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验与经验之间——论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经验与先验问题

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是经验性的,但其是在先验的规范分析的操作下进行的,不是经验主义的;同时,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又是先验性的,但却是诉诸经验分析的。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经验与先验的二重性在交互主体理想的交往情景的持续重建中葆有一种内在的张力。     

论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和冲突都是由于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语言缺乏共通性而难以形成共识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建立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普遍语用学"来重塑人们的交往行为.通过交往理论、话语理论和商谈理论"三位一体"的讨论,哈贝马斯完成了对协商民主的理论建构.尽管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其从"对话"与"商谈"的角度来确立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伦理建构方式的独特思路和路径,对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正确处理国内各方面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全新视野.     

康德论证自由的"知识论进路"——兼论康德文本中关于范畴的起源问题

康德哲学的一个核心工作是论证自由,这一工作有两个相互衔接的路径:一个是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进行的论证路径,我们称为"知识论进路";一个是在<实践理性批判>里进行的论证路径,我们称为"伦理学进路".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通过澄清范畴的起源(Ursprung)与权限(Beflugnis)问题,一方面确立了范畴的先验性(a prioritaet),从而完成为一切知识奠定先验性基础的工作,另一面也确定了范畴的客观界限,从而限定了以这些范畴为基础的一切知识的客观界限.而知识界限的限定,在根本上意味着把"人"从知识主体与感性身份中解放出来,维护与捍卫了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作为自在存在者(das Wesen an sich selbst)的"自由者"身份.     

社会批判理论内部的对话--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关系新探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之间有继承又有发展.从这种理论关系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出发,本文认为,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于意识哲学的批判、建构程序性现代交往理性等方面,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之间存在一种从理论分歧到理论批判,直至理论超越的对话式互动关系.这种理论关系的澄清,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和理论特质.     

西方修辞学的当代复兴及其定位——兼论哲学诠释学与批判语用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

基于20世纪语言、思想、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和多种变动,西方古典修辞学在某种意义上又呈现复兴之势。面对此一态势,“辩护还是抵制”的问题构成了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和以哈贝马斯为旗帜的批判语用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澄清这一分歧,有助于恰当定位修辞学“复兴事件”的作用与意义,同时也使我们能够洞察其中潜在的危机与内在的界限。     

超越合作原则的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范式转换之思

格莱斯提出的合作原则在阐释意义理解问题上与哈贝马斯定位于后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中的交往理性概念不无相似之处,但后者无论是就其范式转换的意义,还是就其反思的范围而言,都堪称是超越了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哈氏的后形而上学交往理性概念作为诠释意义理论的重要原则,是经验语用学视域中的合作原则所无法企及的。透过交往理性深入阐发哈贝马斯的形式语用学与以往的经验语用学的关系问题,可谓是进一步反思哈氏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一条有效路径。交往理性的超越性也恰好体现了其意义理论研究中的新范式。     

哈贝马斯对阿佩尔对话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阿佩尔与哈贝马斯所规设的以合理解决社会演变、法律系统与人际冲突问题为旨趣的对话伦理学在思想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思想传统而言,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虽可首先归于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传统之中,但其受惠于阿佩尔的对话伦理运思亦是不争之事实:一是在哲学理据上承续了阿佩尔的"语用学"理论;二是在道德原则证明上采用了阿佩尔的"施为性矛盾"原则;三是在建构方法上扬弃了阿佩尔的"先验主义"与"基础主义".     

论兰克历史主义的二重性

兰克的历史主义以“求真”为基本旨趣.兰克从主客两个角度来保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但在这一经验性诉求背后隐藏着一先验性诉求,即“理解”上帝.对兰克而言,历史主义本质上是经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经验性是先验性指导下的经验性,先验性是通过经验性而达到的.兰克历史主义的二重性使其处在思辨历史哲学与实证主义的中间位置,构成了史学思想争论的焦点.     

