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牧誓》、《顾命》看“王、玉”的辩证关系

《尚书》是记录上古帝王言行及礼制的著作,阅读文本可以发现其中出现频率很高的汉字有"王"和"玉",二者对应出现在各类仪式叙事中,显得既重要又密切。从人类学视角研究王和玉可以发现:在原始宗教信仰语境中,王和玉是神圣言说的主体,对汉语文学发生活动具有决定性、支配性的作用。在古代权力书写语境中,王和玉就像命运共同体,同时出现在仪式展演中,宣示了权力的完整性和权威性。二者辩证统一,角色上体现了人——神的对应关系,功能上体现了主生杀——掌神通的特征。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中国古代人文价值观中的天命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二者的结合阐释了中国古代文化大传统——玉传统在古史叙事中的重要地位。     

试论《野性的呼唤》中的“森林之王”原型

《野性的呼唤》是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的成名作,自发表以来便受到众多读者、学者的关注,但是鲜有学者从原型批评理论的角度予以研究。“森林之王”作为一个重要原型反反复复出现在巴克这一形象之中,因此笔者拟从费雷泽、荣格、弗菜等文学理论家的原型批评理论的角度,对《野性的呼唤》中的“森林之王”原型作以简析。     

析王鸣盛关于史书“书法”“义例”的主张

清代考据学家王鸣盛在其史著《十七史商榷》中，论及十九部正史的很多书法、义例上的问题。他提倡直笔，反对曲笔，对刻意仿效“春秋笔法”的做法极为反感。在史书编纂上，主张记述完整，事具首尾；前后有序，以类相从；义例划一，无需标异；详著一处，反对重出；贵得其实，不可泥古等。“足以载事实，明劝戒”是王鸣盛评说史书的“书法”、“义例”好坏的基本标尺。     

关于“西学东渐”研究的思考

在科学与各民族文化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冲撞和融合中,科学的文化本质最易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显现。因此,“西学东渐”是理解科学颇有特色的场域。西方科学的传入对中国文化有三个层次的影响:一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二是对儒学、道家文化等各个文化形态的影响;三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围绕这三个层次,文章作了有益的探讨。      

马克思关于“科学”的三个维度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论证了科学的三个维度:即反黑格尔辩证法的科学概念,关于科学本质的社会本体论,以及关于科学存在的知识社会学。     

关于“非遗”保护三个基本问题的话语分析

话语研究不仅关心人们如何言说,而且更为重视分析决定言说方式的深层动因。“非遗”保护既是一个社会各阶层权力角逐的场域,又是一个可通过不断协商达成共识的平台。人们对于“非遗”保护的认识人言言殊的根本原因在于参与“非遗”保护的社会各阶层各自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非遗”保护工作正是在争论中逐渐确立了自身的工作目标、指导原则、实施方案,体现了极强的话语建构性。“非遗”作为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隐形载体,活态传承性是其精髓与灵魂;“非遗”保护必须以人为本,只有让“非遗”与现实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和耦合,“非遗”保护才可能取得实效。     

水:有生命的实在——关于“水元素”的宗教与哲学二重含义简析

原始宗教与早期自然哲学皆将水视为有生命的实在。在人类文明开启的萌芽时期,信仰与理性皆将水视为自身的运作对象,这使得水在人类精神世界中具有了信仰与理性的双重色彩;自然神话将水视为生命之主宰;早期自然哲学将水视为生命本原;终极问题的回答始终离不开对水的解读。     

法国“二等贵族”概念的提出及其学术意义

20世纪7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康斯坦（Jean—MarieConstant）提出了“二等贵族”的新概念,指出在法国社会除王侯、公爵等大贵族外,还有许多处于省区乡村的中下层贵族,他们才是地方的真正领导者,对近代法国国家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二等贵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支持和赞同。“二等贵族”概念为法国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使以往被忽视的中下层贵族成为关注的热点,也为探讨中央王权与地方势力之间复杂的权力斗争理出了一条重要线索;同时,在贵族区域性研究的基础上,为学术界关于近代法国贵族的研究提供了分层探讨的模式,使之更为细化深入。     

关于事件化自指用法中“之”的特殊用法

本文指出了作为事件化的自指标志的结构助词之的两处很少被提及的使用环境:一是用于分句间,一是用于状谓间。其作用同用于主谓间一样,标志着在具体语境中,这种分句与分句的关系、状语与谓语的关系已是一个不能拆分的体词性语言单位,充当句子的一种成分(包括分句)。     

关于“氹”字的规范处理

“凼”与“氹”一直被视为异体字关系,根据“留一弃余”的异体字规范原则,我国学界普遍倾向留“凼”弃“氹”.文章认为应将“凼”与“氹”作为不同字种看待,并以三方面理由说明留“凼”弃“氹”不可取.     

