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解放初期西南民族地区建设

解放初期 ,邓小平同志曾在西南工作了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 ,他把民族地区的发展置于很重要的地位 ,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若干具体措施 ,开创了西南民族地区发展的新局面。本文旨在探究这些措施对民族地区发展及对当今西部大开发的意义。     

论西南民族地区的庙会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汇集了各种宗教,派别也很多,各民族还有自己的传统信仰习俗,由此而形成的庙会集市遍布各地。庙会的最初功能是满足群众的信仰需求,物质交易是后来引入的,并形成各自的交易特点。此外,庙会还在文化交流、提供人们娱乐等方面表现出特定的功能,对研究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史及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有独特的价值。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地缘战略极为重要的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其中75%以上人口高度集中在农村社区。这种人口分布格局,决定了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发展,事关中国整体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生态资源合理利用及西南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等重大现实问题。发展经济、建立和完善乡镇社区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等,是维护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社会稳定的可行举措。     

乡里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深入

国家权力通过里甲制度与保甲制度等乡里制度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职役性、变异性、控制性等特点。明清中央政府通过加速国家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网状化"、践行国家管理制度的"地方化"等举措,最终使国家权力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地方的阡陌之间,深入到各族民众心中。     

西南民族地区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抓手,在民族地区大学生中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西南地区世居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成分多元、民族文化浓厚,是我国“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分布格局的典型区与集中区,加强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导向。在西南民族地区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必须始终坚持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的教育,在促进西南民族地区协调发展、优化西南民族地区教育环境、发挥西南地区高校育人作用和注重西南地区家教家风养成等方面狠下功夫。     

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和谐问题思考

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全社会共同发展。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由于地理、历史和现实等原因,在和谐社会建设中面临着经济发展落后、边民生活水平与内地差距较大等问题。社会各方面力量要群策群力,通过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增强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等各种途径,加快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     

论西南民族地区基层公共服务系统建设

公共服务系统是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依赖的各个环节及其构成的体系.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由于少数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浓厚、经济贫困、民众居住相对分散、地势崎岖、交通闭塞等特点,因此,在公共服务活动中,根据该地区公共服务环境与运行特点,在决策中注重培养和引入少数民族精英,发动和组织群众,营造与西南民族地区文化相适应的"熟人"服务理念等,是与民众面对面的西南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系统建设的必需.     

西南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发展战略的选择——基于SWOT的分析

生态旅游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并不断受到旅游界的热宠,西南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旅游具有很多优势,依据生态旅游相关理论研究西南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研究生态旅游发展的基础上,运用SWOT分析法对西南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论证,并据此提出了西南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国民族地区地方治理研究综述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我国民族地区地方治理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基础、治理主体、基层社区治理、治理模式和类型等方面,但研究对象和领域过于分散,缺乏对民族地区地方治理理论的整体关照和系统研究,因而需要从民族地区地方治理的实际出发,突破传统理论的局限,积极寻找新的途径,及时总结治理实践中的新经验,探索适合民族地区地方治理的新模式和新路径。     

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家族势力与家族政治

家族势力和家族治理机制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在当代 ,由于农村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出现了家族势力复兴的现象 ,在局部地区则形成了大家族强势干政的“家族政治”格局。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形态和经济文化类型具有其独特性 ,探讨西南地区不同民族社会家族力量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有助于我们更审慎地推进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