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

从情理层面上看,《文选》本身或昭明太子所为,确实存在着诸如《文选序》与《文选》、“彼此失照”、重渊明而选录陶之诗文不多、批评《闲情赋》而收入类其内容的作品等方面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无一能说明《文选》出于众人之手。没有哪一位作家、哪一篇具体作品的取舍与刘孝绰等学士有关,武帝敕置东宫学士非为编《文选》计,“引纳才学之士”与《文选》的编纂非一回事。从实质上讲,《文选》完全是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编纂的。     

从李善的《文选》注到骆鸿凯《文选学》——《昭明文选》研究管窥

《昭明文选》是现存的第一部大型诗文总集。从前,“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耳。”(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近年来,形成一股研究《文心雕龙》的热潮,又有了“龙学”一名。相对而言,若干年来对《昭明文选》的研究,却显得比较冷清,虽然不断地有尤刻、胡刻《文选》影印本出版,有《文选》李善注本重新标点排印出版,有曹道衡、沈玉成点校的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排印出版,有被誉为近代“知选学者”黄侃的《文选平点》的出版,但是,无庸讳言,我们对《文选》的关心和研究,与“选学”之名很不相称。继《昭明文选译注》(第一册、第二册)之出版,今年八月,长春召开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昭明文选》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广泛交流了意见,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并展望未来。可以预期,《昭明文选》研究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任昉年谱略稿

任为南朝齐梁重要作家 ,时人有“沈诗任笔”之誉 ,又推为“文章之冠冕 ,述作之楷模”。《文选》选任文冠于齐梁诸作家之首。研究任对研究南北朝文学及《文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考察任一生行事 ,并对其现存诗文作系年考订 ,以见其为人及创作活动大端 ,意在知人论世     

陆机心态与其行旅诗的独特性

陆机心态与其行旅诗的独特性胡大雷《文选》诗分２３类，“行旅”是其中之一。叙写行旅的诗，即叙写客游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文选》诗又有“游览”一类，“游”也具有某种行旅意义，古代诗文中一般所说的“游子”之“游”，则指客游在外，即是长期行旅在外。本文所说的...     

传统文化心理的独特表达方式 ——论《文选》次文的丰富意蕴

《文选》(亦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诗文总集.这部总集有语言、文学等方面的价值,古今中外的专家学者著述甚多,而对它的次文“义理“却极少涉及,即或偶有问津,也颇多微词。笔者认为,《文选》诸体首辞赋,辞赋首京都,诗歌首补亡,散文首诏令的次文体例的选取,是对历代士人传统文化心理的涵括与表达。仅此而言,《文选》之被誉为“总集之弁冕”也是当之无愧的     

《文选》再选本说献疑

《文选》再选本说影响深远。但从《文选》所录作品之同篇异名的复杂现象来看,难以成为《文选》乃据前贤总集再选编而非作者别集选录的内证。《文选》所录诗文的部分作品存在着同篇异名、多名,甚至“因类改名”现象,亦有采自时文名篇、经史之文等的可能,由此可推断出《文选》再选本说并不坚确。较为妥当的说法当是初选与再选的合选本,其作品编录来源多样,既有总集、别集及单篇者,又含有史、经二部之作。     

骆鸿凯《文选学》与20世纪现代“选”学

骆鸿凯的《文选学》为２０世纪现代“选”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现代“选”学以文学研究为主要模式,有别于传统“选”学以文献研究为主要模式。骆氏其作,正是２０世纪以文学研究为模式研究“选”学的佼佼者。骆氏此作对２０世纪现代“选”学的贡献有五：对《文选》产生背景的探索,对《文选》编纂者的介绍,对《文选序》的研究,对《文选》学史的研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     

颜延之行实及《文选》所收诗文系年

颜延之行实及《文选》所收诗文系年李之亮颜延之，字延年，南朝宋著名文学家。《宋书·颜延之传》称他“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所言并非虚褒。昭明太子编《文选》，收颜延之《赭白马赋》赋一首、《应诏曲水宴诗》等...     

十年来《文选》注释研究综述

萧统的《文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诗文总集,对《文选》注的探究是研究中古文学乃至唐宋文学的津梁,针对《文选》注的研究也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对1995～2005年我国《文选》注释的研究状况作简要的述略,阐述了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并就相关方面的研究问题作了简要归纳和评述,分析和揭示了10年来《文选》注释研究的特点和进展动态及其不足,并对今后的《文选》注研究寄予厚望。     

