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初步报告(续)

五、生育和性别偏好 (一)生育愿望和存活子女数关系密切 1.在现有在婚妇女中,北京、辽宁各有79.7％和86.4％的妇女想要2个或2个以上子女,广东、贵州、甘肃都在90％以上。其中理想子女数为两个的北京占65.9％,辽宁占62.3％,山东占58.8％。没有孩子或只有一孩明显不是妇女所理想的。想要3个或3个以上子女的妇女在广东、贵州、甘肃都占较大比例。(见表22)     

子女孩次性别结构与女性再生育——基于孩次性别递进生育率的分析

现有子女的孩次性别结构是影响女性再生育的重要因素。使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时期孩次性别递进生育指标对女性生育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女性普遍生育但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很大,基于孩次性别结构的生育行为体现了男孩偏好;城市和镇在生育第一孩时就存在性别选择;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较大,且二孩是男孩的比例显著大于是女孩的比例;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城市和镇的女性大部分不再生育,而农村女性有很大比例会生育二孩,但几乎不存在性别选择。采用某地区2019年的数据进行补充验证,同样发现:只有一个女孩的女性相比较只有一个男孩的女性生育者生第二孩的可能性要高很多,以上研究发现对当前二孩生育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生殖崇拜与中国人口发展

1989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在一份关于中国5省1市人口生育力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现有已婚妇女中,北京、辽宁各有79.7％和86.4％的妇女想要2个或2个以上子女,广东、贵州、甘肃都在90％,以上”。而且,对孩子的性别偏好大多数都倾向于男孩。另一份对10个县20个村的850名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调查,也获得了类似的结论,有50.55％的夫妇希望生两个孩子,仍有45.41％的夫妇希望生3个或更多的孩子,同时也表现出对男孩的偏好。     

“生”与“不生”的矛盾——家庭资源、文化价值还是子女性别?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浙江省宁波市生育决策调查数据,考察家庭资源、文化规范和第一个子女性别对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中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约为20%,且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户籍差异;女性的二孩生育决策同时受到家庭资源和文化规范的双重约束,综合考虑现有子女是否能够满足其男孩偏好、子女对于自身的成本—效用以及可供家庭分配的资源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生育二孩;女性的再生育决策模式存在户籍差异,其中城镇育龄妇女的男孩偏好程度较低,倾向于根据家庭资源状况进行二孩生育决策,具有理性决策的特征,但流动和农村女性的再生育决策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取向,子女效用、男孩偏好等因素对其生育决策的影响较大。     

再婚、再婚生育问题研究──对湖北省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湖北省的资料,通过对再婚与初婚育龄女性的文化程度、职业、生育孩次构成等特征的分析,发现在育龄女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状况下,再婚育龄女性文化程度更低;城镇育龄女性再婚率随文化程度提高而下降,农村再婚率与文化程度的关系是“U”字形。再婚育龄女性生育孩次明显有别于初婚。再婚生育多孩需求明显,城市再婚生育二孩尤为突出,应引起特别关注。     

1985—1987年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分析

我国的生育政策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鼓励和提倡只生一个,严格控制并有计划地安排一部分已有一个孩子的夫妇生育第二胎,除少数民族外坚决杜绝三个以上孩子的多孩生育。在执行上述政策时,人们不禁要问:本地区育龄妇女中,每年究竟有多少无孩已婚妇女生了第一个孩子?又有多少一孩妇女生了第二个孩子?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妇女,     

群众生育意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对600名符合条件自愿不生二胎育龄妇女情况调查

随着经济文化生活不断的发展,新的婚姻生育思想也随之改变,特别是计划生育工作的普遍开展,使群众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很大变化,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新思想已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最近我们对济南市区600名自愿不生二胎育龄妇女情况进行了调查,其结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有生育条件的育龄妇女70％以上是一孩妇女 济南市区现有生育条件的育龄妇女131,149人,其中一孩妇女94,231人, 占71.85％。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之前,有生育条件的育龄妇女,有一个孩子的只占15％左右,而且这些人多处于过渡阶段,刚生过一孩,尚未来得及生第二个,那时终身只生一个孩子的人极少。现在已有70％以上的人坚持只要一个孩子,这说明群众的思想有很大变化。尽管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完全自愿只要一个孩子,但出于为实现四化顾全大局,能响应号召坚持只要一个孩子,也说明了广大群众的思想变化和进步。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比较

基于江苏苏南某农村79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间隔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对"女性生育的最大年龄"的认识上二孩妇女明显低于一孩妇女。但两类家庭育龄妇女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农村计划外生育不容忽视——两个村的调查实例

1995年2月我们在山西省运城市金井乡谢家营村对20—40岁妇女的生育状况进行了调查。这个村地处平川,它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在山西省处于中上等水平。从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村一孩生育者占总生育人数的27.7％,其中70％属于25岁及其以下年龄的妇女所生,95.6％属于28岁及其以下年龄所生,在20—40岁这83个妇女中,有23人只生育了一个孩子,并且这23人中,年龄处于25岁及其以下的就有16个,占一孩生育总人数的70％,年龄处于26—28岁之间的有6名,26岁的3人,27岁的1人,28岁的2人。超过30岁只有一人,而且是抱养的。这个村除20岁一个,21岁一个生育两个孩子的外,普遍生两个孩子的开始年龄为26岁,即自26岁开始至29岁止,每个年龄上都有,且在这个年龄组中占绝大多数的妇女生育了两个孩子。所以,按照这一规律,这25岁以下的16个生育一孩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有很大可能步入二孩生育者的行列。     

