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主神东皇太一性别考

《九歌》是沅湘地区的祭神曲。所祀十神,以东皇太一为至尊,故云:“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朱熹言:“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楚辞集注·九歌序》)说的大致合乎事实。根据上古时代沅湘流域民族(族类)的递嬗、融合和衍变,我曾指出,“《九歌》经历了百越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的演变三阶段”。①现在,我们打算对东皇太一的性别作出崭新的探索,了解以上情况是必要的。     

文学史论楚辞兴起因缘之回顾探讨

今日台湾常见之九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分析、探讨楚辞兴起之因缘时,有七种忽略了屈原对于“楚辞体”创造之重要地位,有一种对此论及之比重较少,只有王忠林等编写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对此论述得最为扼要、全面。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的相关成果,反恩文学史针对此一议题之处理,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楚辞名义问题,牵涉到作者采用的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其二为“南北之辨”,则是如何看待楚辞与南、北文化之间的渊源。     

近年楚辞研究新课题发展趋势

自７０年代未至今的２０余年中，《楚辞》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在２０世纪前７０年代中或少有触及或根本没有触及，因此，在楚辞学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这当然是楚辞研究深化和拓展的结果，也是学术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的表现。这些新课题是： （一）《楚辞》与文化 《楚辞》与文化是近２０年来《楚辞》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课题，这固然与近年来的“文化热”不无联系，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决定于《楚辞》本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文化的临界优势，是《楚辞》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然。回顾这段学术发展史，可以看出明显的逻辑层次，反映…     

屈原《涉江》四则别解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王逸《楚辞章句》云：“奇,异也．或日：奇服,好服也．”又云：“言已少好奇伟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朱熹《楚辞集注》云：“奇服,奇伟之服,以喻高洁之行．”陈本礼《屈辞精义》则云：“奇服,先王之法服,喻志行之不群．”诸家对“奇服”说法不一．愚以为“奇服”当指“长服”．这种服饰本是战国时代楚地流行的服装,为楚民族的特色,绝非屈原个人的爱好．理由有二,简述如下：第一、从考古发掘所得可以印证．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帛画尽管画面内容带有神话色彩,但人物的服饰是以当时楚人…     

九歌东皇太一篇题初探

《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一名,既叫“太一”,为什么又冠土“东皇”呢?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神呢?对此,过去注家和《楚辞》的研究者,大多遵守东汉王逸的注释。但是,王注是靠不住的。《九歌》原是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的人民祭祀诸神时所用的歌曲;《九歌》篇题中的诸神,乃是该地群众性的信仰。可是,王逸却将“东皇太一”篇题释作:“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这里,以为太一又是东帝、把太一与东帝混淆起来;同时,又以为太一的地位高居于五帝之上。既把东皇太一一名解释为汉人观念中有从属关系的两个神,又硬把它们统一在一起,无论如何解释不通。事实上,把太一组织在五帝之上、把五帝安排在太一之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楚辞》浪漫主义的两种风格及其影响

《楚辞》的浪漫主义,以《离骚》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奇美的想象”;以《招魂》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险怪的想象”。“奇美的想象”和“险怪的想象”是《楚辞》浪漫主义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因此有必要把这两种不同风格加以考察,找出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演化轨迹,以便更好地评价楚辞的贡献和影响。一在《楚辞》中,奇美的想象首先创造了屈原美的人格。屈原希望在楚国实现他的“美政”理想,最终使楚国统一中国。为此,他在服饰、行为、生活、环境、精神世界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奇美”二字,以培养自己实现“美政”所必须具备的“内美”、“修能”。比如:     

《楚辞》英译的隐美与秀美

《楚辞》之美在于重旨、复意之隐美以及独拔、卓绝之秀美的和谐统一。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的《楚辞》英译本在展示原文的隐秀天成方面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体现了“中和之美”的翻译观。译者们在深刻理解原文哲理情思以及深远意境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模糊化翻译和显化翻译再现隐美与秀美,其目的是在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的前提下,使《楚辞》以一种更加便于目的语读者接受的方式存在于异域文化语境中。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荷花《楚辞》原型意义探讨

荷花是《楚辞》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香草”意象之一。《楚辞》荷花的比兴意义,我们从功能上进行划分,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文人芳洁之志象征,一类是政治命运象征。荷花《楚辞》原型意义对后代影响深远,形成了一些常见的表现模式。     

