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涟漪式”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基本上走过了一条"涟漪式"的发展轨迹.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历经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体系研究、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文学变异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等诸多领域,一步步地向比较文学研究的纵深方向发展,也呈现出一条"涟漪式"的逻辑发展路径.     

“涟漪式”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基本上走过了一条"涟漪式"的发展轨迹。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历经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体系研究、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文学变异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等诸多领域,一步步地向比较文学研究的纵深方向发展,也呈现出一条"涟漪式"的逻辑发展路径。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     

辟失语论——对曹顺庆先生的学术批评

话语是在语言之中并由语言以其在历史进程里形成的语法规则及其历史语境所设定的。作为话语之一种的文学理论话语自然无法跃出其民族共同语所形成的规则系统。中国的文学理论话语是由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所设定的。具体而言:在古代中国,古代汉语设定了古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在现代中国,现代汉语设定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在最根本处,即从语言本体论的高度来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话语。既然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话语,那么何来失去话语一说.     

关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现阶段,我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研究均受美国学派的深刻影响,普遍认同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研究正处于“跨学科研究”阶段,使得“跨学科研究”成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跨学科研究”是一种应用于多学科领域研究的普适性研究方法,缺乏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针对性,加之“跨学科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而严重忽视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国际性和世界性.基于此点,对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进行剖析,对于重新确定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范围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摇晃的方法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方法论问题与系统论关系初探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崛起及其对法国学派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西方思想学术主导性思维范式从实证主义向系统论转变的整体趋势。美国学派真正的方法论特色并非是缺乏建构性内涵的平行研究,而是体现了系统思维特征的整体性研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心化原则等。然而由于特定历史背景等因素影响,美国学派未能明确自身的方法论优势,反而对方法论问题持较为轻视的态度,导致学科在理论化浪潮冲击下陷入自我认知的危机之中。     

比较文学学科“永恒危机”的逾越——兼及巴斯奈特与米勒的“比较文学危机论”

从20世纪中期到今天一直存在比较文学"危机论",笔者结合英国学者巴斯奈特与美国学者米勒的观点剖析了这一历史现象.认为这种危机论有合理的一面,也存在不足之处.认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有缺陷,但是通过辩证的比较思维可以使得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得到明确.同时对于一些片面理解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与方法的论点进行了批评,提出了新的比较文学学科对象论、比较文学定义与系统的方法论.     

文学是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综合——论钱钟书对文学进化论的质疑

钱钟书对文学进化论表示深刻质疑,认为其将“文学进化”与“事实进化”混为一谈,因为文学不同于一般简单事物,乃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综合,其发展应有别于后者的演化过程。钱钟书的观点构成对近代以进化论所代表的直线式时间观、后来居上式进步观、目的论历史观,以及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思想观念的一种有力反驳与消解。     

“美好生活”的理论基础、价值意蕴及其实践向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美好生活”作为政治性的目标概念正式提出。“美好生活”作为新时代重要的中国政治话语,不是简单地对传统与人民美好生活相关的思想的赓续,也不是单向度的对人民物质生活和人的物欲满足的追求,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深化和升华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必然,又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逻辑应然。准确理解“美好生活”的理论基础,深刻发掘“美好生活”的价值意蕴,致力于推动“美好生活”的具体践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必然要求。     

重新定位,抑或三位一体?——论比较文学、翻译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以往人们一般都将翻译和翻译学视为小道,认为它只是比较文学的工具.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文化思潮打破了关于原文与译文的尊卑等级观念,认为翻译并非只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翻译学并非只是研究语言转换的技巧,而是要研究翻译过程中包含的复杂的文化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翻译和翻译学的地位.20世纪中后期,文化研究思潮兴盛,研究者着力探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研究受其强烈影响,并因此实现了"文化转向",开始注重探讨不同文本、不同语言系统背后的文化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经过蜕变的翻译学研究领域得以加广加深,观察剖析翻译过程和翻译目的被视为探讨各种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阵地和最佳途经,它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和取代了比较文学的地位和功能,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因此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迈入新世纪后,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翻译学各自的特征和相互关系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工合作的局面.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已经过时,翻译学将居主要地位,是否如此,尚难断言.     

