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研究回顾与展望

戴名世虽曾誉满清初文林,却因《南山集》案而为后人所鲜于提及,学界的研究亦较为薄弱。在相关研究中,学者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戴名世生平考证与作品整理、《南山集》案、史学思想、文学成就以及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关系五个方面。戴名世原始资料的整理、文学研究等方面还显得较为薄弱。无论资料发掘、研究内容抑或研究理路与方法等方面,仍值得予以更多关注。     

应恢复戴名世桐城派鼻祖的地位

本文认为应恢复戴名世桐城派鼻祖的地位．其根据：一、戴名世首先竖起了“振兴古文”的大旗；二、戴名世的古文创作成就杰出．并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为桐城文派的创立奠定了雏型；三、方苞的古文成就与戴名世的栽培分不开；四、戴名世奠定了桐城文派以程、朱理学为道统．以司马迁、韩愈、欧阳修、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古文文统；五、桐城派文论与戴名世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本文最后对戴名世的桐城派鼻祖地位被抹煞的原因作了分析。     

略论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戴名世是清初“《南山集》案”的主角,文字狱的牺牲品,其作品赖时人之保存得以流传至今。戴氏长于文学,尤檀古文,故有些学者将他与方苞并列为桐城派之祖。其史传文章虽少,但对史学工作者应具备的史德、史才、史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阐明了其史学思想。文章涉猎广博,议论精彩,其中不乏灼见。     

戴名世和他的《南山集》

<正> 一以散文著称占据有清文坛二百三十年之久的桐城学派,曾经喧赫一时,享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声誉。然以往论者只列举方苞、刘大櫆、姚鼐为其代表,而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戴名世则一直未被重视,甚至很少论及,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因晚年一度隐居故乡桐城南山,故世称南山先生,生于清顺治十年(1653),被害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六十一。     

方苞“进士”辩

方苞是桐城派创始人。史书多称方苞为进士 ,实则方苞未成真正意义上的进士。但这丝毫不影响对他的评价。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方苞与万斯同交游及其学术史意义

方苞与万斯同是清代著名学者,两人交往时间不长,但学术史意义深远。方苞所记万斯同史法,为了解浙东史学与《明史》修纂提供独家文献。同时,万斯同传经史之法于方苞,使方氏由古文之学而转向经史之学,并在经史研究中对所传之法有所继承革新。而对于万斯同所传文法,方苞亦发扬光大成为桐城派一脉相承的古文义法。可以说,方苞之学是对万斯同及浙东学派的一个拓展。     

桐城派“义法”说发微

清代的桐城派是对中国古代的散文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文学流派。方、刘、姚“桐城三祖”,是这一流派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其中方苞的“义法”说,则是桐城派美学思想的起点。 桐城派在美学理论上超过前代古文家的地方,就在于对散文艺术美所作的理论探讨和贡献。桐城派的奠基人方苞,把前代古文家关于语言修辞、章法变化的理论予以系统化和深化,提出了散文创作的艺术技巧论——“义法”说。刘大櫆继方苞之后,深入到创作个性和艺术意境的领域,提出了“神气”说。姚鼐集方、刘之大成,在综合各种艺术因素的基础     

“桐城派三祖”论科举与时文——以“桐城派三祖”序跋为例

在桐城派众多作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桐城派三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其科举历程顺畅程度不一。"桐城派三祖"在科举上有着复杂情结:尽管他们对科举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痛惜,但他们意识到,也有一些俊士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其结果难以预测。在名利的驱动下,应举者往往视科举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桐城派三祖"对此举给予批判,并从辩证的角度对科举得失加以分析,希望应举者淡泊名利,顺应天命。为了提高时文写作水准,"桐城派三祖"重视古文以为时文,重视培养学识。他们进而从文与行合的立场出发,期待应举者文行兼修。这一思想对桐城派后学深有影响。在桐城派阵营中,就有不少作家,我们既可以才思敏捷的文人视之,还可以经明行修的儒者目之。     

论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深沉的历史意识、发达的史学理论和生动形象的史学表述形式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文章认为戴名世是一位至今仍未被史学界充分认识的卓越史学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明史编撰,表现出了古代良史所具有的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批评理论,表现出了卓越的史识史才。戴名世的史传文章是对司马迁、欧阳修在史学表述形式上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