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技术系统框架下“数字政府”风险分析及治理

立基于信息技术基础上"数字政府"正在改变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形态,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技术—政府—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不仅仅正向推动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创新,也蕴含着可能侵蚀"数字政府"自身的风险。本文根据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以全息视角从技术维度、组织维度、动态维度、知识管理维度、社会维度等方面分析了"数字政府"的可能风险,为"数字政府"风险治理提供风险分析基础。提出以风险管理体系建立风险管理过程,贯穿"数字政府"各个环节的风险治理方向。     

智慧政府治理的概念、性质与功能分析

当今世界,环境日趋多变,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政府治理面临的社会问题与时代挑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智慧政府治理的产生提供了支撑条件。智慧政府治理是以法治为保障,以大数据驱动为基础,以智慧决策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动态网络协同治理机制,进而实现社会的有效运转,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智慧政府治理的基本性质表现在主体的协同性、对象的复杂性、过程的透明性、技术的迭代性和目标的公共性。智慧政府治理建设对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功能具体表现为有助于推进科学决策、加强权力监督、发展协同治理、实现精准服务和推动共享发展。     

推动服务型政府的“智慧化”升级

在我国政府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目标。在“智慧高地”战略方针下,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城市发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全领域的智慧化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使公众更多、更好地感受到政府提供的管理与服务,推动了服务型政府的“智慧化”升级。     

新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了以"政府-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利于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但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政府-社区"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府-单位"制的弊端,但由于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难以改变公民原子化状态,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了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这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新发展,必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技术赋能、用户驱动与创新实践:智能时代下政府治理模式创新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核心的智能技术革命,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全方位、彻底性、颠覆性的影响,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阶的智慧社会迈进。政府作为社会运行中的中枢大脑,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核心和基础,智慧政府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本文通过分析总结智慧政府内涵概念、特征要素和演进逻辑,探索在智能时代下,以技术赋能和用户驱动为特征的虚实四维空间结构将如何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结合政府创新实践过程中所取得成效和经验,提出了四端联动三位一体物联网模式、管理学云计算模式和以"用户+算法"为核心人工智能治理模式,以期为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变革提供相关理论研究和模式借鉴。     

新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及内涵

社会管理模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社会管理模式的演进历程可以明晰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机制和社会管理格局的发展趋势,把握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模式的科学内涵。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看,社会管理模式出现过政府全能管制型、社会自治型、市场服务型三种历史形态,政府全能管制型模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新时期,宏观环境深刻变化,社会生态整体变迁,迫切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对以往社会管理模式的传承和"扬弃"是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基本方向,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应势而生。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鲜明地体现了善治理论趋向。     

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当今时代,随着我国各项改革不断深入,政府创新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内部,它越来越多地与公民社会发展、地方治理成长发生着关系.从实践上来看,地方治理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创新的一种趋向,建立起"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分析框架对地方治理的基本内容、社会根基,政府的主导作用,可能出现的异化问题以及实现路径选择进行了论述.     

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的农村社区与基层责任政府建设

农村社区是伴随着新公共管理学兴起的一种主要社会管理方式,而我国农村独特的"内在熟人社会"发展模式,决定了当前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时期农村和谐社区建设的必然性。同时,在政府社会管理转型时期,政府主导依然是推进农村和谐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因此,政府责任体系建设也是必然的选择。     

大数据驱动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理论框架与模式创新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集中体现为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向传统的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但强大新颖的科技创新又为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能力提升准备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大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能力"依托于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结合了互联网技术革命,是一种互联网和海量数据支撑的、涵盖了更广泛内涵的政府治理能力,概括了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在大数据时代所呈现出的新发展、新动态和新前景,这集中反映在功能拓展、技术支撑和应用创新三方面.结合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当前中国应大力强化基于大数据的开放政府、智慧政府、回应政府和濡化政府等模式创新,以全面提升政府决策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濡化能力和传统政府能力.     

发展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管理创新互动关系之缘由探讨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政府的管理也要随之发展和创新。要实现政府管理创新除了政府自身的改革外,还需要社会方面的改革,这就是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要实现政府管理创新,离不开发展非营利组织,这是实现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管理创新的实现。本文从这两个角度对为什么要发展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管理创新之间互动关系的缘由进行了相关探讨。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探析人格内涵及人格权的性质

人格理论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上的人格带有浓厚的身份性特点。近代民法抛弃了身份人格而强调人格之平等,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民法典的建构。在此基础上,现代民法提出了人格权概念并对其进行规定。从本质上来说,人格权乃是自然人基于伦理人格而享有的,在实定法中得以确认的自然权利,其应属于私权利范畴。     

实践与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

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二项结构”,人与对象的关系“三项结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间需要借助于实践工具 ,建立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以及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的     

牛郎织女传说与审美意象的外化

对于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 ,仅从史家观点和幻化形式入手 ,是偏颇和形而上学的 ,并使之失去了反封建意义。其“鸟鹊添河”幻化形式乃是一定历史阶段审美主体审美意象外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审美角度阐释牛、女爱情故事及外在形式 ,具有更为直接和普遍的意义 ,并能感性地揭示其反封建主题。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分析普通高等学校扩招后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的措施，着力通过教育管理的创新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分析普通高等学校扩招后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的措施,着力通过教育管理的创新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试论科教结合与培养一流工科本科生

体现在大学教学过程中以科教结合为核心理念的洪堡大学理念,就是“科学研究引入教学过程”的理念。其体现在“教”上,就是研究成果引入教学内容和使教学过程具有探索性;体现在“学”上,就是大学本科研究性学习。提出现代工程实践教育一些新的构想和进行的初步尝试。     

汉字的形体演变与简化问题

汉字的产生为中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今天仍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它的形体经历了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汉字“正体”与异体并存,繁简也在互相转化。从汉字的历史演变看,繁化总是少数的,总的发展趋势是简化,简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由简入繁是不符合汉字发展的历史潮流的。     

市场分割、资本深化和教育深化--关于就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就业压力是我国现阶段及今后长期面临的重要问题。劳动力市场 ,尤其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导致我国资本深化的重要原因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限制了劳动需求 ,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 ;劳动力市场分割增加了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 ,降低了投资的积极性 ,间接引发文凭教育过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是缓解我国资本深化、教育深化的重要措施 ,也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根本所在。     

试论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

善恶评价是一种认识活动 ,其认识活动的实现必须依据两大要素 ,即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因此 ,分析与探讨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二者的关系 ,对于我们深入地把握善恶评价的活动机制和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