中国农村的男孩偏好与人工流产

文章使用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中国农村在生育政策实施的不同时期的男孩偏好和人工流产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工流产与出生性别比的时间趋势、特征和变化模式基本一致;在只有两个孩子的妇女中,第一孩为女孩的妇女再次怀孕后进行人工流产的风险显著高于第一孩为男孩的妇女。这些结果揭示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普遍存在和男孩偏好对人工流产的重要影响,验证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对出生性别比上升的作用。     

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办法的人口控制效果

山西省临汾地区翼城县自1985年开始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即: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法定年龄推后三年结婚生育者,也就是晚婚晚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个孩子。严禁三孩及三孩以上的生育。这样,推迟了结婚年龄,拉开了生育间隔,允许农民家庭生育两个孩子。那么,翼城县试行这种生育办法之后,其人口控制效果如何?本文通过1980—1991年各年翼城县妇女生育水平的对比分析,来从一个侧面说明翼城县试行这种生育办法的人口控制效果。     

孩次递进比的确定因素与近似估计

孩次递进比的概念是法国人口学家亨利(L·Henry)于1953年首先提出的。它表示在生育了i孩次(i可以是0,1,2,……的任何整数)的同批妇女中,至少生育了(i 1)孩次以上妇女所占的比重。由此,我们可把在一定时间内递进到同一孩次的妇女称为同孩次妇女群。妇女通过生i孩进入该群“人口”,通过生(i 1)孩退出该群“人口"。但如果要     

组织农村一孩夫妇“两前教育”的调查

南海县桂城镇从今年以来,在全镇开展农村一孩夫妇“两前教育”,即对农村每对生育了第一个孩子的夫妇,在上环前后(简称上环前)和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取环前,进行两次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通过“两前教育”,使一孩夫妇掌握有关基础知识,明确政策要求,逐步树立新的生育意愿,自觉计划生育,生了一孩要上环,不抢生,不超生;有计划、按指标、够间隔生育第二个孩子后要结扎。这样的教育针对性强,使教育与生育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笔者对桂城镇开展农村一孩夫妇的“两前教育”很感兴趣,多次到现场参加教育实践,对该镇“两前教育”的形成、做法和效果作了较全面的调查。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二孩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二孩”给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孩子数量和孩子年龄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在公共托幼服务短缺情况下,生育二孩和有3岁以下孩子的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更高,性别差距更大,部分女性被迫中断工作。该发现对二孩政策的启示在于,增加公共托幼服务对于促进符合政策的城镇青年生育二孩、平衡工作家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用孩次递进比模拟“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以湖北省为例

以2014年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包括“单独”、“双独”方面的数据为基础,描述了生育政策调整下被压抑的生育潜能释放的规律性和用孩次递进比的方法预测“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与意愿分析方法相互比照,丰富了当下生育政策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假定2016年“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湖北省第一年内会新增二孩出生量52621人,占湖北省2014年总出生量的7?41％;三年内最低会新增139262人的二孩生育量。城乡对比发现,农村新增二孩生育占到将近六成,且由抢生而导致的堆积主要集中在农村,40岁后的高龄抢生情况不严重。     

农村早婚早育问题亟待解决──钟祥市47个村早婚早育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早婚早育是一个禁而不止的难题，它不仅影响着育龄人群规模、生育期的长短、生育的世代间隔，而且对计划生育质量、人口计划的实现等度量指标有很大影响，已制约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本文从钟祥市47个村的调查情况看，解决早婚早育日趋严重的问题已迫在眉睫。1现状分析此次抽样调查47个村，共74972人，占钟祥市总人口7.54％，1993年出生979人，人口出生率13.06‰，47个村，出生一孩654人，其中计划外生育148人，占一孩数的22.6％；出生二孩318人，其中计划外生育122人，占二孩数的38.4％；计划外多孩7人。计划内出生仅只占702人，…     

浅析农民超计划生育行为的经济动因及其对策

超计划生育是本世纪末我国人口控制目标的直接威胁。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有计划外生育960万,其中多孩300万。1988年上半年,全国计划生育率58.18％,农村仅52.27％。这表明,近年来农村每年新生人口中近50％是计划外出生的。因此,控制农村计划外生育是实现本世纪末人口目标的关键。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迁西县计划生育工作初查之我见

迁西县位于河北北部,燕山南麓,全县辖31个乡镇,417个行政村,总人口34.6万,有育能妇女73117人。1993年全县共出生3339人,出生率为9.64贴‰,计划生育率97.51％,计划外多孩率0.51％。在年度出生人口中,一孩出生2422人、二孩出生882人,多孩出生35人,分别占年度出生的72.54％、26.4％和1％。全年计划外出生83人,其中一孩40人、二孩26人、多孩17人,分别占年度计划外出生的48.19％、31.3％和20％。在计划外出生中,无结婚登记而非婚生育43人;应落实而未落实节育措施生育24人;节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