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三忘”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其为人也,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这是孔子对其“三忘”精神的概括和说明。所谓“三忘”精神, 即“发愤忘食”的勤奋精神、“乐以忘忧”的快乐精神和“不知老之将至”的不老精神。孔子的人生, 可以说是勤奋的人生, 快乐的人生和不老的人生。他的“三忘”精神, 既充满着“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 也洋溢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是儒家道德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深思之, 于现代亦有意义。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文化的现代评析

"亚洲价值观"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就是实现了儒家经济精神的更新,由旧儒家变成新儒家,由为农业自然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变成为现代工商市场经济服务,类似于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经济精神,从妨碍现代发展的思想阻力变为推动经济飞跃的精神动力。这样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本质要素。人们从这个意义上对"亚洲价值观"作充分的肯定,确保了亚洲经济的发展。源于儒家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核心要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亚洲价值观"也在不断更新发展中。     

“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

九十年代以来借用新的"现代性反思"理论资源"重写文学史"事实上出现了三种研究向度,其中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崛起特别引人注目。新左派以"现代性反思"的名义将1942至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指认为"反现代的现代"文学,并高度肯定这种文学及其主导性地位的合理性。本文分析了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并指出新左派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对"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毫无反思,对这一概念的内在纠结与困境毫无觉察,因此在概念的使用上陷入了一种典型的"大概念迷信"。     

现代中华民族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及其“两化”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以往我们主要探讨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与要求,变革它的内容与形式。而且,一提到传统文化,人们有意无意地以汉民族的文化为主要内容。实际上,在现代中华民族视野下观照传统文化,应该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因而传统文化的外延是极其广阔的。从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来说,运用传统的优秀文化来化转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因素,是当前我们需要努力去做的一项工作,在这方面以往我们做得很少。因此,本文提倡在现代中华民族的视野下来从事传统文化的"两化"工作。     

老子“无为”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老子赋予"道"以自然、无为的属性,其"无为"思想蕴含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内在哲理和客观规律,以此为人们确立一种自然无为的行为模式,并试图借助这种行为模式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深刻理解老子"无为"思想的真义,对于正确解读自然无为与生态智慧,处理好尊道而为与尊重客观规律,把握为而不恃与价值回归,坚持无为而治与管理创新,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纠正人们在老子"无为"思想认识上的消极和退缩主义倾向具有重要意义。     

孙中山“忠”德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孙中山的忠德思想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是对中国传统忠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孙中山所认为的"忠"不是传统社会对国君一个人的忠,而是忠于国家、人民与事业。国民具备优良的道德才能创造良好国家。结合孙中山对忠德内涵的阐发,在当代时代,公民应该忠于国家,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忠于事业,培养浓厚的敬业精神;忠诚待人,努力实现社会和谐。     

中国古代“律”的产生及其早期演变

作为一种法律形式的律,在公元前309年前已经存在,甚至战国初年魏国李悝变法时已经有律,也不无可能。认为作为一种法律形式的律只能出现在公元前260年左右的观点,现在看来纯属臆测,根本无法成立。战国至汉朝的律都是诸法合体之律,其中不仅包含大量刑事法律规范,也包含大量非刑事法律规范,而传世的各种律典则都是单一刑法之律,从诸法合体之律到单一刑法之律,其间有一个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开始于汉朝,而其完成则在曹魏,标志就是曹魏新律。在律发展的早期,篇目、律条、内容等也发生过一些变化,这些构成了律之演变的另一个方面。     

陈亮“成人之道”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注重"理想人格"的设定、探索"成人之道"的人生哲学,是古代儒家的传统之一。陈亮就是其中之一,他基于自己的生命实践与哲学理路,从事功哲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极具事功特色的"成人之道",包括"成人"的人格特征、修养目标及修养途径,为儒家传统"成人之道"思想赋予了新的内涵,在当今社会转型期依然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儒家“诚”的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崇尚的一种基本美德 ,是儒家的道德哲学范畴。批判地继承儒家“诚”的思想 ,对于做人立世、为政之道、市场经营 ,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墨子“爱人”伦理思想特征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时期 ,墨子的“爱人”伦理思想独树一帜。墨子基于当时社会动乱无序“起自不相爱”的认识 ,主张以“爱人”的根本道德准则调治社会矛盾 ,并主张以“兼以易别”、“相爱相利”的双向性道德规范维系调节人际关系 ,最终实现“天下人皆相爱”、“兴天下之利”的理想社会。墨子的“爱人”伦理思想及其践行其理论而自我牺牲的精神 ,有不少合理而积极的因素 ,对于现代社会人们立身处世 ,维系调节人际关系 ,促进社会道德建设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古代“请托”立法及其现代意义

早在夏代中国就有惩治请托的先例,制定法中的请托专条源于《汉律》,为魏、晋、南北朝所沿袭。请托法大备于唐,宋、元、明、清历代虽有增删,但基本内容沿用不改。请托罪中的请托对象是官员,"请托人"是一般社会主体。请托行为是一种作为,包括"请托"与"被请托"。请托的特点是请托人与被请托人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合谋枉法,谋取非法利益。中国古代的请托法律后果以刑事责任为主。时下中国官场请托成风,它不仅严重腐蚀了公权力,也严重侵害了公民权利,造成政府威望的严重流失,是当下官民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但中国相关的立法却位阶太低,且对请托行为过于放纵,因此,借鉴古代的请托立法,将严重的请托行为入刑是适当的,也是必要的。     

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重农学派"是兴起于18世纪50至70年代法国的一个经济流派。该派直接继承法国启蒙运动"自然秩序"的哲学观念,并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提出了基于大力发展农业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做好了经济思想上的准备。重农学派经济哲学的现代意义则在于,其成功探索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与哲学实现结合并作用于社会的可能性与具体途径。     

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

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同样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但二者的研究目的与方法均截然异趣,由此导致了双方的研究结论尤其是对传统儒学的评价大不相同,其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缘于此,现代新儒家对“整理国故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传统“居敬”的道德修养方法及其现代整合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认为价值之源存在于人的内心,人心具有价值自觉的能力,这是道德修养论的逻辑前提。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敬”方法在历史上,对个体道德的养成和社会伦理环境的培育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居敬”的道德修养方法在动机、行为、手段和目的上带给我们新的启示。     

“儒教”:中国现代思想中的观念谱系

在新世纪的头十年,中国思想界关于"儒教"的讨论,已经越出上世纪后期关于"儒教是否是宗教"以及"儒教的超越性何为"等学术论说,出现了"重建儒教"的实践性文化与制度设计,由此也引发了思想界的论争。[1]笔者认为,"重建儒教"的相关争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现实     

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现代哲学转向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比两种哲学的核心理念,力图展现现代哲学转向的精神实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向为我们思考现实人类生存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视野和角度。     

王艮“身本和谐论”及其现代价值

王艮"身本论"是对传统"道本论"的继承与创新,"身本论"中包含有丰富的和谐思想;"身本和谐论"的积极因素对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