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上折:明代隆万间的赋役折银与中央财政再分配

明代的赋役折银不仅牵涉王朝白银财政体制的形成、一条鞭法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转型等重大问题,且直接关联着田赋、盐课、徭役和上供物料等不同税收类项,以及会计、征收、解运、贮藏等多个环节。京师银库是连接基层赋役折银和国家白银财政体制的关节点。对京师户部、工部和皇帝等所属的银库所贮上供物料的类项、数量以及库藏间分配关系等的探讨,有助于弄清明代白银财政体制如何通过中央各部财权博弈建立的过程,从而在国家白银财政管理制度层面推进对一条鞭法的研究。隆庆、万历年间的上供物料,经历了从区分本色、折色到区分本色折银、折色折银,以及从皇帝专属到皇帝、户部和工部共有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一条鞭法下的上供物料折银与中央各部的财权博弈紧密相关,但户、工二部从皇帝内府分割的财赋需奏报皇帝,说明皇帝才是中央财政的最高决策者,而派无定数、轮年折征和折率不定,意味着朝廷内部并无财政集权,而是实行财政分权。     

转向“白银时代”:明宣德至景泰时期的赋役折银与公私用银的发展

对于明代社会是何时以及如何转向“白银时代”这个问题,学界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通过史料分析,对明宣德（1426~1435）至景泰（1450~1457）年间赋役折银以及公私用银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证。近来研究表明,宣德前期的皂隶折银作为徭役折银与均徭制度改革之先导,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源于官僚阶层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正统初年,源于官俸支给困难出台的南方税粮折银政策,扩大了此前的临时改折则例,为白银财政的建立提供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正统景泰时期沟通底层白银流通与国家赋役制度折银的改革不仅进一步发展,且在更广阔范围内,由于军事供应的压力及政府的主导,白银逐步被调拨至北边边镇地区,呈现出跨越南北地区一体流通行用的局面,促进着贡赋银经济的形成。此时期的民间交易市场,白银也日益崛起,不仅从明初多种通货并行的局面下脱颖而出,且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在财政领域,白银行用的范围不断扩展,在籴米备边、召商买粮、开中事例、赈济灾荒、俸钞禄米、商税课程等领域都显现白银的身影。公私用银的急速发展表明中国社会转向“白银时代”的趋势越发明显。     

在徭役与市场之间：明代徽州府上供物料的派征与审编

徽州府的上供物料派征情况,系统反映了一条鞭法前明代上供物料的派征特点与变迁过程。明初由里甲制与“配户当差”制相互配合完成物料派征。随着物料负担的增加,“配户当差”的方式被里甲役吸收,最终形成了里甲役的财政负担。“正统事例”说明,随着宝钞的贬值,中央政府将部分买办物料摊派给地方政府,并最终转嫁给里甲负担,成为“岁办”物料的一部分。嘉靖以后,“不时坐派”物料负担增大,“均平”成为地方财政关注的主题,宁国、徽州两府先后推行“一条编派”法。但改革的反复说明,审编路径的成熟不代表一条鞭法的稳定推行,徭役财政内在的结构性难题需要中央政府以更大的权限统筹解决。     

明中叶户部与盐法变迁关系研究——以盐课折银为视角

盐利乃明代户部财政收入之大宗,但是,成化至正德间,权豪势要不仅“占中卖窝”,而且全面插手支盐、买补、称掣等盐法各环节。对此,户部一方面采取了在司纳银以开卖正盐、称掣余盐并令本商交纳余盐银、派员与边方监督纳银或粮等措施,以应对破坏,同时,通过改变商灶关系,以及商灶交纳盐课的方式、形态和地点,不得已对盐法进行重大调整。     

晚明工部的财政收支及存在问题——对《工部厂库须知》财政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明代工部是户部之外最重要的财政部门,但对于工部的财政状况,目前还缺乏系统了解.万历后期编纂的《工部厂库须知》,系统记述了工部四司的职掌及相关收支数据,为了解工部财政经制提供了一扇窗口.通过对这些数字进行汇总折算,大致可以了解当时工部的常规财政规模和收支结构.两相对比,工部财政似乎应有盈余,但实际上当时工部已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因为,由于拖欠、题留等原因,工部实际收入肯定少于经制数额,而由于存在大量的“不等年份”和“不时题办”项目,工部实际支出又大大超出经制数额.此外工部财政管理存在很大漏洞,尤其是无法约束宦官的贪冒侵渔行为,造成了大量的钱粮浪费.     

