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之学是极为丰富的,包含着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以及“道心人心”说、“心统性情”说等内容。它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人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基础。朱子人心之学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借助于对心的深入思考和辩论,朱熹建构了独特的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等;二是人心类型论,朱熹对心的类型、形态进行不懈思考,和二程一起共同建构了人心道心说;三是人心功能论,朱熹对张载“心统性情”说做了创造性发展,从性体情用、情动心兼动静、理在人心等方面呈现了心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人心本质论、人心类型论和人心功能论三者构成了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朱子哲学中道心人心论与天理人欲论之内在逻辑关系探析

在朱子哲学中,"人心"指人的感觉与需求,"人心"之合乎性理的状态即为"道心"."人欲"的真实含义是"私欲","人心"不是"人欲"."人心"是"通孔","道心"或"天理"乃"人心"向上提升一层的结果,"人欲"乃"人心"向下坠落的结果."天理""人欲"就宽泛的意义而言是在"人心"的基础上分化的.     

传统儒家心论及其反思

心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心字的本义指心脏,它不仅主导生命,而且是人类行为的源头。作为源头的气质之心,兼有善恶两种气质,因此可善可恶而不可靠。理学家主张将相对的气质之心与绝对的天理相统一,人心变为道心。道心内含天理,道心指导下的人的生存因此成为合乎人性的生存,这便是真正的人类本质。心理合一的工夫是一种普遍性超越,它强调了普遍天理对人心的主宰地位。然而,传统儒家心论忽略了个体性超越,这也是传统儒学未来转向的重要向度。     

鲁迅书信中的祝颂词语释义

道安:(见鲁迅书信集上卷266页《致许寿裳》) “道安”者,非一般之问候语。在鲁迅的上千封书信中仅见用于致许寿裳和蔡元培、黎烈文等少数几个人。“道”为“道士”的简称,“道士”旧时泛称有道之士。春秋繁露中有“古之道士有言,将欲无陵,固守一德”的话。又“道山”犹言“儒林”“文苑”旧指文人聚集的地方。语出《后汉书·窦书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来山。再见“道心”发于义理之心,对人心而言。《章     

论世情小说教主冯梦龙的小说雅俗观——江南世情小说雅俗系列研究之一

雅与俗是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有着政治的、道德伦理的、文化的、文学的、艺术的等丰富内涵,雅俗不仅仅是衡量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文化与社会乃至人、事、物的重要标准。雅俗问题是冯梦龙“三言”研究的核心问题,雅就是道心、天理,俗就是人心、人欲。冯梦龙提倡“奏雅”与“适俗”并重,大力提高小说的地位,其“三言”的成功带动了世情小说持续的热潮,《型世言》、《石点头》、《豆棚闲话》,特别是《红楼梦》等一大批世情小说杰作相继问世,冯梦龙不愧为世情小说的伟大先驱与教主。     

茶山"性嗜好"人间观

茶山是韩国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他大胆地批判性理学的"性即理"思想,提出了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占重要地位的"性嗜好"概念.他认为人性是"心之嗜好",而且,这种"嗜好"分为"灵智嗜好"和"形体嗜好",所以,人性具有二重构造.人性的二重性又决定人类既具有追求"善"的可能性,也有实施"恶"的可能性;又意味着人既具有追寻"天理"的"道心",也具有追求"人欲"的"人心".更重要的是,茶山不仅没有否定"人欲"存在的价值,而且把"人欲"视为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源动力.由于"性嗜好"是人类所固有的属性,人类根据自己的"嗜好"来主导和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任.     

王船山理欲观及其哲学基础探析

<正> (一)天理即人欲 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家(特别是程朱一系理学家)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但程朱理学在此问题上的最基本的观点之一,是严分天理、人欲,把天理、人欲分为二截,倡“存天理、灭人欲”。此一观点受到陆王一系心学家的尖锐批评。陆王心学在此问题上强调合天理、人欲为一,主张天理即人欲。如果从理论思辨的角度说,天理、人欲问题至陆王心学已告一段落。但是,应该看到,陆王倡天理即人欲的理论基础是“心一元论”,把天理与人欲最终都统一到“心”之上。这种思想后来又遭到不少思想家的反对,其中,能够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对这种思想进行较深刻、系统的分析和批判的,当推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船山。     

理气之会转向理气之合——从朱子到船山的心统性情说

王船山心统性情说,发引心的人心道心两重性及其相互的关联,构建以两者相互作用来呈现性情的理论。他用“性体心用”的架构来阐述性的显明方式。虽然胡五峰以及朱子旧说都采用性体心用的思想结构,甚至朱子悟得新说之后,还曾在《知言疑义》里专门对胡五峰的性体心用进行过批判,然而船山“性体心用”,与胡五峰、朱子旧说不同,船山“性体心用”并非是已发之际对心的省察、存养,船山的“性体心用”充分伸张心思的面向,性在心之思的作用下以思之原则显现,该理路展现出“用中备体”的思想。     

