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图景下环境公共治理的法律保障——以软法为视角

环境危机的严重存在意味着我国急需在该领域进行公共治理,也理应走向善治。软法是硬法的补充,亦能与公共治理模式契合,应是其走向善治的合适路径。故环境公共治理既是硬法之治。也是软法之治。软法不但在国际环境公共治理中具体运用,在我国国内环境公共治理中也有具体实践,还须大力进行完善,以弥补硬法法治之不足。     

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

相对于硬法之治,软法之治更为注重协商与民主、对话与互动,在本质上同社区治理创新的理念相契合。将软法之治引入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培育多元主体共治合作、社区行政管理组织指导服务、社区治理主体民主协商等软法治理理念。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具有侧重反映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意志,制定形式多样、简易、灵活、高效,实施依靠“利益诱导-柔性惩罚”机制,制定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协商性等特征。社区治理创新中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单一的硬法治理模式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模式。     

也谈孔子“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的诠释学解析

对于《孟子》所说的"孔子作《春秋》"一事,学界从认同到质疑,经历了长期争议。从诠释学角度看,孔子"作"《春秋》实际上是以述为作,借文本诠释成就观念创新。孔子"作"《春秋》,使鲁史《春秋》的属性及其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向,即由侧重历史和实证向侧重政治和诠释的转向。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过去,后者注重现在;前者注重客观,后者注重主观;前者注重记事,后者注重诠释;前者注重史料真实,后者注重政治启迪。孔子"作"《春秋》,就是通过诠释《春秋》,以"窃取《春秋》之义"的形式,对鲁史官的资料选择和意义表述进行契合时代的再诠释,即在"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的无奈中,用褒、贬、讥、绝、讳的方式,阐发和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思想倾向和理想追求,它们包括:尊王尊君的政治秩序、灾异谴告的权力约束、倡导亲迎的伦理秩序,以及由地缘区别到文化差异的新夷夏观。     

“依法治藏”的若干理论问题初探

"依法治藏"是中央治藏方略适应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转型,也是西藏社会治理机制现代化的科学路径和西藏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本保障。依法治国与依法治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前者对后者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而后者对前者的理论内容予以补充和丰富。依法治藏的科学含义需要解释清楚"法"和"藏"两个概念:"法"应当只包括成文法,但西藏地方立法必须加强对藏族习惯法的研究和转化工作;"藏"是指藏区,即依法治藏工作应在五省藏区全面开展。     

论《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及其对我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启示

《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是美国最具革命性和影响力的气候变化法案。该法案共分为五大部分:清洁能源、能源效率、减缓全球变暖污染、转向清洁能源经济以及农业和森林所涉及的抵销。该法案遵循"命令——控制"模式和市场调控模式相结合的立法思路,以气候衍生品作为调节影响气候变化行为的主导工具。我国应当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构建碳排放交易体系,以市场机制促进国内碳减排和增加碳汇。我国的气候立法应当减缓与适应并重,分领域有重点地进行气候治理。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协同理论下高空抛物法律治理模式之再完善

高空抛物之法律治理已实现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的转型。前者以“侵权+补偿”之双层责任体系保障受害人的民事权利,后者则以《民法典》上公安机关调查职责等关联性条款的设置为肇端。但受到公私法理念对立、民事单行法思维和实用主义调整思路等因素影响,协同治理模式拘泥于各部门法的个别优化,缺乏对协同观念与方案的理论关照,从而导致不同部门法之间各自为政且相互掣肘。鉴此,宜从整体和部分两个方面展开反思与完善,以协同共治理念为指引,妥善确定各部门法治理的逻辑关系及其效力范围。具体而言,一要强调可能加害人补偿责任的限制适用;二要推动高空抛物防治义务向公法属性回归,构建行政机关主导的多层次救助体系;三需对“高空抛物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保持谦抑。     

