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比较

文章考察了1999---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21个国家的公路、铁路、民航和水运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重点考察了中东欧国家层面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研究发现,民航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一带一路”21国层面显著为正;铁路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中东欧国家层面显著为负;水运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一带一路”沿线21国和中东欧国家层面都不显著;考虑控制变量之后,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显著水平有所下降,甚至变得不显著.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研究

文章从L-P模型入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产生了积极的逆向技术外溢,同时,进口、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研发也都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此,中国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并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     

东道国制度环境、市场规模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半参数变系数空间面板模型

本文采用半参数变系数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市场规模和我国“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非线性时空关系。首先，提出基于截面似然函数的模型估计方法；其次，从理论层面探究估计量的渐近性质和有限样本表现；最后，分别构建以东道国市场规模为解释变量、东道国制度环境为变系数协变量、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被解释变量的参数空间面板模型和半参数变系数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东道国市场规模如何随制度环境变化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研究发现：半参数变系数空间面板模型估计量具有良好的渐近理论和小样本性质；在空间维度上，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相互依赖，表现为“第三国”溢出效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非线性依赖于东道国市场规模，表现为一条关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倒U”型曲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制度距离接近性偏好，即我国更偏向于投资制度环境相似的国家，稳健性检验支持了这一结论。     

“一带一路”战略对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文章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以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基础,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建立了随机前沿面板模型(SFA)测算了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建立了个体时间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进出口对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出口贸易对数值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是-0.0076,对其增长具有显著的较小的负向效应,而中国对各国的直接投资以及进口贸易对数值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04和0.0088,对其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进口总额对数值的系数大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数值的系数;“一带一路”的实施没有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各国TFP的影响发生巨大变化.     

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文章采用多阶段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型，以2002—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各国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研究了其攀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受沉没成本冲击，贸易壁垒对固定投资与技术间互动关系的可调节性使“一带一路”上游、下游国家区域价值链技术演化形态差异显著；短期内在“出口学习”效应下，商品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下降能有效促进本国技术演化；制度摩擦逐渐替代贸易机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技术演化的关键因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持续期及影响因素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总量已经有所突破。与此同时产品出口是否也变得更加稳定？出口贸易的稳定性决定贸易联系的长期发展,稳定的贸易联系有利于中国企业的稳定发展。本文利用高度细分且重复观测的出口纵向生存数据,利用Cox随机效应混合模型进行两种时期的对比研究,并在模型中考虑交互作用。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总体上,向沿线各国出口贸易更加稳定,各地区差距明显缩小,高技术产品出口稳定性显著提升,技术型产品与非技术型产品拉开了差距,出口产品结构有所优化。同时,倡议的提出对于GDP或人均GDP较低国家的出口稳定性推动最明显,尤其体现在技术型产品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口贸易几乎不受汇率波动影响,倡议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远距离对出口的不利影响,且较大的初始贸易额所带来的优势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稳定性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双边贸易联系的紧密性体现得更明显,而且双边贸易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技术型产品出口。     

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世界能源的供应格局、消费结构以及地缘政治正在转变.“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新动能.文章将能源对外投资模式简化为绿地投资、并购投资和非股权投资模式.利用多目标效用理论进行静态分析;建立多元选择Logit模型,实证了能源对外投资动机(技术、资源、市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与能源投资模式选择的关系.     

民间借贷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金融发展支持对于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言至关重要,民间金融则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从理论和实证研究民间借贷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估算民间借贷规模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两点主要结论:第一,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会减少劳动工资较低地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仅增加劳动工资较高地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第二,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会减少技术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仅增加技术水平较高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的实证研究则表明民间借贷的直接推动作用较为明显,并且第一个结论仍然成立,而第二个结论不再显著。     

土地价格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遗传匹配的微观证据

土地价格高企已成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间接区位因素。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国家信息中心地块交易数据,运用遗传匹配算法,实证检验土地价格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价格上涨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加。一方面,地价上涨影响企业跨期购地决策,使企业在当期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替代策略;另一方面,土地具有生产要素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地价上涨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抵押额度,进而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城市和地块层面的异质性均会影响地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在排除内生性、避税行为影响以及更换核心被解释变量后,本文的实证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异地购地和租赁土地不能完全消除高地价带来的成本和竞争压力,企业仍然具有国际化经营的动机。本文结论为企业合理配置要素,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节点城市发展评价研究

