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军爵"、"公爵"条目献疑

<商君书>乃至中国古代不存在所谓"军爵",当然也无与之相对的"公爵".<汉语大词典>设"军爵"条目并在"公爵"条下列"朝廷的爵位"义项,<先秦要籍词典*商君书词典>设"公爵"条目,均源于对<商君书*境内>篇一段话的误断.     

关于副词"大都"的读音问题

"大都"是现代汉语中一个十分常用的副词.对于这个词,大多数人的读法与权威词典之间存在抵牾.权威词典一般注音为"dà dū",而大多数人却读作"dà dōu".读音的混乱为电脑处理中文信息和外国人学习汉语甚至中小学语文教学都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权威词典的注音大多与1985年颁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一致,是以遵循语音发展的历史规律为原则的.但是,普通话审音不应该仅仅顺应语音的历史发展规律,更要考虑共时平面上的理据.副词"大都"是由词素"大"和"都"复合而成的,理应读组成它的词素的音"dà dōu".建议<审音表>将副词"大都"的读音修订为"dà dōu".     

辞书与学理:三部重要辞书的缺失

本文通过<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的实例,从汉语言文字的语法、语音、字形、语义等四个方面讨论辞书编纂应用学理所存在的问题和从应用中反映出来的汉语言文字学理论所存在的问题.     

从《说文解字注》看段玉裁对汉语词义学的研究

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博大精深,对<说文解字>的研究可谓包罗万象、要言不烦,是后人研究<说文>的一部十分难得的工具书.<段注>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汉语词义问题的研究更是超过了前人,成就了不世之功.本文从四个方面就段氏对汉语词义研究的方法作了探讨.     

“形借”说辨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提出了形借理论,并列举出五组例字,这五组字或本为一个字,或本为依声托事,或一字为另一字之义项,皆非因形近而相借.     

"甫""丈""吏""丘"释义补说

<汉语大字典>个别字释义不全面.本文对"一"部字如"甫"丈"吏"丘"的释义进行补说.其中有的字义<大词典>也漏收,本文也做了交代.     

解字释“辞”舛讹之“海”——黑龙江人民版《现代汉语辞海》（2002年修订版）摭谈

字典辞书是无声的教师,对读者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字典辞书应严格执行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中发挥重要的典范作用.舛误多达百处,以讹传讹,影响不可低估.指出不按国家颁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及<简化字总表>(1964年)、<汉语拼音拼写法基本规则>、<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以及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1986年)等规范标准解字释辞,因而造成不应有的种种错误.如何改变这种滥编乱出版、讹衰之多的语文工具书现状,当引起有关方面足够重视.     

楚辞还须楚语解--《天问》篇"帝何竺之"破译

<楚辞·天问>中的"帝何竺之"是解读作品的难点之一,从古到今一直未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竺字的含义与毒字相同,它们在先秦楚文学作品<老子>、<庄子>和<天问>中分别出现,并且具有一以贯之的意义,指的都是相通、通达.<天问>中的"帝何竺之",反映的是古代天人相通、人神感应观念.毒、竺是先秦通用的楚语,保留了它的原始含义.     

古代汉语词语杂释

本文考释了汉代至宋初文献中11条词语的特殊词义,对<汉语大词典>和今人论著中的一些内容做了补充和修正.     

走向暗示的文学道路--论韩少功的小说创作(1979-1996)

韩少功是知青作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2002年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暗示>,再度引起评论者的注意.他放弃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在探讨语词内蕴的<马桥词典>之后,又聚焦于理性的思考和具象的解读,尝试文学与理论间的文体置换,虽然论者对此有不同观点,但二十多年来韩少功在小说创作道路上不断找寻突破点的精神,是不容忽视的.本论文为能理解韩少功文学实验的义涵,重新追索其小说创作历程,拟由三时期探讨韩少功由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到<马桥词典>的创作历程首先是1979到1983年的知青小说,创作主题偏重在政治与人的关系;其次是1984到1995年的寻根小说,创作主题走向文化与人的关系;最后是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创作主题环绕在语言、文化与人的互动关系.沿此路迹追索,可较清晰地认识韩少功走向<暗示>的历程,以及他在文学道路上的探索精神.     

北宋孙奭与《孟子》正义关系考订

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孙奭,奉诏校勘<孟子>一书,并为之正义.与以往的章句之学不同,孙奭正义<孟子>,疏于名物制度解说,注重经学大义.朱熹等认为,该正义不似疏,没有解出名物制度,只是围绕赵岐之说,语气敷衍,如乡塾讲章;<宋史·邢昺传>和<涑水记闻>所记邢昺与孙奭等校勘的书籍中没有关于孙奭做正义的记载;正义所引用的一些典故,所注的出处有误.并以此为由,断定<孟子>一书中的正义非孙奭作.笔者根据<宋会要辑稿>和其他的一些文献资料的记载,认为孙奭确曾正义<孟子>.     

