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城市的“照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研究

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靠近,还是资本主义都市化实践的现实研究氛围潜移默化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则是他从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之后诸多文本中深入研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的成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转换节点。特别是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细读中,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找到关于城市的专题性研究,但他真的经历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洗礼。列斐伏尔应该是第一次学会了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打开现实和概念。这是列斐伏尔思想中一次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折。虽然他仍然保留着人本主义话语的外饰,但那种从价值悬设出发的人学批判话语已经彻底失去了主人话语的地位。     

论历史唯物主义对人本唯物主义的超越

1845年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匆匆写下了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年冬天到1846年夏他又与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前者以简略的形式揭示出人本唯物主义的主要局限,粗线条地勾画出“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蓝图,成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后学则展现出这一新世界观的梗概。它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路径与基本图景

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存在两条路向:其一是注重主体自由的路向,其二是注重感性现实的路向。青年马克思1835-1845年哲学思想的发展可以分成三大阶段,两条路向此消彼长相互影响形成了复杂的交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解决了两条路向的内在冲突,实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概念实现了两条路向的综合,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石,具有浓郁的本体论色彩,实践概念与社会、历史等概念一起构成了一幅较为清晰完整的马克思新世界观图像。     

论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120年后对《费尔巴哈论》出场学视域的新解读

120年后,重新解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科学辨识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理解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出场学视域为解读地平线,从恩格斯对哲学革命逻辑基点的理解、批判旧形而上学、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转换、“改变世界”的哲学路向等五个方面做深度解读,从而阐释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哲学革命性质及意义理解上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之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证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点,绝不在于其与自然科学的相似,而在于马克思得出的人类历史的辩证发展观及其人在历史性生存中的革命批判精神。革命批判要服从历史规律,绝不意味着革命批判以不断更新的未来的名义而死亡在马克思对资本的逻辑分析中,批判和历史这两个维度不是被奇怪地抑制了,而是获得了巩固的确定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蓬勃生命力合乎逻辑地源自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在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遭遇到种种误读时所必须阐明的。     

论恩格斯理解哲学革命的出场学视域——120年后对《费尔巴哈论》叙事方式的新解读

120年后,重新解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科学辨识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和叙事中独有的视域和范式,对于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理解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以及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实质,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认为:恩格斯以出场学视域为解读地平线,在对哲学革命理解的一系列问题上构成了独特的实践论阐释模式。     

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认识论的根本批判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掀起了一场存在论革命,实现了由认识论境域向感性本体论这一存在论新境域的转变。马克思对认识论的彻底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成立的先决条件,而且马克思对知识的理解也彻底转向了存在论。这样,历史唯物主义消解了人类认识的思辨维度,知识的存在论性质由此被揭示为实践意识的观念形态。马克思还尝试建设一门真正的实证知识,它是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同一的历史科学。     

马克思哲学革命起点新探讨

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为标志。这种看法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事实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早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便已发生。他的"哲学革命"是一个过程,《批判》是这一过程的真正起点,后来的马克思著作不过是推进、深化了他的"哲学革命"而已。《批判》是真正开启马克思"哲学革命"思想历程的"初始性著作",是他的第一部"新唯物主义著作"。澄清这一点,有助于科学评价《批判》这一早期著作的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恢复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     

1903-1906年:中国革命观念的古今之变——以邹容、秦力山、孙中山、朱执信四篇著述为中心

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所建立的共和国制度,是与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形成相联系的.1903-1906年,是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最为关键的四年,先后出现了四篇由革命派思想家撰写的阐发革命观念的代表性著述,构成了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主要历史环节.这四篇著述是:邹容著《革命军》,秦力山著《革命箴言》,孙中山著《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朱执信著《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以这四篇文献为中心,开展观念史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脉络与走向.     

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批判的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发表俞吾金的论文《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以下简称"俞文"),提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已遭受严峻的挑战,并对"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否定。     

现实的个人：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论施蒂纳哲学对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影响

费尔巴哈戴上了曾授予黑格尔的桂冠1845～1846年,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时期。创立学说之艰难,莫过于开端。黑格尔深诸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所以,《逻辑学》开篇就提出：“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黑格尔的“科学”,即指哲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门见山就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①这个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提出,是马克思伟大发现的第一个发现。它为历史唯物主义找到了逻辑起点。德国哲学都是从…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张旭昆经济学与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美国学者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社会科学（经济学自然包括在内）与自然科学的差别在于两者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更成熟；除了革命时期，自然...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

丁玲带着她的梦珂、莎菲们登上文坛,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为这些“ 革命女性”准备现实的土壤。1929年,长篇小说《韦护》标志着丁玲创作从“革命女性”向 “女性革命”的转变。在这里,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丁玲不惜用大量笔墨礼赞爱情。但 丁玲毕竟是忠实于自我的作家,到延安后,1942年3月8日前写下的《“三八节”有感》标志 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经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来。 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探索之后,丁玲的女性观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她的创作向往 在“人”的意义上建构真实的女性主体。     

化学论哲学:近代科学革命的新诠释

近代科学革命是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诞生和牛顿物理学的胜利为标志的，它在世人面前展示的是一幅机械论的历史图景。本文从化学论视角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重新考察，试图揭示出科学革命的本来面目，并作出新的诠释。     

“革命”概念解读与树立科学革命观的现代意义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树立科学的革命观对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学术界围绕革命问题进行的探讨和对话还远未结束，究其根因，是对革命概念认识的不一致。本文试图厘清革命概念，全面解读革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摒弃在革命问题上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认识，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在此基础上，阐明树立科学的革命观对于我们今天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所具有的鲜明时代价值。     

科学地解决农民问题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及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本文从中国社会的几个历史阶段的农民问题的纵向比较中,阐明科学地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之所在。     

《科学》杂志与五四现代白话文的形成——重新审视五四现代白话文的产生及其现代性意义

《科学》杂志并不以文体变革为己任,反而走在了中国现代语体文变革的最前列——最先采用横排书写方式、最先使用西式的标点,并且早在《新青年》有意提倡白话文的两年前,就已经刊发了极具现代汉语特质的白话文。《科学》杂志上的文体语言变革方向与后来汉语现代化转型的方向是一致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晚清白话文运动向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完全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这种无意识的转变恰恰显示出了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现代白话文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进而揭示出五四思想革命与语言革命之间的血肉联系。这一点正是学界一直所忽视的,由此需要我们调整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研究视野。     

五四运动的革命双重性论析

五四运动是一场具有指导意义的革命运动,它的性质决定了五四运动涵盖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革命具有双重性:催生了中国新的文化革命,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文学革命为工具,以反封建为手段,对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扫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中国新的政治革命,促进了新的指导思想、新的革命理想、新的革命政党和新的领导阶级的形成,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与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而“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可见,自然科学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革命导师都高度重视科学的发展及其成果,把它视为一种革命的力量,能够深刻地影响和变革人类历史的进程。相应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中,经典作家都十分注意从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中,进一步揭示出哲学唯物主义原理,并把它“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第12页)这正是因为“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应当说,近代自然科学对于这种证明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而且日益增加的资料”(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