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佛教戒律的现代价值

佛教戒律是佛教弟子的日常行为规范,与道德、法律之间关系密切,在社会控制功能上具有相同之处,但戒律的持守更注重于内心的自律。戒律的制定有两个目的,一是约束和指导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二是维护僧团的和合共处。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宗旨主要通过戒律予以实现,戒律中包含着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观念,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菩萨戒思想将佛教“扬善”的精神发扬光大,禅宗“无相戒”思想化他律为自律,“六和敬”是僧团共处的基本原则。这些积极的戒律思想不仅在佛教自身发展中意义重大,使戒律成为佛教的根本生命力,其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对法律、道德的建设亦具有补充和借鉴价值,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契合点,值得发扬。     

中国佛教戒律的伦理探讨

戒律之学不仅是佛教道德和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之学 ,也是学佛者初学入德之门必须修持的基本。戒律之学构成了佛教伦理学的核心和根本。佛教制戒的目的在于和合、安乐、清净、外化、内证、究极理想 ,戒律的伦理精神表现为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罪”与“罚”是戒律道德特色的深层体现 ,具有可违不可变性、效力的规范性、实施的教育性、以罚系罪性、行为的开脱性、守节精神的趋同性等特点。戒律重在强调个人的修持 ,强调众生共同努力 ,完善人格 ,觉悟成佛。佛教戒律的道德特色进而表明 ,佛教是道德品性极为浓厚、内涵非常丰富的伦理型宗教     

论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古代法制影响深广.首先,唐代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论争,实质上是佛教平等思想与儒家忠孝思想的冲突关系在法制上的反映,体现了佛教礼仪影响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一个侧面.其次,由佛教慈悲思想衍生出信徒应禁杀的"断屠月"与"十斋日"之礼,不但是对传统"秋冬行刑"制度的有效补充,而且也对古代法律的残酷刑杀起到一种比"秋冬行刑"效果更为显著的缓和性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是刑罚文明化、人道化的一种表现.再次,佛教的戒律不但有利于德主刑辅的教化,而且也鼓励一般民众修持向善,因此戒律的提倡能够起到减少犯罪的发生,有助于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但以佛教戒律来替代刑罚处罚,则是司法不公正与司法恣意性的反映.最后,禁止盗毁佛像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戒律与礼仪对立法的影响;禁止"私人道"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规模与国家税制、兵役制度的冲突关系对立法者权衡利弊考量的影响;僧侣犯奸罪加重处罚的特殊规定,实质上彰显了僧侣身份的特殊性对立法的影响.     

浅议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主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接受本土法律的规制,佛教教义和戒律逐步刻上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烙印。同时,佛教教义和戒律中的众生平等、慈悲报应、地狱、忍辱和合等思想也日益影响着传统法律思想,改变或强化着帝王贵族、氏族官僚以及普通百姓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观念。究其原因,佛教以儒家思想为桥梁影响传统法律思想、佛教受世俗法律的特殊规范、佛教戒律与法律的相通与互补等因素使佛教影响传统法律思想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丛林仪轨与晚明袾宏的丛林改革

佛教的戒律是佛教本来面目的表现 ,清规则是佛教本土化的特征。晚明时期 ,佛教界在此两方面都出现了问题。为了扭转佛教发展的颓败趋势 ,晚明四大师之一的宏 ,分别在戒律和清规方面进行了建设性的改革 ,并针对清规日益世俗化的现实 ,制定了《云栖规约》 ,以别僧俗界限。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释戒”的“格戒”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戒律与礼制在观念、制度、生活等层面,体现出彼此“同一”与“差异”的“文明对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与儒士将中国本土之礼仪制度与佛教的戒律仪轨互相类比、诠释,通过“以礼比戒”“援礼义证戒”等“以礼释戒”的阐释过程,出现“格戒”的现象。同时,这一时期的佛教通过翻译律典、制订中国僧制,树立“戒礼有别”的主体意识。     

佛道戒律及其伦理意义

本文通过对佛教戒律和道教戒律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 ,概括了佛、道戒律的主要内容 ,揭示了这些戒律的伦理意蕴及其价值。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佛、道戒律与儒家礼教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这三者相辅相成 ,共同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     

论梁武帝的《断酒肉文》与佛教中国化

素食是汉传佛教的一个特色.但汉传佛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绝对要求素食,直到梁武帝颁布<断酒肉文>,素食才成为汉传佛教教徒必须遵守的戒律.<断酒肉文>决不只是出于帝王个人的爱好,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的颁布反映了中国本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通过对<断酒肉文>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具体地看出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中国园林与禅学思想

文章通过对“禅悟”现象的分析,禅学思想与佛教戒律和佛教仪式之间关系的强调,以及禅学思想进入中国园林理路的探讨,指出禅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具有拯救众生的责任感与宗教虔诚感,它与追求娱情适意的中国园林有着一定的距离。后来人们所理解的禅学思想,其实是抽去了拯救众生的责任感与宗教虔诚感之后享受生活的世俗化的禅学思想。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禅学思想才会与中国园林发生紧密联系。     

两汉儒释道关系之浅析

在两汉时期,儒家宗教化,道教产生,佛教西来,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及文化渊源。一种学说的兴衰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儒释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儒家为释道的兴起与发展留下发展空间,伦理道德观念;道家为佛教提供思想资源;佛教为道教提供了宗教仪式,戒律及组织形式。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贾府世仆赖家的兴盛谫论

贾府由盛而衰 ,大厦倾倒。与其相反的是 :赖家虽为贾府的世仆 ,因其在贾府管家时间长 ,权势重 ,善于拍马逢迎主子 ,钻了贾府管理混乱的孔子 ,渐次发迹 ,超越常人 ,最后连主子也要向其乞借遭冷遇。这一主仆贫富易位的典型事例给世人留下颇值得深思回味的人生课题。     

对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思考

针对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现象,分析了在高校中,学生学费、宿费在办学经费中的比重及学生欠费问题给高校办学带来的不利影响。指出制度不健全、家庭贫困、就业因素、观望心理等因素是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的主要原因。同时提出了解决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对策是:建立健全一体化的收费管理体制;解决国家助学贷款问题;严格执行学生收费管理制度;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