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现代生活

本文以现代文化发展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影响为背景 ,探讨美学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矛盾关系 ,揭示美学对于现代生活的独特意义。文章围绕着“自我”这个中心概念 ,着重分析“美”、“崇高”两个核心美学概念的文化内含和历史演化。作者的基本思想是 :把被抽象化和普遍化的美学思想还原到历史深处 ,更进一步地发掘它们的文化价值。在新世纪的背景上 ,作者肯定美学的积极意义 ,但明确承认它的危机 ,并且指出 ,新的美学前景需要经历一个从“自我”中心到“世界整体”的审美意识转换。海德格尔的美学美学已经提示了这个转换 ,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则为之准备了丰富的资源。     

传统文化视听节目的“双创”实践路径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视听节目为例

从河南卫视以“中国传统节日”为主题所打造的奇妙游系列精品节目到2022年虎年春晚、元宵节的《只此青绿》《梦莲》《五星出东方》等传统文化歌舞节目,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正在经历着十分精彩的创新演变,这对我们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节目创作、主题开发、演绎表达、美学情感和后续传播开发五个方面探讨在“双创”政策指引和新技术的支持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实践路径。     

牟宗三美学思想探论

当代学界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研究较多,但对其审美理论很少涉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特色在于:强调中国文化生命中有一种“综和的尽气精神”,即英雄的、艺术性精神。牟宗三用儒家的心性之学,改造了康德哲学美学,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美学,认为审美固然是一种判断,但它更具品鉴或赏鉴性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既有洞见,又存在着矛盾。从中国美学角度来看,真、善、美虽各有其独立性,但三者合而为一,“即真即善即美”。三者合一的关键在于善,在于道德之心,即实践理性之心。道德实践之心是主导,是人们建体立极的纲维。牟宗三“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的美学运思,有助于国人确立中国美学的独特品质,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与出路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是异常丰富的。古老的京剧、昆曲、越剧等传统剧目与当代流行歌曲、流行音乐和现代舞蹈同台演出;中国传统思想家的著作与当代西方思想家。甚至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著作陈列在同一个书柜中;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热”不断地变换着。从八十年代初以来,文化思考的主题不断地更新着,如“人道主义与异化”、“萨特与存在主义”、“港台新儒学”、“周易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萨伊德和东方主义理论”、“享廷顿和文明冲突论”、“人文主义精神热”、“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等等。实际上,各种文化思潮的纷然杂陈和文化热的迅速变换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的繁荣,而是处处暴露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发展,这是当代中国人必须加以解答的问题。     

加入WTO,确立有中国特色的规则文化

“规则文化”是一种对文化行为的规范与约束 ,它不仅是人自我提升和解放的需要 ,更成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动力。伴随中国加入WTO ,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过程中 ,吸收借鉴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精华 ,立足于本国国情 ,建立健全我国民主文化与法制文化 ,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则文化” ,刻不容缓。     

中国数字文化发展的人文生态维度

构建和谐的人文生态是导引中国数字文化发展的根本之维。中国数字文化发展的人文生态性质包括数字化过程的人文选择性、数字化技术的人文性质。这种人文生态性质导致数字文化鸿沟的出现和人文生态圈的分层、数字不良文化价值观与恒常文化价值观的疏离和人们文化心理的失衡及新“文化病”的产生等一系列后果。因此,在中国数字文化发展过程中,要改善数字文化发展的“人文生态”环境,必须把握构建人文生态的“辅人技术”、“人文社会”和“技术人文”原则。在此基础上,从数字化人文理念、数字化的伦理和制度生态、数字化人文精神和网络语言的文化新语境四个维度构建中国数字文化发展的人文生态。     

马克思恩格斯广义艺术生产过程论

编者按：从本期起，我刊将不定期开展“美学在当代……”的讨论。栏题中的删节号，已经表明了这个讨论内容的丰富性，方法的多样性，乃至参加讨论者的广泛性；更深刻地联系时代特征、现实发展、文化环境、社会心理、审美趋势、艺术’创造、历史遗产的实际，贯彻双百方针，实行文责自负，也是题中自有之义。为建设既不拒辞中外美学理论的思想资料．又具有当代色彩，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原则，又富于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美学和文艺学进行严肃的探讨，这乃是我们的用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生产过程理论，艺术生产分为广义生产过程和狭…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

由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和前 3 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 ,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运动呈现出一方面城市数量与城镇人口迅速增长 ,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心理与城市化进程极不相适应的复杂而又特殊的景象。这种不适应反映在流动人口身上表现为“准市民化”状态 ,反映在城市居民身上则表现为“单位人”现象。这种在我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落后小农文化心理和依附人格往往会对现代城市化进程产生强大的、内在的阻滞。要使中国的城市化沿着健康良性的轨道发展 ,需要探寻城市化冲击之下文化变迁的规律和文化适应的策略 ,制定出一套引导和促进变迁健康发展的计划 ,建立起一种健全的、理性的现代城市文化新秩序 ,以促进人们实现由“准市民”向市民 ,“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则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     

回溯与沉潜:国学的现代化思考——评李训贵、宋婕主编的《城市国学讲坛》

追溯“国学热”的产生发展之路,剖析其在当代社会所处地位,思考其未来走向,具有反思历史与重建民族精神的重要价值。李训贵、宋婕新近主编的《城市国学讲坛》,将近些年来影响颇大的“国学热”置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双重坐标进行考察,从哲学、美学、文学、语言等角度探询了中国传统文化通向现代与世界的途径,力图在古今文化的历史坐标中整合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撑的四维审视

围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四个基本问题,从“何以振兴”“何以竞其优”“何以堪大用”“何以是中国”四个维度,考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以心为要”的常青之道,以及从中蕴育化生的“和而不同”“此心光明”两座文化大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经世致用,首先体现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共党人的“不忘初心”、坚韧定力提供文化底蕴和文化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深厚底气、深厚支撑,因应时代要求,也为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