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的“不立文字”语言观

禅宗是以禅悟为达到成佛的目的和修持方式的 ,这种独特的修持觉悟方式决定了它是超越思维、推理的 ,是排斥语言文字作用的 ,“不立文字”也因此成为禅宗作为佛教特殊一系修持实践的本质要求。但是 ,禅师在传达禅理、禅法乃至禅悟时 ,不可能全面地、彻底地排斥语言文字的功用。从菩提达摩来中国传播禅法至明清时代 ,禅宗的语言观大体上经历了由“不离文字”到高唱“不立文字” ,再到回到“不离文字”的演变过程。禅宗的语言观一方面充分而深刻地揭露了直觉体悟与语言文字的矛盾和关联 ,为探讨和总结直觉和语言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一方面又有力而全面地推动了中国语言的艺术化 ,对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概论宋代混融三教的文字禅

禅宗意境虽不可说,但却可以借助文字有所显示。文字禅所强调的“文以载道”,即是谓此。宋代文字禅的兴起,使禅宗语言哲学完成了由不立文字、道断语言,到不离文字、不执文字的无痕换骨,充分展现了禅宗在语言哲学和方法论上的无穷魅力。     

五祖法演的语言观

五祖法演的语言观以“不立文字”为主导,表明佛法真谛无法用言语形容,显示出语言的限度,但在“三教融合”的时代背景与继承发展唐五代禅宗的基础上,为纠正时弊与教化学人,又肯定了语言的表述功能.他的语言观显示:在“文字禅”思潮中北宋禅师对禅宗“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矛盾的处理,反映杨岐派宗风及其五祖法演发展禅学的自觉意识.     

语言的困境和美学的使命——庄、禅语言观的现代观照

庄、禅对语言文字的态度是令人瞩目的。说到庄子，人们多会论及他对语言文字的尖锐否定；谈到禅宗，人们也会想到它“不立文字”的论断。但令人困惑的是，他们的否定与谴责又恰恰藉语言才得以发出。《庄子》三十三篇的存在本身就成了作者的一个自我否定，正如白居易的《谈〈老子〉》云：“言者不知智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而禅宗，由“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的嬗变，也一直给了语言文字以生存的地位。这其中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探讨这一熟知的历史事实，可以为我们正确评价庄、禅的语言观开辟一个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代西方语言学的转向缘由及价值意义     

海德格尔与禅宗语言观的对读

海德格尔与禅宗在语言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其对主客形而上学的批判在后期的延续．也是非对象化运思在语言观上的表达。禅宗以得悟为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认为“语言文字,徒劳施设”。但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乃是存在本身既澄明着又遮蔽着的到达”这一观点与禅宗“心非相,非离语言,非不离语言”的观点存在对话的可能。     

谈禅宗语言的模糊性

谈禅宗语言的模糊性张育英样宗以“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为宗旨，然而，掸宗典籍，特别各种“传灯录”，却洋洋上百卷。传经授法的“机锋”、“公案”等方式，也都离不开文字语言的作用。那么，如何理解掸宗的“不立文字”呢？原来排宗反对的是用逻辑语言文字解释佛法...     

禅录代词隐指用法探析

唐宋禅录中代词具有特殊的隐指用法,在禅宗行业特性的影响下,一批代词走向了行业化,且形成一个内部比较整齐的具有禅门行业独特色彩的语义系统。代词隐指原因与宗教的神秘性、禅宗"不立文字"的教义、禅宗超常出格的个性以及代词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对禅录代词隐语的宏观探讨,有助于研究汉语词汇史,解读禅录词语行业化,认识禅宗语言观。     

石里克语言分析与禅宗超语言

自惠能以来的中国禅宗,无论是在自我修行的内在证悟方式上,还是在接引弟子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手段上,皆闪烁 着“不立文字”的影子。通过杜绝语言文字对真如妙法的曲解进而引导信徒透过内心之虔敬而到达智慧彼岸。相较于西方20 世纪开始广泛流行的以石里克等人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在探究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前景时,提出对哲学问题进行语言分析, 从而解决哲学体系中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与中国禅宗之“不立文字”似有相反而又相通之处。在双向研究禅宗的超语言逻辑与 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分析路向的基础上,对二者通而不同之处进行研究,以求获得新解。     

易相与禅说

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道无所不在,而易道无所不包。禅易的特质逻辑地决定了其融合的历史必然性。禅本不立文字、不可说,然又不能脱却文字、不得不说。禅家借易说禅,以易的阴阳变化与图象思维巧妙地创造了禅宗新的言说方式,是禅易会通的杰作;同时,所构建的禅宗易学,也是对易学宝库的丰富,值得在易学史上大书一笔。     

禅思与诗思——王维山水诗创作的禅宗渗透

被誉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有"诗佛"之称的王维,深受禅宗的影响.禅宗思维赋予诗人静观、内省型的美感心理结构和顿悟然领、淡化时空观念的审美方式,诗人以禅宗悟道的方式体验山水,梵我合一,我之"思"消融于物之"境"中,使其山水诗形神兼备,意境空灵,禅趣盎然.     