以构建国内东西部深度融合的区域合作体系为目标,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内沿线省份节点城市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区域合作的影响作用进行研究。对各节点城市从城市发展水平、竞争力、开放度和城市声誉度四个方面进行评价。研究发现,部分内陆型节点城市抓住了“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但仍有一些节点城市存在较明显的发展制约因素。对节点城市辐射力和关联效应的研究则表明,不论是自身发展较好的城市,还是自身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均未能全面发挥出节点城市应有的引领带动作用。面向“十四五”期间的区域合作目标,要想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必然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内节点城市的引领作用,从而构建起高质量的区域合作体系。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改进的经典Chenery“标准结构”模型,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产业发展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互为因果关系,再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而且对其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即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现期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仅仅在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并未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经营活动的跨国转移,是“创造”还是“转移”了本国就业？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5-2007年1016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数据匹配和倍差法(DID)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经过检验有如下发现:第一,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第二,与其他投资动机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第三,对高收入国家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而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并没有明显替代本国就业;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趋势.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企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创造”了国内就业.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CM同步化指数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变化的动态特征,并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周期协同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经历了波动上升期、逆转期和持续下降期三个阶段,且“脱钩”趋势明显。(2)中国与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的协同性有显著差异,在波动上升期和持续下降期,中国与转型国家的协同度最高,发达国家居中,发展中国家最低,而在逆转期,协同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发达、发展中和转型国家。(3)双边贸易、双边直接投资、专业化分工、金融一体化是引起跨国经济周期协同性变化的主要传导路径。双边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会强化协同性,专业化分工和双边直接投资则产生弱化作用。此外,较大的制度距离和较低的货币政策协调性会降低周期协同性。(4)各传导渠道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对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双边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专业化分工及双边贸易,但在后危机时期,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分工使专业化分工成为最重要因素。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模式与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东南亚国家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基于区域协同发展视角,选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2009—2019年宏观经济数据,运用协同化指数及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因素及传导机制,以此反映经济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演变特征及发展驱动力,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及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与繁荣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阶段分区特征,且“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不同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此外,各主要变量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按影响程度排序依次为双边贸易、营商环境、金融一体化、产业相似及对外投资,其中金融一体化为负向作用。未来,中国可从倡议落实、贸易往来、政策互通与区域合作等四方面与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沟通,共同促进国家间经济周期协同,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双赢局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格局分析

文章基于2010-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农产品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所构成的农产品贸易网络的网络关系、各国网络位置、权利等级、核心和边缘程度等信息进行量化,从而反映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农产品的贸易格局及其变化状况.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后,沿线各国间的农产品贸易联系更为广泛和深化,同时也为沿线各国发展农产品贸易提供了更广泛的合作空间和机会.     

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测度：基于“RCEP”和“一带一路”的比较

文章通过测度显示性优势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GVC指数和价值链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系统考察中国制造业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竞争优势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并对中国制造业在这两个地区竞争优势和分工地位的异质性进行深入探讨。对各国进行指标排名后发现：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均具有较高竞争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其竞争优势在“一带一路”地区更强；无论是相比“RCEP”成员国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均为“较低参与程度，较高分工地位”，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分工地位高于“RCEP”地区；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均为主导，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主导地位更突出。     

银行业“松绑”与企业“走出去”: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中国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直是金融发展的重要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业以国有银行为主的结构出现了重大变革,银行业竞争程度不断提高。关于银行业竞争的经济效应存在“市场势力假说”和“信息假说”两个假说,本文尝试在银行准入管制放松政策的背景下和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情境下,利用匹配的微观层面数据来实证检验以上的假说,主要得到以下几个结论:首先,银行业“松绑”有助于企业“走出去”; 其次,采取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应对样本选择问题, 并用工具变量方法应对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最后,银行业“松绑”引起的融资成本下降是银行业“松绑”影响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渠道,企业“走出去”的分析结果也支持了中国情境下银行业“松绑”的“市场势力假说”。本文的研究为银行业改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并验证了中国情境下银行业“松绑”的“市场势力假说”和“信息假说”,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评估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经济效应,对更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东道国风险、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投资稳定性和区位选择中的东道国风险影响也备受关注。以此为背景研究东道国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选择的影响,在度量东道国文化距离和风险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发现:当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较小时,东道国较高经济和政治风险能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当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较大时,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会阻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偏好不是绝对的,而是依赖于外部东道国文化距离条件。     

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国家（地区）间制度及文化的干扰,具有一定的制度及文化特征。为了考察文化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住的影响,文章选取2003—2009年中国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66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文化因素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计量结果发现文化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越大,对其直接投资越少。     

环境规制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了吗?

选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与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后,构建了空间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因此,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来看,中国应该动态调整环境规制强度,为最大程度地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