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科技风险的社会控制

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现代科技正成为最大的社会风险源。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尽可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对现代科技风险进行社会控制,以减少风险发生的频率和降低风险危害的程度:培养科技风险意识,强化科技风险管理;建构控制体系,采用技术、法律、道德等手段进行综合控制;建立科技风险评估机构,形成科技风险评价机制;加强国际合作,进行全球治理。     

科技风险初探

在高风险的现代性社会中,科技风险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风险源。科技风险以其明显不同于传统风险的特征使其在范围、幅度和深度上以整体性、复合性和深远性从根本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科技风险的来源主要有科技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科技应用延缓效应所带来的风险,科技伦理失范所带来的风险,科技与其他社会因素交互作用所带来的风险,科学家对科技活动功利性追求的带来的风险。要消减、规避科技风险就要提高社会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意识,明确并落实政府的职责,规范强化科技伦理,吸纳公众有序参与到科学决策和科学后果的评价中来,全球协同共同治理科技风险。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与规制

科技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科技专家、企业、政府、公众和媒体,在具体的科技风险事件中由于其相关度、紧急性、影响力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认知特点。由于在社会地位、知识水平、权力资源、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科技风险的认知与规制中出现了专家(系统)与公众、媒体与公众、"专家企业"科技共同体与"媒体?公众"社会共同体等多重冲突。建构以每个利益相关者为中心,以其他利益相关者为联动的复杂、多层次、多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和科技风险治理模式,既能充分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优势和权力资源,又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核心是责任与信任的双向建构。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凸显及所引发的严重后果,预示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需要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其更适用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仅诠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祉,而且与社会风险理论的有着内在联系和价值的耦合。社会质量框架将社会风险的各种碎片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呈现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四类社会风险,挖掘了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空间,使社会质量视角中风险治理就有了独特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而且凸显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及关系的调整,从而构建了广泛意义上的风险治理,也正是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谋求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平衡。     

论现代技术风险的内在生成

在现代风险社会语境下,技术产生风险的机制与水平与传统工业社会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技术风险是一种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的集合体.现代技术风险的形成既有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原因,又有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个人心理等外在原因.但毫无疑问,科技自身发展的不足是引发现代技术风险的根本原因.科学的不确定性是现代技术风险的内在根源;现代科技的"逆逻辑性"是技术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现代技术的复杂性是技术风险产生的时代诱因.     

风险社会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冲突及其调适

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尤其是明确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目标和特点,是提高其风险治理能力的关键.当前研究大多为政府角色的应然研究,相对忽视地方政府的"特殊利益",公益性与自利性角色在不断地交织博弈.以X市某镇政府安置房产权纠纷事件为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在风险治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角色特点及其冲突变化,发现其具有"合作监管""合谋放任""回避控制""协商治理"4种角色形式,且存在于地方政府风险治理的不同阶段.因此,需合理定位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及要求,并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制度性规制和调适.     

风险社会之动因、结构与后果——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步入现代社会,在全球化的外力推动与国家内部转型的双重驱动下,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以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中西方风险生成的动因、结构及后果相互比较,发现中国社会风险生成的动因在于制度变迁进程中总体性社会结构的松动,并进一步形成了传统、第一与第二现代性共同叠加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个体化、身份群体多元化与阶层固化的特征,其后果表现为社会中多重风险相互交织与对抗,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针对风险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回应,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要侧重于本土化转向,从而为风险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当代中国媒介风险报道透视

风险反思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当代中国媒介在反思社会风险,但这种反思受到过去相关报道理念羁绊。他们在反思风险中进行权力博弈,但他们的这种博弈受到自身“工具性心理”阻抗;他们在反思风险中呈现积极处世态度,但另一面这种处世受到某种宿命论倾向影响。消除对风险报道起阻碍作用的因素,依赖当代中国媒介自我监控、自我修正、自我调适的反思性。     

超大社区衍生的空间风险与治理逻辑——以合肥市北城新区世纪城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而超大社区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空间形态上的生动例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风险挑战的特殊场域。基于合肥市北城新区世纪城的实地研究发现,多方协作下的“快速城镇化”与“住房产权差异”凸显超大社区空间压缩型风险;权利分化下的“塔西佗陷阱”与“非对称权责”导致超大社区空间博弈型风险;社群分异下的“文化堕距”与“本体性危机”加剧超大社区空间区隔型风险。鉴于此,应当立足治理场景、治理方式与治理价值的新变化,化解超大社区衍生的多重空间风险,促使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加成熟定型、治理能力更为精准全面。     

