前者某些具体条目不仅直接为后者借用,而且对后者的注疏凡例有所启发。李贤注利用《文选》李善注来邀宠固位,由此使得李善注的影响越出了文学领域。     

《胡适口述自传》的注释艺术

注释是专为读者架构的理解作品的桥梁,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所作的注释不仅是一座桥梁,而且是研究口述自传的注释艺术的范本.它种类繁多,内容广博,注中有评,传中有传,高度提升了口述自传的文本价值.     

论明代《文选》删述本的指南性

明人的<文选>删述本,是在删削五臣注和李善注的基础上加以己意增述而成的简注本.其删述理念是只求认知,不求细解,注重简明快捷地掌握信息,偏重于疏通文意的注释形式.因此保留的大多是五臣注,少部分得以留存的李善注也被简化、俗化,学术性大受削弱.删述本改变了版面的视觉效果,以方便阅读.增注也多为五臣风格,凸显导读功能,呈现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解读手法.清代选学删述本延续鲜明的指南性,并在变异中深化.明代选学之重视五臣注,蕴含着时代性格对注释性格的选择.传统注本向删述本的转变,反映了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过渡,商业性浓厚.从知识、思想的社会接受史来看,这种具有指南性的大众读物,有助于文化的普及与普遍知识水平的提高,据此可以对明代<文选>删述本及其同类出版物作出价值认定.     

从刊本李善注的文本变迁看《文选集注》在宋代的流传

《文选集注》在校勘《文选》刊本正文及注释方面的价值有目共睹,我们可以从《文选集注》和宋代《文选》刊本的文本关系中找到《文选集注》在我国流传的蛛丝马迹。在以北宋本为首的刊本李善注本系统中,其李善注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刊本李善注本中混有《文选集注》中所存《钞》和陆善经注的内容;同时,刊刻于南宋的《文选》尤袤刻本李善注也有与《文选集注》写本相一致的地方。众多迹象表明,北宋本校理者及南宋时期尤袤刊刻李善注时,应该看到过类似于今天所见《文选集注》残卷的集注本子,并参考吸收了《钞》、陆善经注以及类似于集注本的李善注。这反过来说明,《文选集注》是我国唐代人所编撰,在宋代仍有流传,有些部分被吸收编入李善注。     

宋人注宋诗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宋人注宋诗是"以史证诗"方法运用的典型,这首先表现为采用了编年笺注体例,并附以诗人的年谱。其次,在释诗时,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史料,展现诗歌产生的社会背景,揭示触发诗歌创作的事因,并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考其本事,准确地解释其含意。     

《唐钞文选集注》陆机诗注价值刍论

以北宋本、尤刻本、陈八郎本、赣州本、奎章阁本、明州本、建州本等诸刊本《文选》,比勘对校《唐钞文选集注》中的陆机诗注,可发覆多重价值。其一,陆机诗注中《钞》注、陆善经注的诂训价值。《钞》注、陆善经注在释字词、通诗意方面力求昭晰,诠释离情、抉发诗人心曲堪称入微,注释地理方位力求精准,且对李善注有所辩证,有助于解决学界久有争论的问题。其二,陆机诗注中李善注、《钞》注、“今案”、《音决》的版本价值。《唐钞文选集注》保存了李善注早期的样貌和注释体例,可据此辨识诸刊本《文选》中李善注与其他注互渗现象;《钞》注有益于恢复五臣注原貌,“今案”标示版本的流变,《音决》则具备特殊的注音功能。其三,陆机诗注的文学史价值。陆机诗注发显出陆机的历史观、空间观、政治文化观以及崇尚文藻的诗文观,并抉发南北士人的冲突与竞胜心态。     

《文选》五臣音注从单刻本到合刻本形式之变化

《文选》五臣注在从单刻本发展到与李善注的合刻本后,正文注释的位置发生了调整变化,而五臣音注的形式与其位置又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位置的变动,合刻本调整了部分五臣音注的形式,使之仍然符合五臣单注本音注的基本体例：一是为避讳改＂反＂为＂切＂;二是当音注后增添校语或正文注时,增＂音、切、声＂字;三是当音注后正文注被移走时,删＂音、切、声＂。     

《文选》五臣注价值新探

<文选>五臣注和李善注是<文选>学史上并峙的高峰,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文选>的标准文本,其价值和影响都不容忽视.但长期以来,二者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李善注自诞生以来一直饱受赞誉,五臣注虽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但却饱受非议,五臣注的价值长期被忽视.我们今天看待五臣注应结合其所处的历史时期,通过其本身的特点,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价.五臣注简单易学,便于初学者阅读,对初习写作者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因而在社会上有广泛的阅读群体,客观上具有文化普及价值.同时,它可以弥补李善注之不足,与李善注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分别满足不同读者层次的阅读需要.时至今日,如果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去阅读<文选>,五臣注可以说是一种好的本子.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引《楚辞》注考论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是宋末元初分类编次杜诗集注本,所录注家有近六十家,其中关于征引《楚辞》注释杜诗的方式有三种：直接征引《楚辞》原句祖述杜诗字词出处,征引《楚辞》原句释杜诗句法和诗意,征引王逸注释解释杜诗字词。宋人征引《楚辞》注释杜诗是杜诗逐渐经典化的表现,这些注释又对清人注杜影响深远。     

《文选》李善注引唐前别集述论

《文选》李善注引唐前别集四十余种,此四十余种书后世几乎全部亡佚。今凭李注尚能窥唐前部分别集之一斑。尤为可贵的是,李注不仅援引唐前别集中资料注释《文选》,还据别集中原文与《文选》诗文作比勘与考证,保存了文本的一些异文,显示了《文选》诗文在别集、总集中的一些不同面貌,可为探讨《文选》诗文前源文献以及《文选》的成书情况提供线索,并有助于考察唐前别集的编纂体例。     

《文选》李善注误引《方言》例考

《文选》李善注大量引用扬雄《方言》,经考证发现,其中有14例是李善误将郭璞《方言注》或其他典籍作为《方言》而引用的.通过文献比较和分析,对这十四条引文的来源作了推断.     

片言可以明百意——论诗歌语言的多元理解之维

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语言表达问题实际上已经是理解本身的问题.过去研究者们只关注文本与理解的关系,却忘记语言已经内在地祈向理解.当语言与理解的天然联系延伸至文学语言,会发现这里只能适用理解的多样性而无法要求解释的同一.特别是汉语语法和结构的自由以及诗歌对汉语所有优越性的全面继承,使得诗歌语言已经先天地与多元理解的维度发生了必然的关联.愈是考察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婉约、含蓄、朦胧和多义等个性特征,愈是能清醒地意识到意义的丰富性和理解的差异性原来已经在这里有了"第一次亲密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