圆悟克勤的《碧岩录》与文字禅的泛滥

入宋以来,禅宗灯录刊行,丛林参究公案之风益盛.禅僧不再拘泥于"文字障道"之见,反而彰显语言文字和禅的"指月"关系,把民间兼有说、评、颂、唱的"说话"的方式--评唱引入了禅门.圆悟克勤所著、被誉为"宗门第一书"的<碧岩录>,则是评唱的开山之作,也是代表之作.克勤的禅学走的也是一条综合的道路,但他主要的致力方向还是以己意诠释公案,用文字说明不立文字.自灯录刊行,继而颂古,继而评唱,都是应禅宗发展的需要而施设的,它标明了中国的禅学已经开始由丛林走向社会,融入整个的大文化洪流中了.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唐诗中的禅味

唐诗的繁荣和禅宗的兴起几乎同时,两者相互影响.禅理对唐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唐代诗人多有崇佛之举,唐诗中多有以禅入诗之作.     

惠洪文字禅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北宋著名诗僧惠洪的文字禅观念是针对当时禅门流行的"无事禅"和"无言禅"而提出来的。他借助包括佛学以外的儒道思想资源和经典言论对"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平常无事"的禅宗宗旨进行修正,为文字禅的有效性作出辩护。在文字禅理论的支持下,惠洪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述,包括佛教的经论注疏、僧史僧传、语录偈颂、禅宗纲要以及世俗的诗文辞赋、笔记杂录、诗话诗格、经书注解。惠洪能成为宋代文字禅的代表人物,与其童年教育、禅门师承、社会交往、坎坷遭遇有关,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具备了融通儒与释、禅与教、诗与禅的眼光。惠洪的著述和文字禅观念对后世禅林影响深远,甚至在日本五山禅林文学里受到欢迎。     

禅宗中的以牛说法

禅宗讲求"不立文字,不落言筌",它经常拈提中国人常见的事物———牛来阐明事理,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反映了中国禅宗祖师应机说法的大智慧。禅宗中的以牛说法,散见于禅宗公案、禅宗偈颂和小说中。它不仅表现在许多禅师常以泥牛、牯牛、老母牛、铁牛等喻人或自喻,禅宗中有些禅师想做水牯牛,把心外觅法比作骑牛觅牛,把本来面目比作露地白牛,把心性的修证比作牧牛,以牛喻佛法大意的不可言说及描述形而上的道体,还涉及禅宗教义、禅宗的教育法和禅宗无情说法的思想。本文对禅宗以牛说法出现的原因、表现、对禅宗的影响以及研读这些案例时所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     

“始得”的语法化历程及动因

"始得"由非词演化为词,历经了先秦的非词结构、两汉的两义结构、唐宋的成词和高频率使用阶段以及元后的萎缩阶段。"始得"的语法化是由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内因是语义的变化,外因是高频率的使用和适合的语境。唐宋时,"VP始得"高频率出现于唐宋禅宗文献和《朱子语类》中,因其后省略了"VP2",使其语义更为含蓄和深刻,这一特点正符合了禅宗"不立文字"和"言语道断"的要求。     

禅宗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语用诠释

迄今对禅、维语言观的比较多从纯哲学角度进行。从语用学的意义和语境视角对禅宗“不立文字”、“平常心是道”与维特根斯坦“不可说”、“语言游戏、生活形式”的语言思想进行比较也是有意义的,前者的“佛法大意”对应的是后者“不可说”的“人文意义”。意义和语境是奠定禅维瑰丽的语言哲学宫殿不可或缺的基石,是其语言思想跨越时空鸿沟,镜像映照的秘密所在。     

禅思与诗思的比较研究

禅宗思维与诗性思维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思维,那种所谓"诗学等禅宗,千古渊源共"、"论诗如论禅"、"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是把禅宗思维中渗透的诗性思维也当成了禅宗思维.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表面上看都追求"自性"和"个性",也都有对"空"、"无"的独到见解,但实质上两者的"自性"观、"空""无"观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此禅与诗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     

试论禅宗修辞的理解

禅宗修辞的理解向以扑朔迷离见称,特定的交际目的决定了它特定的表述方式。理解禅宗那种禅体验信息的话语,对于禅者至为重要。禅宗修辞的理解和接受不能停留在语表意义上,而必须超越世俗语义和逻辑的约束,结合自己内心的体悟来理解。禅宗修辞理解的过程,就是参禅,不管是对"有义句"还是"无义句",都应"参活句",抓取其字面以外的"语义",直探佛禅的真如意义。     

宋代蜀僧与径山

径山是中国重要的佛教名山之一,其在宋代成为著名的"五山十剎"寺院之首。宋代也是禅宗人才辈出的时代,四川地区更是涌现出诸多中国禅宗史上的重要禅师,其中也不乏曾住持径山的蜀僧。宋代蜀僧与径山之间具有很深的"因缘",同时两者的关系也成为名僧与名刹之间互动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