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柔性能促进企业金融化吗？ ——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引入融资约束实证检验其是否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且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业竞争与不同地区条件下不同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企业中呈现显著差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财务柔性更能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其促进效果尤为显著；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细分财务柔性后发现，在高竞争行业中，融资约束对负债柔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现金柔性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而负债柔性对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企业应提高财务柔性意识，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政府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帮扶力度，拓宽其融资渠道，缓解其融资压力。     

金融背景高管能助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吗？

我国上市公司在并购时常面临融资难和风险高的问题,本文研究金融背景高管如何帮助企业克服并购困难、实现高质量并购。研究发现,金融背景高管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提高风险承担显著提高了公司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同时金融背景高管的并购绩效更好,在并购质量方面,金融背景高管显著增加了企业异地并购、使并购融资方式更加多元、并购规模更大并且缩短了并购交易时间。文章的研究结论支持了社会资本理论而非代理理论,说明金融背景高管是通过发挥自身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不同类型金融背景高管拥有的社会资本类型不同,其对并购质量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本研究对于企业并购决策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东道国金融生态、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基于金融生态学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采用2006—2018年国别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对中国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显著的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海外并购不仅受到东道国自身金融生态状况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国家金融生态的溢出影响。其中,东道国金融深度和金融规模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同时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道国金融效率和金融监管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息搜寻水平等机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基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开放水平和“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的差异性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成功率同样具有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经验参考。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提要]银行业竞争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资源,这是否会加深企业金融化程度？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是什么？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业竞争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金融化,而对非国有企业金融化没有显著影响。使用同一省份企业所在地GDP最接近的三个地级市银行业竞争水平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是导致银行业竞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之一。进一步发现,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     

市场化发展水平、非效率投资与并购商誉

资本市场并购活动愈发活跃及并购商誉不断攀升究竟是反映了并购企业的理性投资选择,还是由于非效率投资行为造成的经济后果?文章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企业前期非效率投资与并购商誉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不同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所带来的影响效应差异.结果发现:并购企业上期非效率投资程度越高,则越会导致企业当期并购商誉的上升;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越高,则并购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与并购商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会得到显著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上期非效率投资程度与当期并购商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要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并且并购企业上期投资不足是造成当期并购商誉上升的重要原因.以上研究结论为理解并购商誉形成的原因提供了重要认识和经验证据支持,有助于理解地区市场化制度环境在企业并购活动中所起的重要调节作用,为资本市场投资者理性决策提供重要启示.     

供应链关系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分析

本文采用“国泰安”数据库披露的中小板上市企业供应链相关数据，研究供应链关系如何影响中小企业银行融资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下游客户集中度越高，其银行贷款量越小，供应链关系“协同效应”显著；上游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中小企业应付账款周期缩短，供应链关系“挤压效应”显著，银行贷款量增多。进一步发现，供应链关系中国有企业比例越高，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量越小，融资成本越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促进供应链关系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协同效应”。本文从供应链关系视角丰富了中小企业融资的相关研究，为企业、银行等多方主体提供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新思路。     

股权集中度、地区差异与企业金融化

针对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出现"脱实向虚"的现状,基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事实,选取沪深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存在的地区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公司所处地区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呈正U型关系;将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正U型关系只在我国东部地区存在,而在中西部地区股权越集中就越能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因此,虽然适度的股权集中度会抑制企业金融化,但是在进行金融化治理时应考虑地区间的差异,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制度环境优势,摒弃金融资源聚集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挤压;西部地区应加强制度环境的建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影响机制上,企业集团化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为成员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创新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知识共享推动成员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国有企业集团化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同时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集团化更有效地发挥了内部融资功能。该研究试图从组织架构角度为探究制造业企业如何朝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与企业并购决策：基于中央企业集团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政策为外生事件,研究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向政府分红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集团内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基于2003—2017年度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时,会抑制该母公司控制的集团内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企业融资约束较大、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值较低和政府补助较低的公司中。本文拓展了国有企业分红的经济后果和企业并购行为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并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和支出制度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配置

以短期资金支持长期投资的期限错配现象普遍存在于企业中,成为影响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2013—2020年中国深交所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调研等数据,对企业投融资及期限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投资端,机构投资者调研改善了企业投资,激励管理层进行更多长期投资;在融资端,机构投资者调研部分缓解了融资约束问题,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短期借款,但仍然无法有效支持企业从银行获得更多长期借款。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短期借款来部分满足正常投资需求。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国有企业以及有基金参与调研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调研使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配置更为合理。因此,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加强对机构调研质量的监督,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和改善金融供给,从而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中国金融资源错配的微观机制——基于工业企业商业信贷的经验研究

本文旨在提供一个解释中国金融资源错配的微观机制。根据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我们发现:第一,融资相对困难的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通过商业信贷向资金相对充裕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提供资金,这是一种典型的金融资源错配。第二,利用投入产出表信息,我们构建了各个行业上下游的集中度和国有经济比重,发现它们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商业信贷。而且,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有很大差异,说明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谈判能力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我们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     

