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古文苑》版本考

据郑樵<通志>记载,<古文苑>初编本有十卷.南宋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加以整理校订,分为九卷.绍定五年(1232),章樵又加增订,并为注释,重分为二十一卷,故现行版本分两个系统,明清以来都曾经重新刊刻或抄写.九卷无注系统中,经过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和顾广圻校刻的<岱南阁丛书>本是较好的版本.章樵注本系统中,经过钱熙祚校勘,附有钱氏<校勘记>的<守山阁丛书>本无疑是最优的版本.     

纂述权力与诗史构图:《蒋士铨传》与清史《文苑传》对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

《蒋士铨传》在《文苑传》的乾隆朝诗学史记载中,具有重要地位,反映了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乾隆朝诗学史的形成过程。《蒋士铨传》特别突出了传主忠的特点和艺术特长,更非一人之传,而多方涉及清史《文苑传》描绘的乾隆朝诗史的全局。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的《蒋士铨传》是总裁、副总裁和总纂共同的作品。陈用光有纂辑之功,但总裁曹振镛的影响更加巨大。他让蒋士铨弟子陈用光纂辑《蒋士铨传》,并指示把与蒋士铨齐名的袁枚、赵翼排除在《文苑传》之外。因此,《蒋士铨传》及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对乾隆朝诗学史的记载残缺,是曹振镛领导的纂修团队刻意为之的结果。     

昭代雅音,渔洋为宗:王士祯与清史《文苑传》顺康诗学史的书写

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是清朝高层对其本朝近二百年文坛的总结,其诗学史论述内容丰富。本文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文苑传》钞本,集中讨论其中有关顺康诗坛的记载。文章指出王士祯不仅在本体意义上是顺康诗坛领袖,也在认识论层面上对顺康诗学史的书写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苑传》第一次稿利用诗坛盟主王士祯来书写和定义了清廷高层意图定位的清代诗学史,将诸多诗学人物联结为一个系统论述。王士祯在清史《文苑传》中的崇高地位,与清国史馆总裁曹振镛以及总纂陈用光、潘锡恩等纂修官的诗学立场有直接的关系。曹振镛、陈用光、潘锡恩等人均是翁方纲门生并受到翁氏诗学观点的影响。王士祯的个案说明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的诗学论述值得重视。     

从碑传到国史：清代闽县龚氏“四世循良”官方书写的形成

私家性质的碑传是中国传统官方史学传记编纂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清代国史《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等传即广泛采择利用碑传文字。同治年间的闽县龚其裕、龚嵘、龚一发、龚景瀚“四世循良”国史传记是依据一份由后代龚易图提供的事实清册编纂而成,该事实清册的资料来源则为四人的碑传。清廷编纂《循吏传》的动机在于表彰政绩突出的官员,振兴吏治,而“四世循良”中的龚景瀚是咸同时局中影响力颇大的文章《坚壁清野议》之作者。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将龚氏四世立传国史,并向国史馆呈送事实清册。龚易图与上级丁氏沟通祖辈立传事宜,收集编纂参考资料,彰显闽县龚氏家族恩荣是其重要目的。     

朝鲜古典小说《兔子传》原型故事略考

朝鲜《兔子传》的原型故事与佛经故事具有同一性,从印度故事到朝鲜《兔子传》的诸阶段中,人们可以看到佛经故事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变异,原来简单的动物寓言演变成了情节完整的民间故事。而在中国和朝鲜,这个民间故事又进一步改编成了小说。     

《外国史略》著者考

《外国史略》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但其著者是谁,学术界疏于探究。本文广泛引用中外文献加以考释,认为《外国史略》的著者当为马里生。     

南宋修《四朝国史》考

南宋官修神、哲、徽、钦《四朝国史》 ,编修时间长 ,参编人员庞杂 ,历来史乘未能详述 ,本文考察了修史始末及与编人员 ,解决了其中疑问     

天津租界中逊清文人的活动考述

辛亥鼎革之后,拥有租界地的天津成为逊清文人理想的避世之地。就曾经居住在天津租界中的逊清文人而言,他们大概由两部分组成,即溥仪周围的文人与非溥仪周围文人。这两部分逊清文人的活动较为多样,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交游、结社、复辟、公益等四个方面。通过对天津租界中逊清文人活动的勾勒,将使学人对清遗民这个群体,以及对天津这个城市有更为深刻的了解、认知。     