论普遍价值的基础——马克思共同实践思想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提出的＂共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的命题不仅是马克思共同实践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这一重要思想却被学界长期忽视。什么是＂共同的＂活动方式？如何认识＂共同的＂实践活动？这些基本问题对于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普遍价值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在马克思自己的诸多著作中,马克思反复强调指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是＂共同的＂,即人的实践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的＂实践内容应包括现实世界实践关系的共同性、人类生产生活的共同性、人的形而上存在的共同性,以及人的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存在的共同性。明确实践活动的共同性也就是肯定实践法则具有共同性。马克思的＂共同实践＂思想为普遍价值奠定了基础。是对传统哲学关于抽象的理性或感性共同性的彻底翻转。通过理解＂共同实践＂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加深对普遍价值的认识,可以树立真正的＂普遍价值观＂,抵制＂普世价值＂,反思将价值问题狭隘化或绝对化。     

从文论他国化看王国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兼论李辰冬在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中的意义

王国维、李辰冬皆借西方文论话语来研究《红楼梦》,但二人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作品、使西方文论产生"化合"作用的力度和方式上是不同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从始至终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方式移开隔离、向叔本华的思想及西方学术规则靠拢,文章更多地表现为中国文论"西方化";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虽借鉴泰纳的文学思想,重视小说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强调作者个人意识与时代意识的互动,但其落脚点在于更好地阐释中国文学文本,为中国文本在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寻找根据,指明《红楼梦》不同于西方经典文学的独特价值。在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明确自身文化立场方面,李辰冬的"红学"研究更有可取之处。另外,李辰冬为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比较文学研究者应对其研究予以相应的重视。     

一本适宜于比较文学初学者的教材——对渡边洋先生《比较文学研究导论》的解读

我国的比较文学教材论著的比重太大,大部分都既是一部教材,又是一部学术著作,还没有像《比较文学研究导论》那样面向初学者的教材。此外,在迄今所出版的比较文学学科论著中,采用我国文学作品作为研究事例的也不多见,这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     

存在论视野中“实事求是”的层次性问题--兼论研究“实事求是”的三重向度

从西方传统存在论的视野考察“实事求是”,可以将其划分为“实事”和“是”两个层次,分别相应于存在问题所涉对象的存在者和存在两个层次.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视野考察“实事求是”,可以将其划分为“实事”、“是”、“是”之根据和“是”之意义四个层次,相应于存在问题所涉对象的存在者、存在、存在者存在之根据和存在之意义四个层次.海德格尔以存在论差异为原则,以Dasein这个特殊的存在者为切入点考察存在之意义问题对我们研究“实事求是”具有重要的启示,并由对“实事求是”的四个层次划分可以引申出研究“实事求是”的三重向度.     

语言、文学、文化的互为载体关系与“比较文学”研究

语言、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非常复杂,很难形成统一的看法; 而且,就它们的关系问题而言,大多数研究只是就关系而关系.本文试从语言学和文学及其边缘学科入手,宏观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图解释比较文学的语言学、社会文化学和文学意义.     

论共同正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归属逻辑——以反思“行为共同说与犯罪共同说”为中心

共同正犯之“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根据在于参与人对结果的实现具有心理的因果性且共同分担了法益侵害事实,即共同性与正犯性的统一,这才是“共同正犯的本质”。行为共同说将共同正犯视为客观违法形态,不能正视“共同实行的意思”这一主观要素对于共同正犯之违法性的意义,无法区分同时犯与共同正犯。部分犯罪共同说纠结于共同正犯“犯的是哪一个罪”这种无实际意义的问题,并且在业已确定的共同正犯之外确定结果归属,不能说明“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理。所以,行为共同说与部分犯罪共同说不能独立承担共同正犯的认定,应当放弃这一对概念图式,而直接从“共同性·正犯性”这一真正的共同正犯本质上确定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和责任归属逻辑。     

走出当代人的发展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兼论马克思实践生态观的人学向度及其当代价值

面对生态系统失衡且风险飙升、生态体系退化与支撑能力减弱的当代生态危机,马克思实践生态观超越了人的发展问题上的各种抽象性的争论,真正走出了自然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和认识误区,为我们有效求解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世界难题提供了科学指南。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生存发展本性的条件下,破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度藩篱、利益固化、技术垄断、国际合作等等各种障碍,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践行新发展理念,真正处理好生态保护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携手共建人与自然动态平衡、和谐相生的生命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请在各方面像祖先那样”——论普希金历史文学的时代向度

普希金的历史文学具有四种时代向度：称颂历史上的伟大帝王,发掘俄罗斯的历史精神,讽喻或鞭策现实的帝王;重新审视历史人物或事件,得出新的结论,传达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理念;辩证地评判伟大人物的功过是非,张扬一种历史理性;思考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局限性。     

尖刻、宽宏的“叛道宣言”——论艾田伯的《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艾田伯以其代表作《比较不是理由》扬名于比较文学学界,该文以大胆的探索和缜密的论证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敏感问题,在分析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打破传统研究视角和观念,为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尖阁列岛研究述评——兼论中日学术交流与共同研讨的意义

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争端是中日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其中包含着历史问题、现实经济利益、以及民族情感等诸多因素。自上世纪70年代钓鱼岛争端凸起至今，通过对近年来日本知华派学者尖阁列岛研究，以及对2000年前后至今其研究状况、观点与资料进行整理和对比，笔者认为近年来的日本相关研究，出现了区别于传统“两分法”观点的一缕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