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说服、影响他国言行的能力,涉及到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国际话语权之争大多是法律层面的,而国际法是国际法律话语,是赢得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关于人类发展进程的理念,是全人类在这个进程中所追求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包含了休戚与共、荣辱相生的含义,是全人类生存状况的现实表达。其五个价值与国际法是契合的,国际法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法的目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引领,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方向,以中国国际法实践为基础,以提升国家实力为手段,以国际法话语为具体内容,以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相称的国际话语权为目标,传播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论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摩擦,给人类提出了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面对这一时代课题,站在不同立场上的思想家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文明同化论、文化保守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明对话论等不同的理论主张,但这些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悖论。习近平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深刻阐明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有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其思想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等。从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鲜明的生态问题指向,包括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全球生态正义问题等。从价值追求层面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生态方面的价值目标,即在建设生态共同体的基础上,实现全球生态正义并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新时代要着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必须要遵循其生态逻辑,具体包括形成全球性生态共识、发展共享性生态经济、实现协同性生态治理、共育和谐性生态文化、维护全球性生态正义、共担全球性生态责任。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价值观及其生态文明问题研究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马克思"类本质"问题的再反思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自觉和基本前提。人的"类本质"是基于人的"类能力"而次第扩展的超越于人的"种"特征的本质,它具体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的各种文明状态。基于人类整体性文明之上的生态价值观构成了人类整体性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核,而这一价值观的真正确定尚需人类生态文化运动的启蒙,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基础性支撑。     

文明互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21世纪世界面临的各类共同性危机亟需各国秉承文明共存、交流、互鉴的理念加以应对。文明互鉴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它能够消除不同文明圈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隔阂、误解、偏见,实现人心相通,从而为最低限度和终极意义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提供思想和价值观上的支撑,而且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明互鉴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种种迹象表明,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已成为制约文明互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障碍。文明平等、包容、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它在给中国及世界带来希望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全球意识形态大变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变化,表现为自由主义走衰,社会主义温和化以及形形色色的带有反建制倾向的右翼保守主义升温。21世纪意识形态政治呈现出的转变由三股社会经济力量联合推动而成,包括工人阶级放弃革命,使得"告别革命"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主流理念;中产阶级遭遇"集体下沉",焦虑与挫折感不断累积,成为社会震荡的源头;而原本处于政治生活边缘位置的新兴群体则在极力反精英、反主流的同时,持续释放来自草根层、非主流和建制外的强烈不满情绪。问题的实质是世界政治从利益政治走向了认同政治。在国际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寻求人类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致力于打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壁垒,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确立人类共同价值,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价值指南。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直面诸多挑战,真正走出一条聚同化异、包容开放的文明对话之路。     

论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生态正义系人类在维护全人类的生存权益和满足生态保护愿望的基础上,遵循生态系统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正义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价值取向、伦理认同和实践过程三个层面。当前,国际社会仍存在不少阻碍生态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因素,唯有以生态经济超越生态霸权主义,以生态道德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以合作协商推进低碳主义才能进一步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化及其落实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实现了从政治主张到宪法概念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长期倡导和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写在宪法序言当中,共同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观,发挥着解疑释惑、克服挑战、建立和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多边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过程中更有重要意义。在国际法上讨论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区分政治和法律概念,特别是要在国际法的范畴内,充分考虑国际法的性质、特征和运作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方案、中国贡献,也是全人类的智慧和不同国家共同的心声,反映国际法应有之义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积极反响,相关概念和规则先后写入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决议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国际法上获得广泛而深入的确认和落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进一步提升掌握和运用国际法的能力和水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韩命运共同体”:对韩国舆论的分析

相较欧美舆论,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度较高,态度更为中立、积极。其关注动机有两点,一是对中国外交路线、中韩关系、国际新秩序探索、国际合作等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对文在寅政府依循该理念提出的"中韩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地区和平与一体化、加强文化价值传播、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等方面抱有期待,亦在"中美争霸"、新"天下秩序"、民族主义等多维度存有疑虑。为扭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韩传播时呈现的抽象化、单向化倾向,中国应重视该理念与韩国重点关注议题与主流价值——如"东亚共同体"、多边主义、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环境卫生合作等的话语对接,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基于国际制度视角的分析

国际秩序构建是国际政治中最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议题。其中,国际秩序是以制度、规则与组织为基础的秩序,通过制度协调可以推动和规范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因此,通过国际制度的视角能够分析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和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现有国际制度秩序正处于混合制度并存的复合国际秩序阶段,既有西方主导的自由制度秩序,也有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国际制度秩序,还有正在形成中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制度实践的国际秩序。中国与国际制度秩序正处于深刻的转型过渡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出的未来国际秩序的蓝图与愿景,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远景指南。当前,国际制度秩序已经开始从基于西式规则的自由制度秩序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多边制度秩序转变。国际社会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共同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治创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适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践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外交政策及其相应国际法需要而提出的新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形成的演进过程,拥有丰富的国际法内涵,对研究当下国际法基本理论问题与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为国际法治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基于其内涵和特征,完整、系统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制度创新的内容主要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的关系,国际法调整对象的拓展及国际法体系的价值次序与平衡等理论,以及和平安全的国际法、开放共赢的国际法、包容互鉴的国际法、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等领域的具体实践。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注人类的生存境遇和未来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时代回响。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直接规定了人的共同体的生存方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是对人的本质认识的深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以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21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在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和引领世界文明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三大全新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人类数字社区的出现与演化,并将促成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大同思想——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数字命运共同体将赋予数字人类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给予数字人类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成为追问数字人类的人文精神形态和人文精神价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维审思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深刻反映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时代产物,它的提出紧扣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现实需要,彰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中国智慧。从理论逻辑看,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认知参照,推动着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从历史逻辑看,它顺应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趋势,立足中华文明基底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在新型文明观构建中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方向演变;从实践逻辑看,它注重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全球治理的价值引领,培育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全球治理机制。澄清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对于理解如何摆脱全球治理困境、变革全球治理秩序大有裨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丰富且深刻,诠释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契合了世人对和平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彰显了对中华儿女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时代担当,是社会主义中国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有机统一的重要体现。该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以直面"三大危机"、顺应"两大转变"、重塑"一个秩序"为实践进路推动全球治理不断向好发展,团结世界人民一道共商发展路向、共治全球事务、共建美好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必然,是合乎规律的正确选择,是世界各国共赢、多赢的战略抉择,是开创人类更加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