同光之际两湖地区淮盐引地规复之争

自同治至光绪年间,淮盐因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而失去了在两湖地区的大部分引地。为规复两湖引地,两江总督采取了种种措施：从重税邻私到禁止川盐入楚;从川、淮分界行销到代完川、鄂饷银;从设卡辑私到设卡缴税;从加强运销机构管理到提高淮盐质量。然而这些措施却遭到了四川总督、两湖地区督抚的联合抵制。＂引地规复之争＂背后折射的是地方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同时也反映了盐业从生产、分配到运销、管理最终走向市场化的历史必然性。至光绪中叶,在中央政府的催促下,淮盐盐引虽然恢复,但私盐贩运依然屡禁不止,此后也一直未能彻底解决。两淮盐场遂逐渐转向垦殖。     

四库禁毁唐集考述

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一批唐人文集因文字妄诞、作序者与评点者牵连、征引禁书等多种原因被禁毁、删削。其中王锡侯《唐诗试帖详解》与钱谦益《钱注杜诗》两种分别代表庶民通俗文学和士大夫精英文学的唐集禁毁状况,表明了在清代基层社会中,通俗举业文集取代了善本唐集,成为了唐代文学知识传播的主要物质形态。以《钱注杜诗》为代表的多种杜诗注本被查缴,则严重阻碍了清初杜诗学成果广惠学林,影响了清代杜诗学著作的流通和传播。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民族史的编撰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民族史的编撰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局限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等明显的缺陷。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史通史著作的共同特征进行概说的同时,重点评述其在编撰中的缺陷,把握编撰中国民族史应当遵循历史整体性等四个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使中国民族史著的编撰能有新的创新和突破。     

清嘉道时期的人才危机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官场人才总的情况是真才失意,庸才、奴才得志,出现人才危机。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酷压迫和为专制主义服务的传统道德、纲常名教的严重桎梏,即专制的外压和道德的内伤,是两个导致人才危机的重要因素。     

《元史续编》及《元史弼违》探析

明永乐初年,胡粹中政纪传体为编年体,撰成《元史续编》,对成宗以下治平之迹及版帝时事有所增补,书中评语多以儒家传统君臣之道立论,虽篇幅不多而颇便省览。嘉靖年间,周复使授编年体史著《元史弼速》,是从卫道者及汉民族本位的立场来评价《元史》的。此书的纪年及书法体现了孔子的正名主张,承袭了儒家思想,尊家而贬元,但也纠正了《元史》一些史事记载上的失误。     

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的河患与移民

光绪年间 ,黄河三角洲河患次数多 ,规模大 ,持续时间长 ,造成的灾祸重。河患下的灾民迁移贯穿光绪年间的始终 ;移民安置区域集中于沿河两岸地势高处及利津东部、广饶东北部黄河新淤滩地 ;移民形式为政府安置与自发迁徙间杂 ;移民种类属以生存为目的的生存型移民     

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述评

借助图书馆情报学的手法总结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可以弥补传统史学的不足。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在21世纪初由冷趋热,研究趋于活跃,前后差异巨大;涉及的学科以史学最为集中,其次是教育学、民族学等,薄弱领域广阔。作者群体除个别特例外,呈现出分散性特征;研究单位除北京外,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边疆史的研究中心在边疆,其地域化色彩鲜明。高被引数与高下载量在研究专题之间的横向对比方面显得较低,边疆史学是边缘史学,而非显学。就研究水平的区域差异看,以东北研究较为深入,西北、西南研究相形落后。     

清陈廷敬国志编纂思想初探

陈廷敬是清康熙朝重臣,他领衔主持纂修的康熙《一统志》,在中国国家方志编纂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主持编纂过程中,他提出了国家总志纂修总体框架编纂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贯彻在当时《一统志》的编纂过程中,而且也成为整个清代各级方志编纂的主导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国家方志的编纂,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作用。     

从道光《思南府续志》看清代贵州妇女的贞节观

本文对道光《思南府续志》中的贞女、节妇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这些贞女、节妇在守节过程中的内心世界,同时结合清代其他典籍分析道光《思南府续志》中贞女节妇守节行为的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