“沧浪水”地理位置考

<正> 《渔父》里的“沧浪水”的地理位置,历代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西汉西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潘冢道济,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司马迁将“苍浪之水”理解为《尚书·禹贡》中所写的“沧浪之水”。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写道:“按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在今均州武当山东南,渔父触景起兴,则此篇为怀王时退居汉北所作可知。”“沧浪之水,初夏涨则浊,秋杪水落则清。”(原文见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七)     

从《天问》看共工、鲧、禹治水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楚辞作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艺术杰作,既产生在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土壤,就必然包含着当时中国文化的种种信息,我们可以借以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等;可借以上窥战国以前的历史与文化,也可以由之追溯后代一些文化现象产生之根源。我觉得,《天问》、《离骚》等楚辞作品中还有一些待解开的谜,待发掘的珍宝。本文想以对《天问》中有关鲧的文字的诠释,作为从文化角度研究楚辞的个案,作一些探索。古今学者的有关论著,尤其是近二十来年中出版的游国恩先生的《天问纂义》,闻一多先生的《天问疏证》,林庚先生的《天问…     

读《离骚》随笔四则

<正>一、说“离骚》秋菊之落英”《离骚》云:“朝钦木兰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落英”对“坠露”,本是极平常的意义,不成什么问题,所以王逸《楚辞章句》并不为“落”字作注。到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离骚》“求女”辨

屈原《离骚》有一段求宓妃、佚女、二姚的浪漫主义描述。对此“三求”,历来注家解释不一。王逸以为往求“天下贤人”,“与俱事君也”(见《楚辞章句》);赵南星以为是“托为远游,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见《离骚经订注》);贺宽以为“女以比郑袖”,“求女”即欲走郑袖之路,“转以达于其君”(见《坎骚》);朱熹、蒋骥则以为是“求贤君之意”(分见《楚辞集注》、《山带阁注楚辞》)。诸说纷纭如此,实有一辨之必要。怀王无贤内助,《离骚》“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屈原     

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例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分别作为汉代和宋代楚辞研究的成功之作,典型地体现了汉、宋思想文化加之于楚辞学的各种影响,以及由这些影响导致的汉、宋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转型:阐释目的由外向经世到内省治心的转变;文本注释由偏重训诂到阐发义理的转变;研究视角由经学原则到文学观照的转变。     

弥纶群言 自成体系——从《巫系文学论》看中日楚辞学界的文化交流

(一)日本国学院大学藤野岩友教授的《巫系文学论》是一部探讨《楚辞》文学源头的著作。在这部20多万字的篇章中,作者紧紧围绕着先秦巫祝文化对于屈赋及其它《楚辞》作者的影响,力图揭示《楚辞》的特色及其焕发异彩的文化根源。作者在本书《序言》中叙述了他要探讨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探索“《楚辞》本身”的文学起源。他说:     

《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

(一)《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总集之祖”。它对研究屈赋及屈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传统的说法,都认为《楚辞》是汉代刘向编纂的。达个说法,是《楚辞章句》的著者东汉王逸首先提出的。他在《楚辞章句》的叙中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自此以后,历代著录及《楚辞》传本,皆题为刘向所辑。清《四库全书提要》曾有下列一段总结性的叙述:“哀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     

考古释《招魂》

随着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日渐发展,尤其是楚国故地的多次大规模发掘,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实物史料,这为《楚辞》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下面谈一些体会,请《楚辞》爱好者指教。一,解故释词1.像设君室静闲安些朱子《楚辞集注》说:“盖楚俗人死,则设其形貌于室而祠之也。”近人多采此说,以为“像设君室”即设死者画像于旧居,是“为了使魂容易辨认”。有些考古工作者在汉墓中发现画有墓主人肖像的“铭旌”之后,认为这就是“像设君室”的“像”,此说无疑是受了朱注的影响。王夫之认为“像设者,以意想像而设言之”,他把《招魂》通篇除却首尾,均视之为“像设之辞”,此说于理虽通,但并未通解“像设”本谊。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像设君室静     

读《山海经校注》札记

袁珂先生新著《山海经校注》,考证简洁,资料翔实,议论良多趣味。如对《海内经》“太皞爱过”四字不轻易放过,引出天梯的议论,读来畅快。翻阅时亦偶有所获,札记如下,以求大雅教正。一、沐浴风俗源流“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乌。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大荒南经》) “舜之所浴”似乎不单纯如郭璞所说“言舜尝在此澡浴也”,而是一种宗教活动,此风俗在传说时代可能广泛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