因灾求言与嘉靖八年初明世宗的改革

嘉靖七年(1528)下半年开始的农业大灾荒和其他灾异的频现,对因信道而一贯敬天的明世宗 而言,有着格外强烈的心理影响,所以明世宗在嘉靖八年(1529)正月诚心因灾求言于群臣,以求革除当时政治 中的诸多积弊。因灾求言促成了嘉靖八年(1529)初的大力改革,使得当年成为嘉靖前期改革亮点颇多的一 年。这不仅有助于嘉靖七年(1528)大灾荒引发的临时财政危机的缓解,还产生了不少影响此后多年的改革成 果。不当忽视这类颇具偶然性特点的除弊举措。它是明代皇帝常因灾求言而大力革除弊政以收一时之效甚 至某些长远之效的一个缩影。     

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构建

政府间财政关系包括纵向、横向与斜向三个重要的维度,横向转移支付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国目前缺失这种重要的制度,但以行政主导形式呈现在中国广阔地域上的对口支援机制具有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雏形,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功不可没。中国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此为契机,参考德国的"纵横均衡"模式,在地方试行的基础上予以推广,借以推动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财政法保障。     

明代财政史研究的里程碑——万明、徐英凯著《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读后

《万历会计录》是明万历十年户部纂成的国家财政册籍。万明和徐英凯合著《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对这一珍贵史料做了全面整理,并且以白银为统一计量标准,通过折算对万历初年户部掌握的财政规模、结构及其货币化程度做了估计和统计分析。这一成果将会成为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一块里程碑。围绕着这一成果,本文讨论了三个问题:首先,对《会计录》的性质提出一些补充意见,进一步解释了《会计录》所载数字反映的是户部会计职责范围内的财政收支情况,指出《会计录》虽不是预算,但具有提供财政计划成例的意义。其次,针对数据整理,特别是财政规模、结构与白银货币化程度的估算,分析了推算方法的合理性,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方向。最后,在梳理万明从讨论白银货币化到白银财政的学术理路基础上,提出今后的研究需要注意考察市场机制与贡赋体系的关联,探索中国式市场经济的脱嵌机制。     

建立现代财政体制的路径研究——以人大的监督与激发机制、制度重构与能力建设并行为视角

根据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改革目标,我国将在预算管理、税收制度、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相应地,政府和人大之间、财政部门和支出部门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深刻变革。财税体制改革必然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渐进过程,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既要重视制度重构,更要重视组织能力建设。     

明代中国的税负及其财政危机的均衡分析

明代中国的管制税率很低,且长时期固定不变,结果导致了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税收的均衡分析表明,差役征收作为各级政府财政赤字的补救措施,不但没有缓和政府的财政危机,反而由于其＂挤出效应＂更加恶化了这种危机。鉴于此,明王朝只有把政府管制税率提高至税收供求双方决定的均衡税率之上,同时取缔各类差役征收,这样才能减轻纳税人的税负,扩大税源,增加政府税收,从而解决各级政府的财政危机。     

"嘉靖八才子"与明代正、嘉之际文坛的复古取向

由以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掀扬的复古思潮,流延至正、嘉文坛激起了不同的回应,演变成或承续其绪、或悖逆其势的两极发展态势,“嘉靖八才子”成为体现此际文坛复古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他们在文学复古问题上作出的具体反应,涉及到对于前七子文学活动性质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文学自身价值功能认知上所存在的差异性。“八才子”文学态度的歧异分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嘉之际文坛复古态势发展变化的某种复杂性和曲折性,显示了不同复古取向之间形成的对抗情势。这除了体现对相关问题的反思趋于深化之外,也表明它们彼此的分歧在朝内在深层的角度扩展。     

论明朝财政监督体制

明朝封建统治者为推行财经政策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大力实施财政财务监督。为此 ,建立了以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为中心的监察性质的财政监督体制 ,并制定和完善了有关的法律、法规。颇具成效的财政监督则促成了明初百年的繁荣和兴盛。明朝财政监督体制具有为君主集权服务的特征。同时监督机构的职责既有分工 ,又互相交叉 ,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网络。而财政监督机构又按行政区划来设置。这些都显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晚明人物小传的书写与现代传记的萌芽

晚明人物小传在表现内容以及传主选择两个方面已表现出现代传记的萌芽迹象。本文分别从注重个体主体性、个体性情书写以及个体不完满性表达三方面探讨晚明人物小传表现内容的现代传记萌芽特征；又从其选择无用人、弱势个体、被侮辱个体作为传主来探求其传主选择方面的现代传记写作意识。藉此，本文认为尽管晚明人物小传的现代传记特征只能算是萌芽，但它作为充分内因，与西方传记大量输入这一外因条件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传记的出现。     

再论明嘉靖朝勘处安南之政策

嘉靖十五年皇子出生诏成为嘉靖朝安南事件爆发的导火线。礼部尚书夏言、严嵩基于传统的宗藩之义提出征讨安南的主张,这一提议很可能契合了嘉靖帝的意愿;而黎氏旧臣郑惟憭等赴明告难给嘉靖帝决意征讨安南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明朝出兵征讨安南的决议正式出台。征南之役由于遭到相当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以及受到安南莫氏外交行为方式变化的影响,过程极其曲折,三起三落。勘处安南的政策发生了一个从起初的"兴灭继绝"到震慑降服莫氏的转变,这一政策发轫于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廷议,经兵部左侍郎潘珍初步提出设想,成于毛伯温,并获得云南、两广地方官员的支持。明廷最后实施的莫登庸归降方案,最初由武定侯郭勋提出思路和措施,经林希元完善后形成一套可行性方案,由征南军统帅将官通过在与莫登庸方面往还谈判的过程中最终达成。明朝降安南国为都统使司实质上改变明朝与安南原本的宗藩关系为中央与土司的羁縻关系;承认莫登庸政权,造成安南黎、莫南北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