“法先王”思想与周代的特殊关系考

“法先王”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极大,这与周代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其主要表现有：周代“神祖二元”的宗教观与祖先崇拜的空前强化;周代农业的强势主导地位与长期定居生活模式的促进作用;周代宗法制度的特殊影响;周代前期统治的成功以及周代巨大的历史影响力。     

柏拉图理想同的理念论解读

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哲学王”思想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以理念论作为哲学基础的。柏拉图认为,世界分离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即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真实的世界是在具体事物之外的存在,是人类理性才能把握的抽象的理念的世界。知识的获取过程是对理念世界的认知和接近,是灵魂对迷失的理念的“回忆”。最高的理念是“善”,它是宇宙万物的最高原理,只有在“善”的理念引导下的城邦才会具有正义的品质,而拥有这种最高智慧是哲学家的天性。“哲学王”是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理性治国的体现,是柏拉图政治思想中最核心和最有独创性的地方,是一种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作为本体论的理念世界中的理性国度。     

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

在经历了"天崩地解"的明清易代的清初,深刻影响和制约当时社会秩序重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为明朝孤臣孽子的明遗民.行为上,他们初则进行武装抗争以保"治统",继而进行文化抗争以保"道统";态度上,他们初则悲愤激切,继而徘徊、分化,终而妥协蜕变.但是,就整体而言,明遗民大多心怀"后王理想"和"恢复期待",至死不渝.武装抗清失败后,他们或者以"后王"为期待,潜心于著述;或者深信"中华无不复之日",蓄养以待.     

淮盐重要历史遗存——古海陵仓考

古代泰州淮南大盐场地处江海流域,两淮中部,滨江临海,700余里广袤的滩涂资源,又有得天独厚舟楫之利。公元前195年,吴王刘濞在此开山铸钱,煮海为盐,由扬州茱萸湾开运盐河东通海陵仓专事运盐。汉、唐、宋年间史籍、文学著作中经常出现“海陵仓“一词,对此史学界一直颇多争议。从多角度、多侧面、客观公正地分析当时当地的自然现象、历史背景,展示出这里两千多年前从海陵仓形成以来淮盐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远古时代“帝”义的变迁

"帝"字是原始时代男子形象在文字中的一种简化和抽象。帝的最古的意义不是天神,而是指对氏族群体的蕃衍作出贡献的父祖辈人物。历史上的一些帝得以流传下来,主要是因其领袖地位及其生存时代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帝的意义经历了一个从在世的父祖到祖先、到人王、到神灵意义的变迁。     

论楚王对世族政治军事权力的限制

楚王在春秋战国四五百年的时间中一直保持着对公卿的控制,这和＂大权旁落＂的中原诸侯国表现得极其不同,而这一点的实现与其立国之制和历代楚王的统治有很大关系。本文重在从楚王对世族政治军事权力的限制这一角度来研究楚国王权的实现。     

明思宗为何成为亡国之君

明思宗勤于政务,崇尚俭朴,即位之初即果断诛除魏忠贤阉党集团,颇得人们的赞誉。但他空有“中兴”之志,志大才疏,缺乏治国的能力,未能认识到明末社会危机的根源,找到挽救危局的办法,制定出长远的治国方略。而他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精神、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又导致其对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从而加速明王朝的灭亡,酿成了历史的悲剧。他最终便以有别于古来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亡的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定格于史册之中。     

“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历史考察

近几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与“中国哲学合法与否”的论争颇为热闹,论者机杼各出,时有高论妙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并不试图对这两个问题本身作出回答,而是打算从历史的纬度重点考察问题的由来,以及先贤为解决此问题所做的努力及其存在的困难。实际上,无论认定中国“有”哲学或者还是“没有”哲学,我们都无法不以西方作为一个参照系,这就是我们当下言说中国有没有“哲学”逃脱不了的“宿命”。     

佛经文献与古代小说“照影称王”母题

照水自见影思称王 ,是与“天书”母题切近的一个小母题。标榜自身神性 ,很可能采取了相关技术手段 ;水崇拜的信仰及照水的巫术思维及其仪式 ,也与其密切相关 ;同时还有谣言的传播机制。“照影称王”母题说明 ,谶纬文化改造了原始巫术思维的映影崇拜 ,将其与先兆迷信结合起来 ;小说中这类反正统的主人公命运总是乐极生悲 ,见出皇权的不可侵犯。母题在通俗小说中流播 ,显示了正统思想对于民间异端的干预 ,也体现了民间秘密宗教及其神秘崇拜在通俗小说中的活跃     

中国古代文学中死而复生故事的主题学分析

文章考察了死而复生文学母题的流变。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量的死而复生故事的出现,是因为古人对生死的朴素认识、鬼神观念、乐生恶死的心态以及宗教观念等多种因素。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相信鬼神,一些死而复生的故事不仅被志怪小说如《搜神记》记载,而且同时也被正史收录。六朝志怪和唐人小说中为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都有美好的结局,死而复生把婚恋悲剧变成喜剧。宋元时追求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结局悲惨,最终又再次死去,表现了小说受宋明理学的浸淫又向道学化的方向转变。晚明和清代也有一些话本、小说和戏剧写死而复生的故事,大多表现爱情受到现实阻碍之后的浪漫畅想。李汝珍《镜花缘》中无继国国民死而复生延续生命,表现出漠视功名的早期道家思想,在死而复生的母题中具有创新意义。