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从“东南亚联盟”到“亚洲联盟”之路

<北京宣言>得到来自亚洲35个国家81个政党的赞同,亚洲合作机制由此从市场行为转向政党行为、政府行为,使世人看到了从"东盟"走向"亚盟"的曙光."亚盟"是方向,不是口号.但是"亚盟"目标的实现比起"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来难度要大得多.我认为应从"东亚经济一体化"起步,走"东南亚联盟"到"亚洲联盟"渐进之路.我们欢迎美国参加到促进东亚共同体和"亚盟"的建立中来,但不是搞乱,而是共建.     

解释之路:“空”——从佛陀到龙树

印度佛教的很多理论最初是佛陀提出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流派众多,教义也越加复杂多变,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佛教对空的不同阐释,提出佛教在教义上越来越哲学化、理论化的同时可能也是完全背离了佛陀的初衷.     

“击匈奴降者赏令”新释——兼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的法律依据

敦煌酥油地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击匈奴降者赏令”是针对在汉朝军事攻击下投降的匈奴人的赏令,根据简文推测这些匈奴人主要是指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赏令是汉朝在全面展开对匈奴战争后,为了拉拢鼓励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投降而颁布,具体颁布时间应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光四年(前131年)间,赏令的颁布突破了汉初“白马之约”的限制,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提供了法律依据。     

“士大夫”“官人百吏”考辨——兼论“吏民”的出现

战国秦官吏分层可分为宗室大臣、士大夫与官人百吏。其中,"士大夫""官人百吏"分别以"爵""秩"进行等级管理,"士大夫"有"秩",为千石至六百石。"士大夫"与"官人百吏"并以六百石为等级分界。这一分层特征,不仅有助于解读《秦律十八种·传食律》"官士大夫",而且为理解古代"吏民""吏卒"概念的出现,秦汉爵制中官、民爵分界的形成,提供了线索。二者在秦国还多用以对应中央官与地方佐官、属吏。君主既反对中央官吏影响、侵扰地方,又对地方官吏不尽信任,防范其作奸谋私。官僚组织"服务取向"明显突出的秦国,君主对官吏的"自利取向"仍多有警惕。对"士大夫""官人百吏"的考辨,可以增进对早期中国官僚体系结构的认识。     

论袁于令的小说创作观——从《隋史遗文》总评说起

袁于令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小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小说理论家.他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问世,但是,他的小说观集中在《隋史遗文》总评中.《隋史遗文》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一方面承认小说的虚构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与批评大家相仿佛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强调小说的戏剧性,反对拙劣模仿旧作、名作.而由于评语出自作家本人之手,与文本关系密切,袁于令在评语中可以直接与读者交流,进行互动,从而引导读者关注情节焦点,接受他的小说创作观.     

北朝州佐的“品阶化”进程——以北齐《河清令》为中心

北朝时期州佐因州军府的强势地位而日渐式微,有渐被取代之势。不过,它在制度构建上的发展仍值得瞩目。这一时期得益于官品制度向地方职官系统的扩展,各类州佐迅速走向"品阶化"。北朝各政权通过对州佐制度的设计与不断调适,最终在北齐《河清令》中形成高阶州佐与低阶州佐分别定品的制度规则。它在满足中央集权与确保地方利益之间找到较好的平衡点,并从制度层面实现了中央对于州佐的有效控制,亦为隋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文人”与“士大夫”之间——略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冲突

我们通常把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称为"士人"或者"士大夫",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阶层的职业、身份实际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个阶层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三种,一是以读书为主的书生,二是因读书优异而做官者,三是做官不成从事与知识有关的职业者(医生、教师、算命先生之类)。从身份的角度看,则同样可能有三种,一是钻研典坟的学者(经史子集之研究与撰著者),二是政治家(以社会管理为己任),三是文人(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者)。这些身份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天圣令》复原唐《田令》中的“私田”问题——与何东先生商榷

《天圣令》复原《唐令》是近年来新发现的重要史料,如何理解其中出现的"私田",关系到唐代是否存在土地私人所有的重要问题,更牵涉到"均田制"研究的诸多方面。何东、杨际平的相关文章,就是关于"私田"性质的再讨论。在辨析何氏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唐《田令》等相关史料,能够得出唐代存在土地私有权的结论。唐代没有土地私有权,或者把土地私有权拆分为体制内有、体制外没有等观点,皆不能成立。     

