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辨析

国内外语言学界在研究语言与生态之间相互关系问题上,长期认为豪根理论与韩礼德理论为两种研究范式,同时将语言生态学与生态语言学称之为等同术语。豪根理论与韩礼德理论这两种研究范式实为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即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它们有各自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无论是语言生态学还是生态语言学,都是很年轻的学科,严密、完整的学科体系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对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两个概念进行辨析,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Hymes对Chomsky语言理论学术批评的理据、要旨及反响

Hymes提出并分析了对Chomsky语言理论的学术批评,其学术批评的理据一方面基于"乔姆斯基的工作"存在的理论缺陷,语言研究途径与方法存在不合理性;另一方面Hymes关于"社会建构语言学"的思想主张与Chomsky的"常规语言理论"形成极度反差,二者难以弥合而产生冲突动力,学术批评由此产生。Hymes对Chomsky的学术批评以《句法结构》和《句法理论要略》为范围,聚焦Chomsky的"语言理论"及其核心概念"语言能力"。由之,对Hymes学术批评的社会语言学立场和人类文化语言学立论作出解释和再评论,对Hymes在批评Chomsky语言理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交际能力"概念以及后结构主义对这一概念的运用进行再考察,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看“生态”与“环境”之辨

在当今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界,存在着有关“生态”“环境”孰优孰劣的辨析与争论.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的角度对这种辨析与争论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发现“生态”优于“环境”一词的原因,以及对“环境”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批评的诸种可能.当今的“生态”与“环境”之辨对于生态话语构建和生态观念确立有着重要作用.生态语言学批评作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种主要范式,它通过对语言系统和语言运用中的生态或非生态因素的批评分析,为语言的深生态化进程,并最终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改善或解决做出努力.生态语言学批评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批判考察语言词汇系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因此可以为我们分析当今的“生态”与“环境”之辨,为我们反思生态文学、美学理论话语自身的生态或非生态特征提供依据.     

浅析语言文化学视角下的концепт

концепт是当今俄罗斯语言文化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认知语言学、语义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对концепт的理解是多角度、多方面的,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从语言文化学角度探究концепт的概念、结构、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以及汉语译法问题可以为концепт的相关研究提供素材和借鉴。     

西方语言学中的科学范式及其转换

基于西方学界关于语言学的重新定义和以19世纪初期为西方语言学学科历史起点的断言,西方语言学发展表现出渐趋明显的科学倾向,这一倾向可解释为科学范式。西方语言学(史)中存在三种科学范式:"‘科学(的)’语言学"、"语言科学"以及"语言学中的科学主义",代表了西方语言学由于所及问题和研究途径的不同而形成的学术流派。三种科学范式由前向后发生过范式转换,基本上是沿着语言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与演进路径序次发生的,即"‘科学(的)’语言学"范式支配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科学"范式贯穿结构语言学的演进历程,而"语言学中的科学主义"则凸显于生成语法。     

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看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论文从生态语言学批评角度对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进行系统考察，具体分析了该作品中旨在加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命名”、恢复人与自然连续性的“生态语法”、建立人与自然平等对话关系的“生态叙事”、促进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濒危语言拯救的诸种表现和可能。生态语言学批评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之一，其批评对象主要集中在一般语言系统和非文学性话语文本，对《额尔古纳河右岸》进行生态语言学批评，既可拓展生态语言学批评的应用范围，也可拓展《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批评路径，可以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生态语言和生态精神。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因研究者的立场、宗旨、方法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研究范式。一是以语言转换为中心问题的"翻译学",二是立足于比较文化立场的"译介学",三是立足于文学与文本(译本)立场上的翻译文学研究,可称为"译文学"。传统的翻译学是语言规范中心论、忠实中心论;译介学是比较文化论、媒介中心论、"创造性叛逆"论;而"译文学"则是比较文学论、译本中心论及译本批评中心论。"译文学"坚持以译本为本位的立场,强调译本的自性或本体价值,提炼出"迻译""释译""创译"三种翻译文学文本生成方法的概念,作为对"直译"、"意译"这一对旧概念的超越,同时也把三个概念作为译本批评的基本用语,使其分别对应于语言批评、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并且提出"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方面的价值判断。译本批评的最小单位是"翻译语",只有从翻译语的研究入手,"译文学"才能真正细致深入地展开。     

生物语言学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关注的焦点是生物语言学。生物语言学作为一门新起的前沿交叉学科成形于20世纪60年代。1967年美国语言病理学家Lenneberg出版《语言的生物基础》一书,生物语言学学科自此产生且逐渐兴盛。在其学科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以Lenneberg和Chomsky为主导的两大范式。Lenneberg范式侧重于语言的生理基础、认知机制、起源、演进及发展模式研究,Chomsky范式侧重在语言机能的特异性研究基础上考察语言的演进。     

生态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

近年来,生态语言学呈现出蓬勃的发展趋势:拥有系统化的教材、专门的学术期刊、专业化的科研团队、和国际化的学术会议等,已经基本形成核心的学科研究内容和常用的研究模式,但研究路径的多元化和研究范式的多样化使得学科的整体性受到挑战,如何构建融合多个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文章运用马克思“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及由此抽象出来的哲学思想和生态内涵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态语言学的相关性,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从哲学维度确立生态语言学各研究范式间的融合点,促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向生态语言学领域的扩展和延伸,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反思、结合生态语言学实践的完善是生态语言学突破问题域、走向新高度的关键。      

“场”性分析法新论:再议语言文化场理论与方法

"场"性分析作为语言学研究方法由来已久,发端于洪堡特的语言学体系思想,经过20世纪各国学者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为系统的语义场理论,并主要用于词汇语义的系统研究。20世纪末,在人类中心范式引领语言学研究的背景下,俄罗斯语言学领域产生了语言文化学,相应的,以单一语义研究为核心的场性分析法趋于淡化,而以"语言-文化-民族"三者关系为一体的语言文化场应运而生。语义场到语言文化场的渐变,是语言学范式发生变化的一个必然反应,是语言与文化、语言与认知同步研究的一个有效方法。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