康德先验性辨析

本文从康德先验哲学的提出、概念辨析和认识主体辨析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康德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其先验性,并给以适当评价.认为康德的先验性的真正含义是指先天的认识逻辑形式是使认识能力得以顺利发挥的逻辑前提条件,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这种先天逻辑形式在时间上先于经验之意.同时指出承认认识主体的先验性是康德创立其先验哲学的重要依据,并着重论述了认识主体之认识能力的先验性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文章指出,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如果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话与交往——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之争的一个角度

伽达默尔的对话与哈贝马斯的交往是不同的哲学理论.从对话与交往的词义及其在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之争中的具体应用来说,它们的分歧在于,对话在某种程度上侧重于对话双方的交互性,交往在一定意义上关注交往双方的共同性.由于交互性与共同性是主体间性的一体之两面,所以对话与交往具有互补的可能性,解释学与交往理论可维系在一种张力关系中.     

哈贝马斯形式语用学意旨中的“生活世界”概念

哈贝马斯立足于后形而上学的理论立场,力图彻底摆脱传统意识哲学范式,跳出逻各斯中心主义,使形而上学实现向交往范式的转换。哈贝马斯的理论基点正是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重新植根于形式语用学,从而为其交往行为理论甚至整个后形而上学确立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背景。     

经验之“是”与先验之“是”的逻辑断裂——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历史中的一个问题

作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实事求是"在经历了"唯物论"和"认识论"两种解读方式的过程中,以"经验"和"先验"的对峙,铺叙了西方哲学史中关于这个问题演绎的中国版本。而经验之"是"与先验之"是"的逻辑断裂,则导引了经验解释原则和先验解释原则在哲学教科书并存的现象,由此导致了一种顾盼于经验和先验之间的混乱哲学观。在特定的哲学语境下,马克思哲学的功能在"中国化"的历史中被改写。"实事求是"命题的理论嬗变,不仅构架了历史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主旋律,而且以"问题"的方式,催逼人类理性必须在走出经验习性和先验企及的矛盾困惑过程中,用时代的精神谱写出形而上学的现代音律。     

对"公共空间"的颠覆性创造——从哈贝马斯到兰西·弗雷泽

“公共空间”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国内学术界在如何界定和使用这个概念上存在着分歧。美国学者兰西.弗雷泽对“公共空间”的研究是西方20世纪80年代“公共空间”研究热中的产物,她在研究中对这个概念的涵义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对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颠覆性的创造,这对我国学者引进这一概念也是一种借鉴。     

浅议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转向

普遍语用学是当代伟大哲学家哈贝马斯创立的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哈贝马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努力中和对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反思中，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转向的影响下完成了其重要的以主体间性为标志的普遍语用学的转向。     

邓小平"第一生产力"与哈贝马斯"第一位生产力"之异同

把科学技术视为一种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对此邓小平、哈贝马斯都有所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尽管在表达方式、理论来源、转化机制方面有相同之处,但由于邓小平和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义、社会作用、历史实践活动主体的不同理解,二者最终没有形成一致的世界观.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艺术本性难题与推论剩余

艺术本性问题一般有两种基本论证方向,一是时间性溯源,一是先验性溯源。前者集中于艺术人类学研究,后者集中于形而上美学研究。但无论哪种方向都无法证明艺术本性的存在。现象学将艺术本性问题悬搁起来是一种试图解决上述难题的现代思路,但它只是达到了隔离的效果,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推论剩余概念是从先验论证中演绎出来的,并且走向先验论证的反面,是一种否定性的论证,目的是将本性问题彻底从艺术理论中清除出去。     

从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哲学范式的转向

现代性状况印证了意识哲学范式遭遇了困境,寻求摆脱困境的路径是当代西方哲学家研究的根本方向.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包容性理性模式还是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的排斥性理性模式,对于主体性的批判都是主体的自反性批判,因而无法摆脱意识哲学的困境.哈贝马斯提出从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向.在他看来,交往范式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语言为本质的行为范式.在这一范式下,语言参与者的立场使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成为互为对象的主体间关系,从而打破了内在性意识的垄断.从存在论视域看,交往范式虽然从语言角度切入关系原则,以交往理性超越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却由于主体间性的非真实性与交往理性的先验性而无法真正摆脱哲学与现实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