卫生院改革中"软法"的功能解析

"软法"概念是相对于典型意义上的法律(硬法)而言的。对照软法的内涵分析,中国的乡镇卫生院改革是在以"两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为核心的规范指导及规制下进行的,属于"软法"之治的治理模式。通过对软法在卫生院改革中运行状态的分析,认识到尽管软法之治推动并保障了卫生院改革的前期开创性工作,但单一的软法之治无法推动卫生院改革的深化工作。针对此现状,提出了避免单一的软法治理,实现软法与硬法的结构均衡化;促进软法的规范化,避免软法的"人治"趋势等可行性措施,以促进软法规范化发展、保障卫生院改革深化进行。     

《老子注》与《周易注》——王弼哲学思想管窥

王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注》和《周易注》两部著作中,尽管从内容看后者的成书明显晚于前者,但它们在思想上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前者主要从较高层次的本体立论,偏重讲"无",但是由于立论过于宏观,对"无"在具体人事上的价值并没讲清楚。后者虽然立足现象层次,阐发各种具体情景中所蕴涵的必然之理,偏重于讲"有"。正是由于对"有"的重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无"在具体人事中的意义。     

演变与应对：气候治理语境下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新审视——以《巴黎协议》为中心的考察

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在后巴黎时代气候合作治理中演变的内在逻辑是合作主体向多元化拓展、合作依据向以碳排放量这一客观标准转换、合作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转变、合作利益立场向碳排放大国与碳排放小国方向分化重组。中国需谨慎对待这种演变趋势及后巴黎时代气候合作治理的领导权,在为国内气候治理提供法律支撑的同时,引领气候治理模式向“自上而下”适度回归,拓宽非国家行为体气候治理渠道,合理运作南南气候合作基金,在对自身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承担国际气候责任,贡献中国智慧。     

《钱注杜诗》和《读杜心解》阐释特色之比较

清代前期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运用传统阐释观念对杜诗进行阐释.前者力图考辨史实,批驳旧注,后者力图阐发杜甫的"蔼然忠厚之本心";前者侧重"知人论世",后者侧重"以意逆志".两者各有特色而又互补,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杜诗学.     

自然地理特征与人文社会风貌的双重展示——论小说《红岩》与重庆民俗文化

对红色经典《红岩》与英雄城市重庆的看似不言而喻的密切关系,学界缺乏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红岩》蕴涵着丰富的重庆民俗文化因子,折射着斑斓的重庆民俗文化光彩,在总体上形成对重庆民俗文化的自然地理特征与人文社会风貌的双重展示。前者可从"山城"之别称、"江城"之古称、"雾都"之美誉三个方面分析,后者可从社区文化、方言文化、仪典节令、服饰文化四个层面梳理。     

抑制气候失律与恢复气候生境的道德原则

目前,无论国际社会还是国家社会,气候博弈成为实践难题。因为有关气候治理的政治协商和减排方案,既缺少必需的伦理支撑,更缺乏共守的道德原则的指导。公正原则之可以构成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道德原则,是因为它能为气候治理发挥认知和操作两个方面的引导规范功能。在认知层面,利害权衡和分配平等构成气候公正的根本认知原则;行为动机应当、手段正当和结果正义有机统一,构成气候公正的评价导向原则。以权责对等和分配平等为基本规范,形成气候公正实施的问责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前者展开为历史问责、现实问责和未来问责的具体规范原则;后者落实为"谁污染谁担责"和"谁受害谁得益"的利益分配公正。     

次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 3.0时代的功能定位研究

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正式步入"3.0时代"。在3.0时代,国家行为体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其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而次国家行为体因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实践基础而愈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次国家行为体已不仅仅是国际气候谈判中国家形象的具体呈现者、国家气候政策及立法的坚定执行者,它还是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实际引领者、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潜在创新者与积极扩散者和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目标的主要落实者。为了实现次国家行为体的这些功能,我国城市可以从积极开展地方气候外交、深度融入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创新管理地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主动开展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立法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互动共治: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与法秩序转型——从“桂西北”~①特定地域观瞻