《公司法》修订与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

我国公司立法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规范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本文认为,修订<公司法>应当兼顾一般规则与国有企业特殊规则的关系,其原则是要确立尽量与国际接轨的一般规则对国有企业区别分类,对不适宜公司制的国有企业进行单独或特别立法,将"国有独资公司"的内容从<公司法>中去除,由<公共企业法>规范;对于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所涉及的特殊问题可以在<公司法>中订立一些特别条款,但不得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赋予它的优惠待遇;对国有控股公司和企业集团,在<公司法>中增加"关联企业"的内容进行规范,并由<公共企业法>、国有资产管理法规范有关政府与企业关系、国有股权代理行使等问题.     

《乐记》中的两种音乐美学观--《易传》和《荀子》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乐记>受到了<荀子>和<周易大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美学观.其中源于<荀子>一系的美学思想以现成性的、由具体之物构成的既定性的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的源泉在于人心与外物的相感;而源于<易传>一系的美学思想则以非现成性的、生成性的生活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以生活世界的本体--天为源泉.在以西方主客二元文化为主导的现代语境中,我们对源于<荀子>的美学思想有明确的理解,但对源于<易传>的美学思想却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文化"误读",以致于多数现代学者将其全盘否定.其实,只有来自<易传>的美学思想才是<乐记>理论的精华,它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是西方传统文化不曾涉及的、难以解读的中国学术思想,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曹植《释疑论》应系葛洪所杜撰

葛洪所说"陈思王著<释疑论>"并不可信,所引<释疑论>文字应是他本人所杜撰.所谓<释疑论>,仅见<抱朴子>论述神仙道术时所引片断;遍考各种曹植文集及其他典籍,再无片言可见.考之文章,<释疑论>对待方士道术的立场与曹植<辨道论>根本对立,<释疑论>关于此中缘由所作的交代又与事实不符.并且<释疑论>对<辨道论>的否定表现得极为直接,也显得不合情理.考之作者,<辨道论>表明曹植属于无神仙论者,而葛洪说他是"初皆谓无,而晚年乃以为有",除此<释疑论>之外别无依据.事实上,葛洪其人素来惯于作伪,<抱朴子>托名杜撰处屡见不鲜;为抵消曹植<辨道论>的影响,进而宣扬神仙道术,葛洪托名杜撰<释疑论>是完全可能的.     

评《招魂》为“屈原自招”说

<招魂>内容和先秦典籍再次证明,<招魂>所陈乃"人君"礼体,上帝所"辅"当为"君王",非人臣屈原所可当得;<招魂>所招失魂归返的"恒干",乃在郢都"故居",而不在"江南",与身在放逐之地"江南"的屈原"自招"方位完全不同;"屈原自招"说不能圆说<招魂>序言"牵于俗而芜秽"之义,更缺少推翻王逸所记"宋玉作<招魂>"的事实证据,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衡山考--宋玉辞赋地名考之一

宋玉在<笛赋>中提到了"衡山",旧注以为指湖南衡山,实误.考先唐典籍,衡山有四一在河南,一在江苏,一在安徽,一在湖南.先秦及西汉的典籍中所记的衡山,偶指河南和江苏的衡山,而绝大多数指安徽之衡山,且视之为古之九镇中荆州之山镇,五岳中之南岳;至于湖南衡山,东汉班固<汉书>中才以为是<禹贡>所记之衡山,班固后郑玄<周礼·职方氏>注中才以为是古九山镇之一,东晋郭璞<尔雅>注才视之为南岳,其被文献记录,被指认为五岳四镇中之名山,均晚于安徽衡山.据此,我们认为,<笛赋>中衡山,是指今安徽之衡山.     

《曲考》不是《剧说》

<曲考>是一种古代戏曲目录,在历史上多有记载.刘致中却发表文章说,人们所讲的<曲考>,是<剧说>的初稿本.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刘说之误,认为历史上人们对<曲考>的记载是真实可信,不容否定的.<曲考>不是<剧说>.     

《西游》作者:扑朔迷离道士影

古传<西游记>是全真教龙门派开创者丘处机所撰."五四"后,鲁迅、胡适等新进学者推定吴承恩是唯一作者,完全否定<西游记>与龙门派的关系.从元初关中陇山道教文化区有关史料分析,<西>直接祖本<西(平话)>,系丘祖高徒史志经弟子作.应将其与吴并列为<西>之作者.     

《春秋》之阙文与错简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圣经>,<公羊传>与<榖梁传>专注于对<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行了诠释,即使是以记事为主的<左传>对此也屡屡涉及.至于后儒的此类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即使<春秋>确为孔子所编撰或修订,这种对"微言大义"的挖掘也是以<春秋>在流传过程中没有出现文字讹误为前提的.本文对<春秋>经之阙文与错简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意在说明后儒对<春秋>经文中"微言大义"的挖掘多有可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