农业风险的规避与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新时期农业风险的外延与内涵扩大,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灾害风险,还包括经济、技术及制度等方面的风险。规避农业风险的方式众多,而农业保险制度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有独立的运行空间,既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绿箱＂政策,是现代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营造农业保险发展的制度环境、合理定位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创建农业保险的多元化组织体系等均是构建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举措。     

文化视域下的风险解读

风险语境的建构有赖于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人们对风险的指认和识别源自文化分类系统中秩序的自发诉求.健康风险事件所激发起的社会恐惧感来自于人们对疾病尤其是罹患癌症的担忧,而科普宣传的深化和对科技功能质疑的文化悖论在大众传媒的参与下加速了风险的社会塑造过程,谨慎的生活方式正是现代社会风险文化形成的主要标志.     

科技进步与保险发展关系探析

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科技风险日益增多,高新技术产业转移风险的需要推动了近年来保险业的迅猛发展.高新技术成果在保险经营中的应用提高了保险人的风险管理水平,增强了赢利能力.通过提供保险,转移分散科技风险,保险业也支持了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保险业与科技产业之间形成了科技促进保险发展,保险又加速科技发展的格局.     

世界风险社会之下的科技风险文化

与世界风险社会相应,科技风险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构成要素,它直接来源于科技自身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科技风险。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伦理、环境生态等科技风险问题的社会化和全球化,科技风险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特的风险文化。科学技术体系内部及外部科技价值观念的风险化是世界风险社会中科技风险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这种风险化的科技价值观念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的社会组织模式。     

“光构成”在现代设计中应用问题的探讨

光构成”，是指主要研究广义属于光设计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通过彻底调查光对造型的作用，并且专门研究光在造型上的运用问题，也就是探索光造型，并且融科学性、艺术性、经济性与技术性与一体的一门设计基础学科。“光构成”的发展成果可以说是现代设计史上的一场革命，是一个载入史册的进步。     

论现代技术风险与科技政策调控

风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焦点和主题,它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风险理论的发展是与风险社会现实的加剧分不开的,今天的科技进步正成为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源。现代技术风险的危害表现在自然生态的破坏,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及人自身的压抑与统治等多方面。面对技术风险,需要建立科学的技术风险的管理和防范机制,更需要对技术发展进行科技政策的调控,这种调控包括科技政策的统筹、科技政策的调整、科技评审的政策导向及科技评价的政策支持等多方面,通过政策的调控能促进我国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论风险控制与现代技术风险

现代技术风险日益为社会所关注,成为管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主题,它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人们对风险的控制逻辑。风险控制包含一套成功的经验技能、技艺和实用性的知识。这套成功经验和知识的演变,带来了技术的创造和发明。技术创造和发明把风险管控推上新的台阶和层次,与此同时又产生技术风险。风险控制与技术对风险控制辩证的建构,形成一个悖论式的自反生长结构,催生现代技术风险,造成风险丛生的现代社会。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应对

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是事关民族复兴、国家主权、文化建设的核心范畴。在当今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数字时代，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内嵌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之中，伴随着交互深度与辐射范围的不断扩展，裹挟了众多具有新特点的意识形态风险。清晰明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意识形态风险的内在机理是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的前提。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内容生成的首要功能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层进行渗透；依靠交互对话的产品形态对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产生影响；利用多维应用的功能属性对社会生活实践领域展开强势介入，促使当下意识形态斗争态势风云诡谲，变化万千。理性审视和精准识别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诱发的意识形态风险是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从意识形态引领角度出发，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制深蕴的资本逻辑解构社会成员已形成的认知和价值，借由"技术-资本"双重优势导致意识形态面临引领乏力风险；从意识形态话语维度审视，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人机协同"话语生产新模式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深度，多元的生成式话语输送淡化话语权威，导致意识形态话语减蚀风险；从意识形态管理层面反思，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信息传播新范式消解意识形态管理的主导权，及其对人的强化宰制，导致意识形态管理弱化风险。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掌握先进技术基础上诱发了一系列辐射广泛、渗透全面、不易掌控的意识形态风险。如何防范与化解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无法回避的新课题。首先，贯彻落实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意识形态防范工作，推进打造人机和谐、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其次，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途径，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基础上破解西方话语的现代困境；最后，积极倡导全球治理并贡献中国方案，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原则，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格局，促使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现代文明面前彰显光明的未来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