萧统文学思想新论

一日本汉学家清水凯夫教授在《<文选>编纂实况研究》一文中提出:昭明太子并非《文选》编纂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太子亲信刘孝绰是最有力的编纂者”,“《文选》是据刘孝绰的意志来选录作品”的。这是一种新的见解,如能加以实证,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清水凯夫教授虽然提出了一些旁证;但正面的、直接的、实质性的依据却一条也没有。因此,他的看法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某种难于落实的可能性。再说,清水凯夫教授也承认,实际上太子的文学观与刘孝绰的文学观“尽管两人的表现手法有些不同,但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不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仍然可以一如既往地认定,萧统的文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文选序》、《陶渊明集序》、《答晋安王书》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等篇章,并表现于他选编或主持选编的《昭明文选》对诗文的选择与编纂。这些当然仍是我们研究萧统文学思想的主要的乃至全部的依据。     

关于《文选》的选文范围与标准问题

《文选序》欲“以能文为本”作标准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但这无法落到实处,《文选》不具备这样的功能。《文选》即“文”之选,而不是在“非文”与“文”中选文。其选文以“文集录”为封域,类随文立;而又不为其所束缚。《文选序》并没有提出作为全书的选录标准,“事出”两句或“综辑”四句说的只是史书部分的“赞论”、“序述”及其相近的各种实用性文体的选录标准。至于全书的选录标准是什么,只能就《序》与《选》作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得出。萧统编撰《文选》以审美价值为其依归;其“教科书”的作用等等,都是“派生”的。     

关于《文选》选文的下限问题——“天监十二年”说与“只取决于诗文的作年”说异议

窦常之“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云云虽有违事实，然其“所录皆前人作”说则符合实际。昭明太子于梁代作家的作品不收其最敬重、且文名更大的刘孝绰与王筠的，而收丘迟、虞羲、徐悱、陆任等人的。其唯一原因，就是前者在世而后者已故。《文选》以天监十二年或天监末的作品为断限与下限取决于诗文的作年而“与作者存世与否无涉”两说，均难以成立。《文选》选文确不存生者，其下限为陆任去世的普通七年。     

《文选》与《文章流别集》异同

《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祖,《文选》承袭而来,但又不同。在文学观念上,《文选》认为文章“随时变改”,而《文章流别》则认为文章“原出五经”;在文体分类与操作上,《文选》不录经、史、子,《文章流别》可能录有五经文字;《文章流别》贵古贱今,《文选》则认为近胜于古。     

《文选》之《百一》诗研究

《文选》“百一”一类,仅存应璩《百一》诗一首。文章探讨了《文选》录入“百一”诗的原因,探讨了“百一”诗名称的含义、“百一”诗在当时的影响以及“百一”诗的特点。     

李善采用征引式训诂体式注释《文选》之原因研究

《文选》是我国在《诗经》、《楚辞》时代之后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选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本文拟从李善《文选注》文学导读与训诂专著的双重性质出发,来研究李善《文选注》采用征引式训诂体式的原因,期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中国文学训释传统与哲学训释传统的不同,以此展现中国训诂传统的丰富多彩。     

简论唐人试策文对《文选》策论等文章体式的继承

唐人试策文对《文选》文章的形制、结构、行文布置等方面有着明显的继承。在体制上,唐人策问忠实套用《文选》策文的“起一承一转一合一收”格式（有所增损）。在行文模式上,唐人对策主要采用《文选》“对问”体,开启行文,推进论说。在行文布置上,唐人试策继承并大力发扬了《文选》论说文“事类联类铺排”的做法。     

试析《文选》中萧统对曹植诗的评价

《文选》这部诗文总集体现着萧统对所收作家作品的评价。从《文选》所收曹植诗的数量分析及曹植所处的文学史背景来看 ,萧统对曹植诗的评价是不亚于他对陆机、谢灵运诗的评价的。萧统对曹植诗的高度评价 ,反映了他对齐梁诗风的不满     

选学研究的新成果——《<文选>诠释研究》评介

<正>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文选》自唐代成为显学后,历经宋元明清,研究者辈出,选学成为少数以书命名的专门之学。     

早期“物色”描写的演进与三种写景风格的形成

《昭明文选》所收的赋有“物色类”,录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惠莲《雪赋》、谢庄《月赋》。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之赋”又说:“有物有文曰色,风无正色,然亦有声”。看来“物色类”的作品,均以物或者外境的声色状貌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其中的“物色”描写,不是为了交待人物与事件的客观环境、渲染烘托气氛而存在的辅助部分,乃是作品的题材内容。传世的古代作品中很多属“物色”一类,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此类辞赋诗文的     

王念孙《广雅疏证》关于《文选》李善注的质疑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李善以钩稽故实、征引出处的方法训释《选》文,成为《文选》的不朽功臣,然而,其疏漏之处亦在所难免。对此,王念孙不仅在《读书杂志》中有集中全面的论述,而且在《广雅疏证》中亦颇多探讨。本文即立足于此,对《广雅疏证》中王氏有关《文选》李善注的质疑与指正予以爬梳整理并试加分析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