从“出世”到“入世”——梁漱溟由佛转儒思想的嬗变

梁漱溟被称为２０世纪新儒学运动的开山鼻祖。他的东西文化比较理论的出台，在当时社会曾引发大规模的东西文化论战。其独特的文化视角一直影响着后人，尤其是他反理智的直觉主义，还被人尊称为中国的泰戈尔。 梁漱滨的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历了两大转折，正如其后来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所说，“我常常说我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三期，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这一路。以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车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①。在梁漱溟思想的两度转折中，对他的人生观、文化理…     

由族群而社群的儒学转向——论孟子“窃负而逃”与荀子“从义不从父”的理论意义

儒家极为关注人之价值的实现,表现为对成人之道的重视。儒家认识到人的存在离不开群体,人之价值的实现必须在群体中完成。儒家所谓群体主要包括家族群体与社会群体两个方面,对比而言,孟子较为关注人在族群中的意义,荀子则较为关注人在社群中的意义。孟子与荀子关于族群与社群的理论,不仅是孔子之后儒学衍化的两个方向,同时也是儒家群体理论的源头所在。     

从“西化”“苏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发展之路

近代中华民族在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内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独立和发展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方法路径上,先后经历了不同程度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西化＂之路,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学习的＂苏化＂之路,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发展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系列一脉相承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当今时代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既坚持中国特色,又充分借鉴世界文明成果,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飞跃。     

从“津关”合流看汉初《津关令》的生成逻辑

中国古代的“津关”之法可以追溯至汉初的《津关令》,与之年代相近的传世文献亦常见“津关”一词,然考诸先秦典籍及秦简法律文献却难觅“津”“关”连用之辞例。法律语言是立法者思想的体现,其在反映统治阶层观念认知、导引社会风气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社会现实。《津关令》的制定正是秦末汉初社会激变、“津”“关”功能发生转变的反映。先秦时期,“津”与“关”的性质及功能差异较大,前者主疏通,后者主控制,前者的功能在于利民,而后者的目的在于防民。此时的“关”作为一类基层管理机构已颇具规模,而“津”的自然属性较强,其作为管理机构的特征尚不明显。到了秦末,“津”的管理功能增强,其社会控制的作用逐渐显现,“津”“关”呈现合流的趋势。在汉初语境下,文学作品和法律文本已将“津”“关”并称,表明两类设施在功能上的整合。这种整合一方面源自于战国后期各国中央集权趋势的加强与管理机构的官僚化,另一方面也与汉初郡国并行背景下隐藏的汉廷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有关。     

从豪放到贞静——论文化转型后的宋代闺阁女教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末五代是中国文化转型时期,宋代是近世的开始,文化转型在宋初已经完成。随着文化的转型,宋代闺阁教育也开始发生变化,到了宋末得以完成。前代的女书教育自产生以来的影响力不大,但到了宋代却产生相当的威力,宋代女子变得贞静,大异于唐代的豪放。后世女子严格地束缚于礼教,实自宋代开始。     

从“向死而思”到“向死而在”——文学与死亡的亲缘性关系论略

死亡母题的出现是早期人类对线性时间有了认识并意识到人必有一死的"向死而思"的产物,是死亡意识的感性显现。人类对死亡的表达经历着一个从早期神话之达观到一般诗文之悲观再到以悲为美的动态过程,人与自然的异质同构形成了人面对自然的黍离之悲。在观照自然与人生中,有些意象或隐喻积淀成死亡意象或死亡原型的代名词。在"向死而在"的艺术世界中,作家从两方面进行美学建构,一是构筑一个以死亡为核心元素的死亡意境,一是以死亡作为推进情节发展的原动力。经由写作的客体、主体、载体的不断结缘与互相渗透,文学与死亡的亲缘性关系在文学接受与文学创作中被不断记忆、不断强化。     

“叙资”与“带禄”：两晋南朝郡县守令的两种品位功能及其消长

“叙资”与“带禄”是附丽于中国古代行政职位之上的两种重要品位功能。西晋以降形成的重视内官的选官格局,导致郡县守令职位在官僚迁转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使得守令的“叙资”功能持续低落;东晋以降形成的财政、军事格局,则使得官员普遍为求取俸禄而出任郡县,朝廷为给官员发放俸禄而除授郡县,守令的“带禄”功能持续高涨。“叙资”与“带禄”的消长过程并非彼此孤立,守令“带禄”功能的高涨进一步触发了其本身“叙资”功能的低落,也使得原本出自军事考量的僚佐带督府下辖守令、在京官员遥带守令这两类制度现象,在南朝演变为官员“带禄”的重要方式。此外,发生在守令职位之上的品位功能消长,还影响了南朝十八班的官阶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