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一直受到国家权力与民间内生力量的共同制约和推动,国家与乡村之间总体上处于互动状态。自治是桂西北乡村治理发展的逻辑趋向。厘清这一历史逻辑,为我们理解当下村民自治的失落与重生奠定了基础。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制度异化和治理失灵两大困境。基于"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的乡情,回归村民自治本色,需要走一条从单纯依靠自治转向政府乡村互动共治的新路,从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尊重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的良性互动、完善民主协商机制等四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法秩序转型。     

《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兼谈汉代“学”论的道、儒之变

在西汉时期的论“学”之作中,《淮南子》与《法言》颇具代表性,二者充分反映出道、儒两种不同思想立场的学习观。在学习的重要性、态度及条件等方面,《淮南子》与《法言》存在交集之处,但在学习的目的、内容、精神及境界上二者又有所不同。道、儒思想的立场差异,是《淮南子》与《法言》论“学”异、同的根本原因:前者追求原性返初、清静无为的道家之学,从“治身”和“治国”两方面批评儒家之学;而后者则立足儒家教化观念,强调仁义礼乐之学的根本性,反对道家之学。在儒学独尊、黄老衰歇的时代变化中,《法言》所代表的儒家之学,最终成为影响汉代士人的主流学习观。       

墨西哥对外贸易政策改革的政治经济分析

在债务危机的冲击下,墨西哥开始了贸易自由化改革,改革的初始条件建立在国内多阶层合作的政治支持、国际制度框架下外在力量的劝诱与约束以及技术专家执政的引导等基础上。入关与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两个阶段性标志:前者以关税改革为主要内容,后者集中体现为法律制度的变革和重构,在深度和广度上后者都远远超过了前者。现阶段,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双刃剑"效应已成为影响墨西哥改革前景的内生变量,其前途依然复杂而不确定。     

文化的差异与精神的认同——电影《星愿》与《人鬼情未了》比较研究

香港影片《星愿》与好莱坞影片《人鬼情未了》都是描写人鬼之恋的悲剧片子,但却流露着各自特定的文化精神:前者是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代表,虽然是悲剧但是以快乐结局收场,故事缺少激烈冲突,以人人相和为审美追求,后者反映了西方文化的进取精神,故事充满矛盾冲突,最后以悲惨结局收场;前者中的人物是古典式的,后者中的人物是现实的;前者叙事速度慢,倾向于诗意化,在造型上多用中国画的白描手法,后者叙事速度快,倾向于小说化,充满了西方的绘画色彩;前者表现了几千年伦理道德对国人情感的压制,后者则高扬着个体价值。     

试论外层空间活动损害赔偿的法律机制

任何法律制度都包含违背其规定义务的责任制度,为保障受损害一方能有效追偿,法律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中国国内民法规定有损害事实且该事实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国际法上确立国际责任制度,提出不论是国际不法行为还是国际法上不加禁止的行为皆应通过恢复原状、赔偿或补偿等方式来承担损害赔偿国际责任;空间法上损害赔偿主要见于《外空条约》的原则性规定和《责任公约》具体规定中。现有的空间活动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着条约规定分散、术语定义模糊、缺少对外空活动私营化立法、条约间选择适用不明确等不足。因此,完善空间活动损害赔偿机制,应从统一外空条约方面入手,通过定期修订外空立法,进一步明晰对损害、发射国、空间物体的定义,增加外空活动私营化立法规定,使得损害赔偿条约间的选择适用更加明确。     

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适用问题研究

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以实践为驱动力,以制度为凭借,契合了海洋治理的时代需求。推动该制度的制定,既面临环境公益诉讼本身的定位之异、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冲突,又涉及海洋案件调查举证之难、评估鉴定之困。从法益内涵、制度规定、诉讼主体深层次剖析惩罚性赔偿与公益诉讼的恰适性、与传统民法理论建构的逻辑承接性,以及运用在海洋环境保护的可践性,可奠定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运用制度性思维明晰赔偿权利人的主体结构、赔偿的程序规则及配套规则,方能以"公益"之吴钩和"惩罚性赔偿"之利剑,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之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