再融资政策调整对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

2017年2月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再融资新政。利用DID模型,以2015—2019年发生并购且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企业为样本,研究政策变更对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再融资政策调整后企业并购的股权支付水平显著下降,并且这种反向关系在相对交易规模大的企业以及资本结构中负债比重高的企业中更明显。这说明再融资新政抑制了企业在并购中更多地选择股权支付,当相对交易规模较大、负债比率较高时,这种抑制效果更显著。     

碳排放信息披露会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基于我国防范化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信息披露提升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代理成本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以及企业所处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主要提高了长期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表现为“投机获利”动机。异质性分析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在非高碳排放行业、自愿形式披露以及管理层短视行为较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当完善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薪酬激励机制,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相关的法治化建设,引导企业管理层坚定绿色发展信念,立足长远,聚焦主业经营。     

地区空气污染的“压力”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基于城市PM2.5和公司并购的实证发现

地区空气污染会影响域内各类市场主体行为,包括微观企业决策。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要求各地加强空气污染治理,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而绿色并购是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式。利用2013—2018年我国A股上市的污染企业发起的并购为样本,并手动搜集整理确定绿色并购样本,实证研究地区空气污染对域内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空气污染加剧会提升域内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意愿。在此基础上,通过并购前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社会责任承担变化,研究发现地区空气污染加剧下的企业绿色转型并非源于自主绿色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多是外部“压力”下的“工具主义”行为。从影响路径来看,地区空气污染引致的压力会通过行业竞争和融资约束这两个途径影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最后,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地区空气污染加剧对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面临问题及对策分析

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在微观层次上,从并购主体、要素禀赋、企业行为动机和优秀管理人才和核心竞争力方面;在宏观层面,从中国经济管理体制、市场发育水平及东道国的非经济因素三方面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问题。从加强企业跨国并购的研究与战略规划,避免并购的盲目性以及培养更多具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的微观层面和加强政府为企业提供有关海外并购信息及对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引导、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支持体系、大力发展跨国并购的中介服务机构的政府宏观层面提出推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进一步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媒体报道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商业信用融资视角

利用2008—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从商业信用融资视角考察了媒体报道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受到的媒体报道越多,融资约束越低；当区分报道倾向后,非负面报道对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而负面媒体报道相反产生加剧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有助于融资约束企业获得更多商业信用融资以纡困,尤其是当供应商集中度较高时。此外,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内部治理质量较低、受到权威媒体报道更多时,媒体报道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媒体报道在民营与国有企业均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但对民营企业更多的是通过获取商业信用融资实现,而对国有企业则更多的是通过获取银行信贷融资实现。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不断加强对新闻媒体尤其是权威媒体的治理与监管,提高媒体信息传播质量,这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有助益。     

财政不平衡与股价崩盘风险

地方的财政状况不单是影响政府运行的重要因素,也能够在经济实践中对微观企业主体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8年数据集,实证分析地方不平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财政不平衡程度越大,则企业所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水平越高,上述状况随着时间推移有着逐步放大和叠加的效应。特别地,企业内部不同属性、外部不同地区差异特征下,财政不平衡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呈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从机制检验来看,地方财政越不平衡,从宏观机制来看,容易缩小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降低财政科技支出强度;从微观机制来看,容易提升企业的税收负担,提升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这些都会导致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水平的提升。本文从财政激励的视角,拓展了有关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文献,为政府部门的财政制度优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总体上负债不仅会抑制低成长企业的投资支出,同时也会对高成长企业的投资产生约束。为了加深认识负债对投资的影响机制,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样本划分的基础,进一步重点研究了不同股权结构下负债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低成长企业中,如果股权比较分散,负债会抑制经理的过度投资,而若股权高度集中,负债一方面会导致股东过度投资,而另一方面又对过度投资产生治理作用,并且治理效应大于过度投资效应;在高成长企业中,如果股权比较分散,负债与投资不相关,而若股权高度集中,负债将引致企业投资不足。结论不仅支持了负债代理理论,而且为负债治理效应提供了有力证据。     

企业并购财务风险及其防范

企业并购对其财务框架会发生重大影响 ,相应带来财务风险 :最佳资本结构的偏离 ,造成企业价值下降 ,财务风险高涨 ;杠杆效应使负债的财务杠杆效益和财务风险都相应放大 ;股利和债息政策也随负债的变化而变化。同时 ,目标企业价值评估风险、融资风险和流动风险贯穿企业并购的始终。因此 ,在并购的过程中应认真分析并有效防范和控制财务风险     

区域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

中国企业的创新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为探究区域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否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基于GLOBE文化模型,从三个维度研究区域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利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区域文化的未来导向、集体主义导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民营企业中,区域文化的未来导向越强,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就越强,而在国有企业中,这种调节效应不显著。（3）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越强,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就越弱,这种调节效应在民营企业中仍然显著,但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企业和国家制定创新策略时,应当考虑地区文化的差异,采取更加因地制宜的创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