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元礼》初探──论唐代礼制的演化历程

大唐《开元礼》是从《贞观礼》、《显庆礼》发展而来的，也是秦汉王朝以来封建礼仪制度完备化的总结。《开元礼》修撰的指导思想是将《贞观礼》、《显庆礼》加以“折衷”，择善而从，“粲然勒一代典制”，反映了盛唐社会生活的繁荣气象。《开元礼》具有总结性、全面性、系统性三大特点。它是我国封建礼制史上一部总结性法典，内容广博而全面，体例严密，眉目清楚。近代学者章太炎称赞说：“择善而从，直取其稍完美者，则莫过于《开元礼》。”     

大陆法系与中华法系的相近性

中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重视法典建设,把立法权置于法制体系的中心,崇尚法制统一,法的发展主要受世俗力量的推动,习惯用演绎推理的思维模式操作法律,并由此形成法官主导的司法审判方式。这种法制本土资源上的相似性,为近代中国学习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制文明提供了一种解答。     

论南诏的法律制度

唐代南诏国的法律制度既受到唐王朝政治和法律文明的深刻影响,又在军事、礼制和司法等方面继承了彝族蒙舍诏固有法律的诸多特性.南诏的法制呈现出多元、分散的特征,其官方立法主要涉及官制、军事、土地制度和重大刑事犯罪,关于调整日常生产与生活秩序的刑民事法律,则缺乏统一的规定,而主要依靠南诏国内各部族的习惯法加以调整.     

编撰经济法典的历史回眸

编撰经济法典是指有关经济法部门的经济法律法规的汇合编纂和基本经济法的撰写创制。编撰经济法典缘起于经济法的萌芽,经济法萌芽首先表现为个别法学家经济法思想的产生,而经济法思想也对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随着东西方国家经济法律法规的大量出现,经济法成了一种新兴的世界历史性的法律现象。这引发了经济法典的编撰,促进着经济法的完善,满足着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和以资本要素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法、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运行上的实践比较深入,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也走在世界前列,因而在编撰经济法典上也可以为天下先,这将对世界法制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华法系视野下的古代工程建筑法典研究

中国古代法典体系丰富多元,不仅有律典,也涉及其他领域。工程建筑法典是中华法系法典的重要方面。在此之中,《营造法式》《营缮令》与《擅兴律》互动关系明显,三者构成宋代工程建筑法律体系。《营造法式》作为工程建筑法典代表,在统一建筑样式、管控人工物料及维护礼法制度等方面具有规范功能。在中华法系视野下研究古代工程建筑法典,揭示其法属性,探究其法体系,发掘其法功能,总结其法典化启示,不仅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法典维度的理论价值,还有明确当代工程建筑法范畴体系的借鉴价值,更有助力新时代工程管理法治化的实践意义。     

教育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与合宪性进路

“法典化”时代,编纂教育法典对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教育法典的编纂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依宪立法,同我国宪法条文所体现出的教育强国的国家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国家任务、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及义务等规范内涵相契合。在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宜将教育法典定位为领域法以及基本法律。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契合宪法精神,有必要对教育法典编纂过程进行合宪性控制。在法典编纂准备期,需要对已有教育法律规范体系进行梳理与整合,促动相关条款依宪入典;在教育法典草案形成阶段,有必要通过在文本中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进行合宪性宣示,并经由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草案审议过程中对相关问题作出合宪性确认。     

论蒙古游牧法制在中华法制文明中的地位

蒙古族游牧法制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法制的集大成者,能将北方游牧民族的法制升华和再现出来,制定了很多成文法典,并流传至今,成为游牧法制文明当之无愧的代表。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央王朝法制在交流中互相影响、碰撞、融合,并最终融合到中华法制文明之中,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并独居特色的一元。     

创新生活世界的秩序表达——论知识产权立法之当代使命

在民法典编撰进入加速阶段的今天,知识产权如何体系化、系统化在学界引发了较大的争议。相比分散的单行法或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模式,在民法典之外,制定一部独立的《知识产权综合法典》,是彰显创新者地位、为国家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提供法律基石的最优方案。《知识产权综合法典》制定中,必须处理好价值定位、权利属性、客体抽象、保护范式等重大理论问题。由于知识产权体系化中面临不少技术性难题,因此,采取一种"两步走"的方案是可取的:近期内,尽快制定一部糅合实体性与程序性规范的综合性知识产权基础法律,即《统一知识产权法》;在《统一知识产权法》的基础上,在不远的将来,制定一部"内容协调、体系完备、文字优美"的《知识产权综合法典》,以期为创新者的生活世界提供统一的生活秩序。     

武则天对唐朝法制的破坏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代法律,立法技术比较完善,基本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法律中的官吏任免制度、诉讼制度和审判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如何看待武则天破坏唐朝法制及武则天之后出现的开元之治,本文亦作了阐述。     

典礼与宪政:丙午改制有关礼部裁改的争论

清末仿行宪政,以君主立宪国官制为参照,对内官制大加改革.礼部因为此前科举立停和学部建立的关系,职能已大为清简,此时又与立宪国官制无从对应,因而面临被裁撤的命运.拟议改设的典礼院被定性为“王者上仪之专署”,不预国家政事.如此设计,弱化了传统礼制在维护王朝统治、治平天下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功能,由此引发保存礼部的争议.在不能废弃典礼、又要符合宪政原则的情况下,如何归属典礼事宜的管理,维系皇权政体的礼制如何嵌入立宪体制,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丙午内官改制时政体变革的走向和深度.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朝鲜王朝对清观解构分析简

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朝鲜王朝对清观影响着朝鲜的对外政策、文化交流,更影响着清鲜关系的发展变化。从正统意识出发,朝鲜君臣展开讨论意欲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并有尊周思明的种种举动;从民族意识出发,对“夷狄”建立起来的政权充满诋毁与诅咒;从复仇意识出发,朝鲜君臣期待机会策划北伐。     

“华化”与土俗之争背景下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

高丽移植宋代法制的进程较为曲折，首先就存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关系的问题，因“华化”与土俗的冲突，高丽王权对宋代法制的移植难以得到贵族精英阶层的支持，不得不启用大量的归化中国士人。与此同时，作为法制输出国的宋王朝又实行严格的图书管制措施，使得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缺乏可靠的参照文本，使其对宋制的移植缺乏系统性。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论宋明儒家的“习心”思想

一直以来,儒家人性论以"性善论"为其主流,因而关于"恶"的论述并非他们的理论重心。但是在宋明儒家的理论中,"恶"的问题却以另外一个概念——"习心"的方式进行着讨论。他们认为,人有"习心",便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道德之恶的根本原因。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观点在宋明儒家理论中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习心"是如何产生的,即"习心"的生成论问题;二、它是什么,且为什么是恶的,即"习心"的价值论问题;三、它怎么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并且又如何在道德实践被清除掉,即"习心"的实现论和否定论问题。     

佛教从隋唐向宋代的发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处在变化与发展之中,总的趋势就是一个不断走向中国化的过程,其中从唐末至北宋则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它实现了佛教中国化所必然要经过的由世外到世俗、理论到实践、独立到融合、僧侣到居士、上层到民间的一系列根本的转向,并由此奠定了中国佛教以后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诗视野下的唐代民俗生活略论

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前学界多集中于唐诗本体来观照其审美价值,忽视其背后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唐诗以其独特的视角反映出唐代物质生产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民间游戏娱乐等文化内涵,成为我们了解并研究唐人生活的又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