研究“人心”,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复杂系统。我们把“人”自身作为研究对象和出发点,不断加以探索和研究,对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是有裨益的。 一 “人灵于万物,心主于百骸”。古人把人脑指为人心。人心,其实是指人的思想。世上万物,唯人有灵性,人体各部分,都受着大脑(人心)的主宰。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即是治理人心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务必谙熟人心。     

“以德治国”与“人心”文化理念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法”“德”并举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吸取,实现了困惑着中西方现代管理中“治身”与“治心”两方面的文化整合;充分肯定中国管理“人心”的作用,指出“人心”的人我互动具有很强的社会治理功能,并阐述“人心”理念的基本涵义、运作机制、感通法则、感应能力以及道德的作用和特征。传统文化“专利”的“人心”原理作为一种深刻的管理机制,越来越显示出其主体性的文化意义,既成为中国式管理,也成为现代人文管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     

关于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问辩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大问题 ,南宋朱熹是儒学中对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 ;人欲胜则天理灭” ,因而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要求人们“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1〕朱熹说 :“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 ,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2〕他还说 :“今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 ,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3〕可见他说的“天理” ,其要义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 ,这似乎是共识。但对朱熹“人欲”之说的解释似有歧义 ,尚须讨论。以往一般认为朱熹讲的“人欲”就是人的一切欲望 ,…     

善钧从众：道心与人心之间

“民心”政治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十六字心传”，关键是在“道心”和“人心”之间如何“允执厥中”。朱熹将其精髓阐述为满足人民“合理”的欲望。这一世俗理性的政治理念启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经过深度加工后又以马克思主义为中介输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独特的方式复兴了中国传统的“道心”和“人心”政治，并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在“先善后众”的原则下，努力在“合乎善”与“合乎众”之间进行审慎的平衡。     

关于儒家传统之宗教性的探讨

学界关于儒家传统之宗教性的探讨有两种视角,一基本上肯定儒家为宗教,另一侧重于阐述其宗教性。部分现代新儒家即对宗教性之说从哲学的角度做了分析,说明其与西方宗教的异同。尤其突出了“内在超越”的概念。相对于寻求“外在超越”的西方宗教,儒家更肯定人能通过自身因素与“天”达到协调合一的方式来圆成其超越境界。     

顾炎武人性论思想的建构逻辑及内核

顾炎武全面考察了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人性论的思想弊端,吸收了传统人性论思想和阳明后学中的一些积极观点,将人的物质性欲望纳入到礼制当中,赋予人欲以合理的位置,认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的“私意识”植根于人的本性,去“私”并不能成治,相反成治必须肯定人性之“私”.因此,他在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同时,也强调“行已有耻”,主张从客观实际出发,在社会生活中划出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     

中庸大義

宋朱熹中庸章句序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蠱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     

《世说新语》描容止以现神明论

神明一词最早大约出现于《庄子》。《庄子·天下》云“配神明 ,醇天地 ,育万物 ,和天下”,神明即天地造化的灵妙 ;《庄子·齐物论 )曰“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 ,谓之朝三”,神明即精神、精力、心神 ;《荀子·解蔽》云“心者 ,形之君 ,而神明之主也”,神明即精神、智慧。汉代杨雄认为心能测天地之神明 ,心又是人的“精明之主”,所以神明就是心。魏晋始提出以“神明”为最高人格理想 ,标志着魏晋时代的人格理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直接影响到人物品藻和文学艺术的创造。《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引魏晋古籍中与神明有关的概念有 3 0多种 ,诸如…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

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是历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下，有必要以新的视野和新的眼光重新对它们加以梳理和界定。历史认知是人的文化实践活动，而人的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其栖身的社会环境与生活形态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历史认知的多样性，“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历史研究中永恒的图景。但是，历史认知并非漫无边际的想象，它必须受制于历史实然，必须严格限制在史料允许的空间。因为，我们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者视历史为一种虚构的存在，一种文本，而是坚定地相信，过去曾经发生过并肯定发生过，并确信我们有可能在相对真实的意义上重建史实；正是由于相信历史实然是存在的，而非后现代理论所认为的历史书写只是一种文学想象，因此，我们追求基于史料基础上的“真实”,相信“历史遗迹”比“证词”更有效，“原始”证据比“二手”证据更有效，并致力于借助“原始第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的综合、比照和分析，重新获致历史的合理性解释。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在于“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因此，诠释是历史研究的灵魂。但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特点是“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十分容易陷入“历史辉格主义”,从“过去”中发现现在，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